蒯因“去引号论”与真之减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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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因“去引号论”与真之减缩论

王洪光

作者简介：王洪光(1983-)，女，辽宁沈阳人，南京大学哲学系/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江苏 南京 210023

人大复印：《逻辑》2015 年 02 期

原发期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0151 期 第 25-31 页

关键词： 真理论/ 去引号论/ 减缩论/ 等值模式　　theories of truth/ disquotationalism/ deflationism/ equivalence schema/

摘要：蒯因的“去引号论”被戴维森作为与冗余论等相并列的一种真之减缩论加以批评。戴维森基于塔斯基对“真”所做的工作，认为所有沿着减缩论进路发展的真理论都没能把握“真”这个概念的实质。然而，尽管蒯因的去引号论的确与塔斯基的工作紧密相关，但是其比塔斯基的真之模式(TS)断言更多，而且其“真”概念具有经验性的内容。减缩论的核心应当是承认等值模式(ES)的基底性，而非仅承认等值模式自身。根据对减缩论的进一步考察与比较分析可以表明，蒯因的去引号论并不是一种减缩论。

为了论证“真”是并且应该是具有实质内容和哲学价值的概念，戴维森曾用一篇50页长文《真之结构与内容》[1]来讨论各种已有的以及他自己的真理论。他拒斥所有对“真”采用“减缩”(deflationary)态度的理论，包括莱姆塞的冗余论、霍维奇和菲尔德的减缩论等等，其中也包括蒯因的“去引号论”。然而，本文试图通过对减缩论的进一步考察与比较分析表明，把蒯因的去引号论归为一种减缩论，既不符合蒯因理论的实际，也有违蒯因提出去引号理论的初衷。换言之，蒯因的去引号论并不是一种减缩论。

1、戴维森对冗余论和去引号论的批评

戴维森在冗余论和持有去引号观点的减缩论之间做出了区分。根据冗余论的观点，表达一个真理即是将诸如“(……)是真的”(It is true that)或者“(……)是事实”(It is a fact that)这样的短语附加在一个语句后面。此类短语在逻辑上被当作类似于“双重否定”的真值函数连结词。对一个语句应用“(……)是真的”就等于对这个语句做了一个双重否定运算，它们的结果具有相同的真值。表1是相关的真值表。

冗余真连结词“T”可以通过双重使用经典否定“～”这个真值函数语句连结词来定义，即。

上述观点对一般的简单句(或者是对莱姆塞意义上的“命题”)似乎可用。但是，它在真之归属尚未指明的情形下会遭遇困难，例如：

(1)塔斯基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的。(Everything Tarski has said is true.)

此语句中的真值短语(truth phrase)“并不容易消除掉”[1]。戴维森提到了莱姆塞对这个难题的消解方案，但认为并不令人满意。

戴维森反对冗余论的要点在于：如若将真值短语分析为真值函数连结词，那么它不能直接用于(1)这样的语句之上。在(1)中，真值短语必须被当做真值谓词。根据塔斯基，真值谓词需要存在于与它所谓述的语句不同的语言层面中。然而，作为真值函数连结词，真值短语与其所附加的、作为函数主目的语句必定在同一个语言中。戴维森相信，一旦真值短语被解释为真值谓词，那么它的“冗余将远不及莱姆塞所宣称的那样明显”[1]。

沿着对冗余论的批评，戴维森接下来讨论了其他类型的减缩论，认为它们均持有“去引号”观点并且将真值短语看做一个谓词。他列举了去引号论者和减缩论者对塔斯基的真概念的评论，并将如下问题摆上桌面：塔斯基对“真”所做的工作对冗余论而言是否仅仅是一个技术上进展？有些人的回答(例如利兹、霍维奇、索姆斯[1])是肯定的：塔斯基的技术性工作实现了冗余论所未完成的目标，他应该被视作一个真之冗余论者或者去引号论者；继而在霍维奇和菲尔德所主张的意义上是一个减缩论者：真就是去引号，除此什么都不是。有人(例如菲尔德[1])对塔斯基应当被看做一个减缩论者的论断则没那么确定，只是认为他的成果可以“被去引号论者所利用”。

前文提到了戴维森拒绝真之冗余论的理由：对“真”的冗余论理解至多能应用于将真值短语做为真值函数语句连结词的少数情形。对“真”的如此使用在真值言述(truth-talk)中只起到了有限的作用。在真之归属不明的特别情况下，冗余论难以证成自身的合理性。戴维森对去引号论也持有反对意见，于是他的异议最终延伸到所有关于“真”的减缩论态度。

首先，戴维森声称塔斯基的“真”并非是严格地去引号的。即使像(1)中那样，“我们不能去除引号，因为没有引号可以去除”，塔斯基的定义也“已向我们表明如何去摆脱真值谓词”[1]，因为真值谓词已经通过“满足”这个语义概念被清晰地定义了。另一方面，仅仅去引号并不能从比如下面这个语句中消除“是真的”这个词：

(2)塔斯基说的第一句话是真的。(The first sentence spoken by Tarski is true.)

