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领袖和画像想到的

法国著名启蒙运动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在英国时，最羡慕的是文人、艺术家的崇高地位。他说：“在英国，最鼓舞艺术的，就是艺术所受到的尊敬；首相的画像只挂在办公室的壁炉架上，但是我却在二十家住宅中都见到蒲伯先生（英国诗人）的画像。”

挂自己最尊重、最欣赏的人物的画像，是多数国家公民的通常作法。因此，德国哲学家康德只挂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卢梭的像，因为卢梭使康德懂得尊重“人”。过去的中国的文人，挂白居易、苏东坡画像的最多，自然也是因为文人对白居易、苏东坡的喜爱。当然，中国文革时期大挂领袖像有的是属于崇拜，但多数是政治需要。

《唯实》2011年第8-9期 刊登了张心阳的一篇文章，称：

一位从利比亚采访归来的女记者谈感受，她说，一个国家，个人的画像挂得越多，这个国家越危险。在利比亚，无处不悬挂着卡扎菲像，人们一集会就举着他的画像。

卡达菲爱搞个人崇拜，倒台前的黎波里处处有他的相片，他前年更豪掷3.9亿港元搞生日庆典,在全国差不多每个城市都有行宫，全部装修豪华富丽，每座有几十个房间，桑拿室、按摩浴池、泳池、球场和花园当然必备，还有防核地堡。革命军2011年春闯入他在贝达市的一座行宫，就赫然发现相当于逾千万港元的现钞和许多金块。传闻他在首都更有一座金山。他的子女也奢华，生日曾以约1,517万港元邀美国歌星Beyonce献唱助兴。

    在国际会议上，有人曾称他为“总统”，卡扎菲立即打断对方的话说：“我不是总统。如果我是总统，我就不得不面对４年一次的选举……”利比亚动乱发生后，对于要求他下台的言论，卡扎菲据理力争：“我没有任何职务，辞什么职！”

现如今，这个到处悬挂个人像的政权，已经消亡了。

个人挂像的多寡是一种执政理念、一种制度体制的外在标志。个人对于国家不谓不忠于，但视为空前绝后的重要，绝无仅有的重要，那么这个人就可能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地操控国家。于是整个社会也只能由他一个脑袋思维，其他所有人的脑袋必须停止转动。这显然不符合物理逻辑和社会发展逻辑，也迟早远离人民，甚至为人民所唾弃，最终导致政权崩溃。

不是说一个国家不能有领导人的挂像，但怎么挂有讲究。一是挂多少，出于对一个伟大人物的崇敬和纪念，在重要的纪念地或标志物上塑雕像或挂一幅巨像就够了。二是生前挂还是身后挂。一个生前就急于挂像的人，脑子里肯定没有摆脱封建专制意识，反之，生前未挂像而身后有人为他挂像的人，那才是真正的一世英雄。

历史证明，大凡生前以极其铺张的手法为自己挂像，大都不会挂得太久。大众的公民意识一旦觉醒，个人崇拜便成为笑柄，生前让人塑像的政治强人一旦失去强权的支持，便一切都归之于滑稽可笑。

即使是斯大林、齐奥塞斯库那样的强权人物搞个人崇拜，只要形势一变，立刻就真相大白。原先对他表忠心的人，都是真心崇拜，有的是迫于形势压力，不得而为之；有的则是利用他，为自己的升迁造势；有的是没有独立思考的随大流，别人都这样，我也不能例外。所以，生前为自己挂像的人，最终很难逃脱被人民抛弃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