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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桃花何处是源头?

    这幅画居然是出自一个九岁的孩子笔下,这个叫乔一凡的孩子似乎在说陶渊明:采菊,但不快乐。
    这一年,陶渊明年近四十岁。 
    这一回,陶渊明拿定了主意,他似乎已经不再疑惑了。 
    我相信陶渊明朔江而上从彭泽令辞官返回柴桑故里时,他的心情应与他的前半生一样,愉悦和惆怅是伴生的。或许除了他自己,谁也分不清哪种成份更多一些。 
    象这样离职返程对陶渊明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但这次却是最后一次。 
    当年做江州祭酒时,干了几年,觉得这样混下去很没意思,不如回家算了。于是,就回家了。那时,陶渊明还年轻,才二十七岁左右吧,也许他觉得后面还有着大把的光阴和更好的机遇。那次是他第一次出仕,也是他第一次辞仕。 
    差不多可以肯定的说,那个时候的陶渊明还没有幻想出桃花源的影子。即使是在随后的日子里,他还谢绝过出任什么主薄之类的邀请,大约那同样不是陶渊明的政治理想,无非还是些“五斗米”之列的活计。但那时的陶渊明并没动了隐居的念头,也许他只是对平庸的小吏生活产生了一些厌倦,也许他在等待着更好的未来,也许他坚信自己会有更好的未来。也就是说,这时候的陶渊明或许从感觉上体验着乡居的怡然,但他的眼睛还是看着外面的世界。 
    陶家也是个官宦世家。 
    曾祖父陶侃官至大司马,也算是东晋的开国元勋;祖父陶茂、父亲陶逸也曾做到太守。但遗憾的是那个时代只认出身门第,官大官小并不完全说明什么问题,陶家虽然有不错的官宦背景,但在潜规则里却依旧不能摆脱寒门的印记。所以,随着陶逸的早逝,陶家便很快沉寂了。 
    从小博览群书的陶渊明,“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也是“猛志逸四海”的。虽也“性本爱丘山”,但离将这种“爱”上升到一种隐逸的境界还远着的。 
    所以,天下有乱时,陶渊明又一次出山了,到江陵当起了觊觎东晋政权已久的实力派军阀桓玄的幕僚。这个选择应该说还是很有意思的。相比较而言,一个幕僚的位子更不起眼,生活上还比不上祭酒、主簿的安逸,但陶渊明却应征而去了。看来这时候的陶渊明还是耐不住寂寞的。 
    干了一段时间后,陶渊明再次辞职而去。这次辞职与第一次不同,陶渊明后来说是觉得“读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似乎有了归隐的意思,但客观上是他的母亲去世了,按规矩他必须离职“丁忧”至少三年。 
    未来总是不确定的。 
    如果没有这次“丁忧”,或许陶渊明的命都没了。在陶渊明为母守孝的三年里,时局动荡的令人眼花缭乱。首先是桓玄攻克了建康称帝,继而刘裕攻下了建康并一路追杀了桓玄,自封做了镇军将军,实际上执掌了国家大权。等到陶渊明“丁忧”期满返任,天下的主人即将换成刘裕了,陶渊明便又成了刘裕手下的一个参军。 
    这是陶渊明的第三次出仕。遗憾的是陶渊明在刘裕手下依然没有找到抱负的感觉,便跳槽到了另一个军阀的门下继续做参军。或许陶渊明根本就不是参军的料子,或许陶渊明觉得自己的包负前景太过渺茫,没多久,他自动要求去彭泽当个县令。 
    对这次转任,陶渊明自己解释说:“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归去来兮辞序》)意思是说,时局动荡未定,还是离家近点或者说离政治漩涡中心远点好,县令虽小,但国家给的公田足够出产酿酒的粮食了,就那样吧。 
    这时,陶渊明在几进几出中终于熄灭了一些东西,或者说在他的心中另一种东西开始蔓延了。 
    就一个人的内心来说,无论是熄灭还是蔓延,都不是象开或关那样简单。 
    经过了由出到归再出再归的陶渊明,他已经毫无悬念的看清了自己出仕的结局。当然,这是件比较痛苦的事,毕竟是自己的一种抱负彻底破灭了。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就这样过下去呢还是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呢?我觉得陶渊明选择彭泽令,是他在天平彻底倾斜之前,选择了一个缓冲。 
    是的,我愿意把陶渊明那不到百日的县令生涯理解为是他最后选择的一个缓冲地带。 
    陶渊明离职前的那句“岂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名言,如其说是对一种人或者一种势力的蔑视,不如说是他告别自己过去的一种宣言。因为,陶渊明以前并不是从未折过腰,他完全知道身处微末的境遇。从陶渊明的经历看,他就是想冒险寻求仕途上的某种突破,甚至可能还有对陶家历史的一种依赖。但现实总是与理想者过不去,现实不会去拿理想去衡量个人的,除非是那个时代真的认同了理想。 
    所以,在后来因火灾重创陶家吃饭问题之前,那些“五斗米”的待遇在陶家并不真的算什么,因而不如归去。这也许是陶渊明选择的基本物质条件。 
    这样来理解陶渊明并没有贬损他的意思。 
    恰恰相反,我倒认为敢于告别自己过去的人,才是真实而可敬的。从现存的历史资料看,陶渊明绝不会想到自己的个人举动会影响着太多人的心理。陶渊明只是对自己负责,他的选择在他的时代是有去无回的。 
    其实在陶渊明作出辞官归去的决定时,那个时代并没有给他多高的评价。在陶渊明死后六十年,沈约才在《宋书》中把陶渊明列入了《隐逸传》。而在更遥远的宋、清两代才出现了“陶诗热”。我曾看到一些文字,将陶渊明的隐逸归结到他从小就开始了,或者把他的最后选择说成是道家思想战胜了儒家思想。也许都没错吧,读懂一个人本来就是很难的,何况是去读象陶渊明这样已经成为一个标志的人。 
    但我还想说的是,归隐后的陶渊明并不就是快乐着的。他一面写着南山采菊话桑麻的田园风光,一面发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的感慨,这种矛盾的心态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甚至差不多是终其一生。他确实一直在努力寻找着大家都愿意看到的那种隐逸的快乐,陶渊明找到了,那就是他的桃花源。不过,陶渊明找到的桃花源归根到底只不过还是他内心的一种希望而已。 
    希望当然不仅不是现实,希望更可能就是一种幻想。 
    陶渊明的可敬之处,或许正在于他将他的后半生投进了这个幻想,尽管他一直矛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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