除非在塔斯基说话的语言中存在一个关于“真”的定义。

其次，戴维森认为“塔斯基的或者按照相同路线给出的关于‘真’的定义”均不能够把握到“真”这个概念。他声称并不存在唯一的塔斯基式的真，无论是真值谓词还是真概念，尽管塔斯基提供了在每一层面合适的语言中定义真值谓词的方法。我们得到了形如“S是真的L”的不同谓词，每个谓词适用于一个单独的语言。“没有这样一个能够在相容的语言中定义的单独的谓词”，戴维森写道，“在这些限制下，他(塔斯基)不能为‘真’这个概念给出一般性的定义”[1]。如果我们想要接受“存在着许多有关‘真’的概念，而对这些概念我们使用了同一个语词”的话，那么就不得不得出塔斯基的关于“真”的定义远未“触及关于‘真’的相当基本的东西”[1]。由此，按照戴维森的意思，与其说“真”这个概念应该是减缩的、而塔斯基的工作正好捕捉了这一想法，毋宁说“真”这个概念已经被塔斯基的定义减缩了。

第三，戴维森诉诸于塔斯基的原初意图及其对“真”所做的工作的辩护。他重申塔斯基的目的是“把握一个古老概念的实际意义”，因此非常不同意那些将T语句理解为重言式的评论。戴维森认为，塔斯基的关于“真”的定义可以被考虑为具有实质的内容，即它不是空的，也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如果我们将其形式系统解释为关于语言的经验理论，那么也没必要感到困惑。”

戴维森的结论是，在塔斯基所告诉我们的之外，必定存在更多关于“真”的东西。我们应该去揭示在对真值谓词的刻画中丢失的东西。然而，沿着去引号论这样的减缩论进路的理论似乎都没有资格成为有意义的真理论。

2、蒯因的去引号论

显而易见，在戴维森的在上述论证中，不但把蒯因的去引号理论作为一种真之减缩论加以批判，而且将去引号论当成了减缩论的一种判别标准，即主张去引号论就是主张减缩论。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是否符合蒯因本人所主张的去引号理论之实际。其实，蒯因对“真”的严肃考量与戴维森具有相似性。一方面，蒯因对“真”的原始思考在本质上是哲学的[2]10-12[3]39-81，尽管给出了对塔斯基关于“真”的形式化工作的说明[2]35-45[4]308-321；另一方面，蒯因的观点与塔斯基的工作相关，特别是与“真理模式”相关。不过，二者在哲学上也有不同。蒯因的偏好是将“真理模式”作为分析“真”的方法，而戴维森基于“真理模式”发展出了意义的真值条件理论。大概正因为此，蒯因作为一个“去引号论者”，被戴维森从“膨胀论”(inflationism)立场进行了彻底的批评。

我们知道，蒯因与戴维森关于塔斯基的真理论进行过不止一次面对面的交谈[4]308。我希望借助这里的文本，也使他们能与塔斯基共同享有一段彼此交谈的契机。然后我们能够发现，蒯因的去引号论比戴维森所认识和所反对的要“膨胀”得多。

当戴维森提到蒯因时，他首先将蒯因看做塔斯基的支持者和信徒，相信塔斯基是一个沿着莱姆塞的思路去描绘真之概念的人。戴维森写道：“许多哲学家，认为塔斯基的工作本质上是在理顺莱姆塞的洞见，比方说，蒯因……”[1]继而他引述道：“说‘布鲁特斯杀死了凯撒’这个陈述是真的……其实就是说布鲁特斯杀死了凯撒，他(蒯因)在脚注中让我们参见塔斯基对这种思想‘经典的发展’。”[1]

然而，戴维森的考量只不过为其错误地理解了塔斯基提供了证据。戴维森已经指出莱姆塞的冗余论对真值短语出现的所有情形的说明是相当有限的。然而，拒斥莱姆塞的理论应该主要是拒斥将真值短语解读为一个真值函数语句连结词。上述思想不但应该归于莱姆塞，按照塔斯基的说法[5]371还应该归于亚里士多德。如果蒯因被戴维森出于批评莱姆塞同样的理由而批评，那么他被冤枉了。

戴维森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才是有关“真”的恰当的说法，可能也是基于塔斯基的论述。塔斯基确实认为他自己关于“真”的定义“并不是给出一个指称了新潮概念的词的意义，相反，是为了把握一个古老概念的实际意义。”[5]341在将亚里士多德式的真之概念作为其讨论之基础以前，塔斯基就指出，在日常语言中“(是)真的”是一个相当多义的语词，我们在哲学文献中也曾见识了各种真之概念。显然，塔斯基并不反对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表达的关于“真”的直觉：

说是的东西不是，或者说不是的东西是，便是假的，然而说是的东西是，或者说不是的东西不是，便是真的。[5]343

令塔斯基担忧的是，“无论如何，以上所有形式的阐述都不能被当做一个令人满意的关于‘真’的定义”，因为“所有那些都会导致各种误解，它们没有一个足够精确和清晰。”[5]343当然，即使逻辑理论不是哲学中立的，塔斯基关于“真”的工作或许承诺了各种哲学特质，我们也不应忽视(形式的)理论与其(哲学的)应用之间明确的区分。在戴维森的上述引文里，蒯因只是重复了塔斯基式的“真”所表达的直觉。这个直觉也被亚里士多德、冗余论、符应论等所共有。没有证据表明蒯因承认莱姆塞对“真”的看法，尽管蒯因自己的确持有去引号论的观点。

在解读与分析如此多塔斯基以及“戴维森眼中的蒯因”之后，我们不得不回到“蒯因自己的蒯因”。蒯因关于“真”的著名口号是“真即是去引号”[3]80[6]213。他对“真”的说明首先是关于逻辑和语言的，自然地因为他是一个职业逻辑学家和受到语言分析倾向影响的哲学家。他这个口号容易与塔斯基的真理模式联想到一起。

从技术上看，蒯因的确承认塔斯基在形式化语言中对“真”的刻画；进一步说，他也同意真理模式表明了“(……)是真的”在如下语句中的使用：

(3)“雪是白的”是真的。(“Snow is white” is true.)

按照在亚里士多德对真的古老说明中所找到的直觉，断言(3)就等于断言

(4)雪是白的。

这是如何能够实现的？尽管蒯因猛烈地批评任何使用“带有离奇的空想事物的无根据的杂乱现实”[3]79的理论，比如他批评“事实”这个词，但是他暗示了“符应”的直觉，并且整理了如下线索：

我们被告知，“雪是白的”之真归于雪是白的这个事实。“雪是白的”这个真语句与雪是白的这个事实符应。语句“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是事实。[6]213

蒯因认为“(……)是事实”这个事实短语(fact phrase)“空洞并且可被放弃”[6]213，那么“雪是白的是事实”这个表达就归约为“雪是白的”。这样，通过事实进行的对“真”的说明就归结为如下等式：

(5)“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

这是塔斯基的真理模式

(TS)S是真的当且仅当p。

的一个实例。其中S是给定的语句p的名字，即“p”，可以被替换为任意语句及其相应的名字。从蒯因去引号论的观点看，把真归于一个语句，比如(3)，就像把白归于雪，就像(4)。也就是说，对(4)的真之归属就是断言与(4)相同。引号被取消了，并且真值谓词在等式中似乎坍缩了。

蒯因同样证明了真之去引号论不只用来解读塔斯基的工作。在《真与去引号》[4]308-321中，他研究了肖芬克尔的组合逻辑中的关于“真”的定义。在这个具有全部集合论强度的语言中，蒯因得到了“也许可以成为去引号的东西——并且在比塔斯基的真理模式所需要的语词更强的意义上”[4]309。他选择了一个与塔斯基不同的计划，因为对不考虑公理化的被解释的语言而言，所需要的仅是“关于‘真’的定义使得真理模式的实例都是真的”[4]309。蒯因也考虑了与替换性量词有关的关于“真”的定义。这表明蒯因的去引号论也适用于塔斯基的形式化语言之外的其他形式语言。

此外，蒯因的去引号论对于日常语言中含有真值短语的言谈也运作良好。他实际上讨论了去引号的各种可能的应用情形。当真值谓词应用于永恒句时，将真归于一个语句就等于说出这个语句本身。根据蒯因，一个永恒句的“真或者假，无论已知还是未知的，都是不变的”[3]79，例如说“‘苏格拉底是会死的’是真的”，就相当于说“苏格拉底是会死的”。这里的真值谓词正如冗余论所主张的那样是冗余的。蒯因注意到像“我头疼”这样的表达，它们包含了像“我”这样的索引词。它们的真值取决于由谁、在什么时候把它们说出来。甚至当语句中没有索引词时，例如“教皇将要造访波士顿”，同一个语句“可以在某些场合下真，而在另外场合下假”。词项的多义与含混“能够导致一个语句的真值部分地取决于说话者的意图”。然而，我们能够通过同义转换来固定这样一个语句的真值。也就是说，用“名称、地址，以及其他所需的识别性特征”[3]78来替换掉索引词，用特定的时间、地点等等去填补丢失的内容。这样我们能够得到这些语句稳定的真值，尽管这种操作也许不是彻底的同义转换的方式，并且对知道给定语句的真值也没有帮助。只要给定的语句的真值是稳定的，那么关于真的去引号解读就是可行的。

蒯因与大多数减缩论者都承认，在间接断言的情形下真值谓词是必要的。尽管在被归于语句时，真值谓词看似透明。前文曾提到戴维森用这样的案例作为反对冗余论和其他真之减缩论的理由。他认为去引号的计划在未指明真之归属的语境下必定失败。然而，蒯因却称这个难题虽然复杂却并非不可解决：

当进行逻辑分析时，这样的语境表明真值谓词并未被应用于引语，而是代词或者约束变元[3]80。

蒯因用来摆脱“概括难题”的方法叫做“语义上溯”：“通过提升到一个层级，其中存在的是用来概括语言学对象(即语句)的对象。”[3]81

此外，蒯因将对“真”的说明从逻辑和语言转向经验实在。蒯因虽然对真之符应论持有一种怀疑论，然而又对符应论的“某些基本的有效性”[3]80保持暧昧的态度。他没有想要拒绝符应论的直觉。其实在面对如下等式

(5)“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

时，他宣称：

将真归于这个语句就是将白归于雪；在这个例子中，这就是符应[3]80。

但是他拒绝全部已有的符应论，因为它们“含混又空洞”。那么真语句跟与实在符应的关系是什么呢？蒯因推断道：

如果逐字地去查找符应，那么我们发现自己为了获得符应而用捏造的抽象对象来弥补实在[5]213。

那么诉诸于“一整个语句与事实的符应”如何呢？蒯因自问自答：

这里我们有的是为一个空的教条而存在的捏造的东西。世界是充满事物的，它们彼此之间各种联系，但除此之外，事实是什么呢？它们是为了获得符应而从真语句中延伸出来的东西。[5]213

他宣称“……是事实”这个短语是空洞的，并且应该抛弃。也就是说

(6)p是事实。(It is a fact that p.)

能够(并且应该)被归约为p。这个过程使我们想起真之冗余论。蒯因在这里正在提出一个“关于事实的冗余论”。他对“事实”这个概念的拒斥恰好是他关心实在的结果。

在蒯因看来，真值谓词是语词(语言)和世界(经验实在)的中介。是真的东西(也就是说，真之归属的东西)是语句，“但语句之真在于世界如语句所说”[3]81。在另一处，他的说明似乎更加清楚：

……真应当取决于实在，而不是语言；语句是语言。……真应当取决于实在，并且它正是如此。只有实在使得它如此，否则没有语句是真的。正像塔斯基所教导我们的，语句“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真实的雪真正地是白的。[2]10

他将真之去引号论扩展到个体言谈的“世俗世界”，并推断诸如“我头疼”这样的言谈是真的，当且仅当说话者在说话时确实头疼。而且，在不同的语言中说出来也是如此，比如用德语：

(7)“Der Schnee ist weiss”是真的当且仅当真实的雪真正地是白的。

蒯因最终将真值谓词从一个表达性的语言装置转变成某个具有经验内容的东西。他写道：

……语言并不是要点……在谈到给定语句之真时……我们最好只说这个语句，这样谈论的就不是语言而是世界。[2]10-11

去引号这个动作跨越了语词和世界的界线。

不管怎样，蒯因的去引号论所说的的确比塔斯基告诉我们的要更多。借助以上的讨论，蒯因已经摆脱了戴维森的批评。然而这样一种分析可驱使我们发问：倘若如此，蒯因的去引号论是否仍旧是一种减缩论？

3、真之模式、去引号模式与等值模式

真之减缩论的常规解释是：真在日常断言，例如在

(5)“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

中所捕获的东西之外，不存在实质的本性。换句话说，断言“‘雪是白的’是真的”就是断言“雪是白的”。一般地说，根据减缩论，断言一个陈述是真的就是断言这个陈述本身。正是受塔斯基(TS)模式的启发，减缩论经常借助所谓“等值模式”(ES)来出现：

(ES)〈p〉是真的当且仅当p。

其中角括号代表一个名称形成装置，例如：引号或者诸如“……这个命题”之类的短语。“‘p’的出现可以被语句替换以获得等值模式的实例”[7]。如果一个给定语句的名字能够被一个单称词项所指称，那么〈p〉这个表达可以被“S”替代：

(ES’)S是真的当且仅当p。

它在形式上跟塔斯基的(TS)模式等同。我们可以由此宣布塔斯基的真理论承诺了减缩论吗？

考虑塔斯基的论述，他将(TS)看做“恰当的形式”，在其之下，“(是)真的”这个词项的用法和定义均从实质的观点来考量。塔斯基写道：

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意义上使用“(是)真的”这个词项，(T)这个形式的所有等值实例都可以被断言，而且如果所有这些实例都从它得出来，我们将称一个关于“真”的定义是“恰当的”[5]344。

也就是说，根据塔斯基，(TS)应当被所有合适的真理论所共享。这个模式其实已经被大多数(无论减缩论者还是非减缩论者的)真理论认为对真之概念十分重要，以致于辩护的负担取决于那些将要拒绝它们的人[8]2。

因此，若只是承认(ES)，减缩论者很难在自身与反对者们之间给出区分。如果在(TS)和(ES)间必须要有一个区分的话，我们可以有两个角度：其一是真之承担者。塔斯基将语句作为(TS)之实例的真之承担者。而不同的减缩论可以将不同的东西，如语句、命题、言述作为基本的真之承担者。其二是(在“当且仅当”之中的)等值。在(TS)中，双条件句经典地用实质蕴涵相连接。然而在(ES)中，对“当且仅当”中的蕴涵的解读存在着多种选择，例如实质蕴涵、分析蕴涵、必然蕴涵等[7]。

与塔斯基一样，蒯因选择了以语句作为真之承担者，以及将等值式中的蕴涵理解为实质蕴涵。但是如前文所揭示的，他在关于真的经验内容上比塔斯基解读出更多的东西。设想如下一个所谓的“去引号模式”

(DS)“p”是真的当且仅当p。

仅是字面上说明了“真即去引号”的意义，那么它在(TS)的前提下的确是“冗余的”。根据蒯因的看法，一个真值谓词连接着语词和世界。当言说一个语句之真时，“那只是间接的；我们最好只说出那个语句，这样就不是在谈论语言而是在谈论世界”[2]11。这里的“是真的”在语言与经验实在之间起了中介的作用。例如，“雪是白的”之真在于真实的雪真正地是白的。当然，引号被看做是一个语言装置，它可以产生名字，然后去引号这个动作可以被看做将之归于一个语句这个过程的逆转。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查看蒯因的(DS)，真必定触碰到世界中的实在，就像某些真实的东西真正地如何。

现在我们关于真之概念已经有了三种模式。“真之模式”(TS)被认为恰当地捕捉了关于真的经典直觉。任何真理论，无论减缩论还是非减缩论，都几乎不能拒绝它。蒯因的“去引号模式”(DS)在某种意义上来自于(TS)，但是它走得更远，走向了实在。按照蒯因的说法，真之概念必定具有经验性的内容，因为语句的成真条件恰是这个世界如此这般。减缩论的“等值模式”(ES)的重心在于带有真值短语的陈述与该陈述自身之间的互换。真之属性被减缩为仅仅被(ES)所捕获的某种东西，带有真值短语的陈述被认为是可以减缩的，也就是说，“‘(是)真的’是透明的”[3]82。这三个模式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但它们只有在各自的特殊语境下解释和应用才有意义。

4、蒯因去引号论不是一种真之减缩论

如果仅承认(ES)不足以定义减缩论的话，那么如何定义减缩论呢？

布拉德雷·阿莫-盖博和杰西·比尔提出，减缩论的核心应该是“(ES)实例的基底性”。[8]3然而，我不同意他们认为“(ES)的基底性”是对减缩论的核心的一个错误表达的观点，因为(ES)的每一个实例必定分有了(ES)的形式。我认为，可将“(ES)的基底性”作为对真之减缩论给出一种更为减缩的说明的基础。我称它为一种“更为减缩的说明”，正因为在精致的阐述后，真之减缩理论的数量将会减缩。

根据对减缩论的减缩说明，把(ES)及其实例当做基底意味着：对真的任何分析是不可能的，这完全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支撑(ES)。基底性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看[8]34：其一，在概念上是基底的。(ES)及其实例“并非从真之概念与可以借与定义真的、更‘基本’的概念间的定义性关系中得来”[8]3-4。不存在既可以定义真、又在(ES)及其实例中更基本的概念，否则就会有比(ES)更“深层”的逻辑事实以得出它们。其二，在说明上是基底的。首先，它与对(ES)及其实例的说明有关。概念上的基底性已经禁止了在(ES)中对真的定义性分析，然而说明上的基底性将宣称“对于真，没有非定义性的分析是可能的”，它的意思是说“关于双条件句之所以成立的原因，没有统一的说明”。其次，它与含有真值短语的言述的说明者有关。说明上的基底性意味着(ES)及其实例将是含有真值短语的言述之功能的仅有的说明者。如前所述，戴维森批评真之冗余论的关键理由之一，便是对“(是)真的”做真值函数连结词的分析并不能应用于当真之归属不被指明时的真值言述，那么这种类型的真理论不能说明为什么“(是)真的”或者这样的真值言述要存在，否则我们无法用其他语词来表达。在阿莫-盖博和比尔看来，以下是对减缩论的一种“标准的”看法：

真值谓词仅仅为了出于某种逻辑的或者表达性的需要而存在，而且为了与其所起的逻辑的或者表达性的作用一致，只有(ES)就够了[8]3。

他们认为这种看法“本末倒置”[8]3了。采用对真之减缩论做减缩说明的立场，一个减缩论者应该坚持认为(ES)既是概念上基底又是说明上基底的，并且“正因为基底的状态，真值言述才能发挥那些被等值模式所认可的作用”[8]4。此外，对减缩论的这样一种说明可以实际地区分减缩论和非减缩论。那些承认(ES)的真理论并不必然承认(ES)的基底性，例如塔斯基的理论[9]。

通过以上考察与分析，蒯因的去引号理论的性质已清晰易辨。它是否仍可以像戴维森所认为的那样，被当做一种减缩论呢？如前文所述，蒯因对“真”做出了一种去引号的说明。更具体地说，在真之归属被明确指定的情况下，对一个语句之真的断定与对此语句的断定具有相同的真值，也就是说，它们在外延上可以相互置换。这样，断言一个语句的真就是断言此语句，而且从前者到后者的变形可以被看做加引号这个动作的逆转，即“去引号”。到此为止，蒯因对“真”的去引号解读还不会被为减缩论者所拒绝，而且沿着塔斯基的思路，也不会被任何将(TS)的所有实例作为其真理论后承的理论家们所拒绝。

然而，使得蒯因去引号论不能成为一种减缩论的，是他的真之概念具有经验性内容。蒯因相信真值谓词在语言和经验实在之间起着一个中介的作用。为真的是语句，“但是其真在于世界如同语句所言述的那样”[3]81。因此，按照蒯因，世界的如此这般才是“双条件句之所以成立”的基底的解释者。在真之归属未被指明的情况下，蒯因引入了被其称之为“语义上溯”的策略，这是借由谈论语言来谈论世界的一个把戏，用来处理“概括难题”之类，用来说明真值谓词对于间接断言是如何必要的。但在给定(ES)及其实例的基底性的前提下，蒯因的说明援引了比真更多的东西。因此，蒯因本人的去引号论并不是一种真之减缩论。

参考文献：

[1]Davidson D.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ruth[J].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90(6):279-328.

[2]Quine W V O.Philosophy of Logic(Second Editi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3]Quine W V O.Pursuit of Truth(Revised Editi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4]Quine W V O.The Ways of Paradox and Other Essays(Revised,Enlarged Editi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5]Quine W V O.Quiddities:An Intermittently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M].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6]Stoljar D,Damnjanovic N.The Deflationary Theory of Truth[EB/OL].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ummer 2012 Edition),ed.Edward N.Zalta.URL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2/entries/truth-deflationary/〉.2012.

[7]Tarski A.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J].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44(4):341-376.

[8]Armour G B,Beall Jc.Deflationism:The Basics[C]//In Deflationary Truth,ed.Bradley Armour-Garb and Jc Beall.Chicago and La Salle:Open Court.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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