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历史倒车的动乱
二、如果没有隋炀帝
如果没有隋炀帝,隋祚无疑会延长,不至于这么快就轰然倒塌。也许有机会提前发展出一个盛世,就如后来的唐一样。不过,没有隋炀帝,就能避免有朝一日的这种动乱和破坏么?
历数中国历史上的400来个皇帝,明君能数出几个?差不多几个巴掌即可覆盖。明君稀缺至少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当皇帝是份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不仅需要培训,也需要天份和主观意愿,不是光靠生就能生出合适的人来,选拔范围太窄不利于合适人才的产生。明君不多,昏君暴君弱智君却不少,一顿饭的时间都说不完。一个个不是隋炀帝胜似隋炀帝,没逼出大规模动乱只是因为时候未到而已。
赶上明君又能怎样呢?唐太宗,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明君之一,但“明”只体现在他执政的前十几年而已,后期就开始“渐恶直言”,刚愎自用。贞观十九年(645年),大臣们批评他“游猎太频”,他反唇相讥,“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朕游猎仅在后宛,不烦百姓,有什么不可!”贞观十一年(637年)在洛阳建飞山宫,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建玉华宫,号称要“务令节约”,结果却“费资巨以亿计”。贞观十九年(645年)征高丽失败,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不顾大臣反对再征,并在二十一年(647年)下诏大造海船。当年九月就逼反了雅、邛、眉三州少数民族,有些州弄得民众“卖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还征了一次龟兹。这些行径和隋炀帝又有多大差别呢?唐玄宗,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开元天宝盛世。可就是他,在晚年纵容权臣破坏法律,专权妄为,自己也将自己订下的种种制度视如粪土。不仅导致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害死了全国2/3的人口,还给整个大唐埋下了“有权即可肆意妄为、制度只对普通人管用”的种子,整个唐后期,都在这个泥淖中不断沉陷。以至于到唐晚期的近百年中,虽然没有亡国,但社会规则已经被彻底破坏,法律无人尊重,从上到下腐败透顶,社会彻底溃烂。
昏君暴君不可靠,为什么明君也不可靠?讲个武则天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武则天宠爱的大臣狄仁杰被酷吏来俊臣陷害,酷刑下已经承认自己谋反,险些就要冤死。他趁家人给他换衣服之际用蝌蚪文将冤情传递出去,儿子诉到武则天那里,才终于被救。他向武则天讲述这其中的恐怖,武则天悚然叹道:“我被蒙蔽了,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不是扯吗?来俊臣是武则天亲自提拔,专门用来替她除掉自己不喜欢的人的。他用的方法是“罗织罪名”,就是栽赃陷害,武是了解他的这一特长才破格提拔他并赋予他强大权力的。现在说不知道,难道来俊臣当初替她除掉的那些大臣,她真的认为他们犯下了被指控的那些罪?如果说有什么“不知道”,她只是没想到她的这台诬陷机器在执行她的指令之外,还会有自发行为,可以捎带手为私利干些计划外的诬陷工作而已。
武则天怎么会不知道来俊臣在干些什么?不仅她早就心知肚明来俊臣是怎么干活的,而且还有很多人向她禀告过来俊臣的违法,但她说:“我不忍处理他,他对朝廷有功。”有什么功呢?无非是他能“按需执法”,满足她的旨意罢了。一批如来俊臣这样的爪牙在她——这个最高权力者的允许和保护下践踏法律,对他人来说是高压线的东西在她这里是弹力绳,想放到哪儿就放到哪儿,这是多么好用又多么方便的工具!
换你在那个位置上,当你想干什么事情时有人阻挡你,而你有权力把他拨开的时候,你会忍得住不去拨开么?你会忍得住不使用你这强大的权力么?尤其是,当你认为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无比正确、无比利他的时候,你会不行使这权力么?身怀利器,杀心自起,被赋予了无限权力的人,不滥用简直都对不起自己的位置。
明君都可能为了“无比正确”的事情去滥用权力,更何况昏君暴君?再说,明君还有任性的时候呢。唐玄宗晚年让人动用国库供他私用;唐太宗晚年公然下令太子可任取国库的东西,一名大臣以“违法”相阻拦竟差点被太子家奴打死。他们自己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和规则,等于向全国臣民宣告法律可以为权力弯曲。
这种宣告很明确,所以人人都迅速领会。来俊臣被赋予为武则天诬陷他人的权力,那么为自己诬陷一次有什么难呢?杨国忠(唐玄宗晚期的宰相)为唐玄宗任取国库财物,同时为自己取一点不是太正常了么?既然取国库的东西不算什么,那么抓壮丁去打仗,按自己的需要卖官……也都不算什么了。权力的强度换算为违法的烈度,于是人人都争取更大权力,以使自己可以更多、更大地“合法”地违法;而权力既然有如此大的好处,官员们也就不择手段地去追求权力了。
贪官污吏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是它下的蛋,是它养的痈。是当权者本身造就了不守法的官吏去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既然造就出来了,人家捎带手替自己违法,你还管得了么?到最后贪官污吏形成一套自己的运作规则,连皇帝本人也制衡不了。清末军队人人贪污,军力大为减弱,皇帝头疼不堪。为解决此问题,道光皇帝和林则徐等大臣曾雇用一批特务安插到军队中间,意图查出贪污情况。没想到这些特务后来自己也贪污,他们的特务身份成了他们索贿的利器。
三、“不稳定因素”始终都在
王世充这样的人能被防备么?每一个有“追求”的官吏,都可能成为王世充。他们进入这个体制是因为了解权力能带来的好处,进入之后就会遵循体制中潜在的规则,去为自己谋求更大的权力。官僚体制之所以能吸引人,一个原因是提供给人建设国家、改造社会的力量,另一个原因当然是能带来利益。而当权力的大小可以换算成违法的烈度,也就是等于滥用它为自己谋福利的强度时,追求更高的权力就成了一件抢手的买卖。这种情况下,为个人私利而追求权力的人,其主观能动性必然高于为公利去追求的人。他们可以为此做更大的投入,而投入越大,得到更高权力后回收得就越多。久而久之,权力必然都会被追求私利的人把持。王世充的出现,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会是占多数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段位的不同而已。
当权力等同于利益,那么夺取天下也就是为了最大的利益。历朝历代没有几个开国者仅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去争天下的。刘邦也好,李渊也好,朱元璋也好,他们争来天下的目的是为了仙福永享,子孙万代,世受皇恩,顺带着家里的鸡犬也都升天。当鸡犬被当做神仙供奉时,它们得有多清醒的头脑,才能知道自己不过只是普通鸡犬啊。由此可见,宇文化及之流,也是必然出现的。
谁都知道权力的好处,谁都想拥有最大的权力,而最大权力一直被皇帝垄断。当皇权开始失去控制力,就像一只猛兽减弱了战斗力,此时秃鹫、鬣狗当然会围拢周围虎视眈眈。薛举、梁师都等人的出现,那也是一定的。
法律规则不行,权力就成了唯一做主的东西,大官凌驾于小官,小官凌驾于平民。每一个上级都享有对下级的无限权力,因为规则由他定,对错由他说。平民成了最无话语权的人,只有遵守规则的份儿——无论是多么不合理的规则,却一点提要求的权利都没有。于是,平民也就成了最不用在意的部分,他们没有声音,即使他们发了声音也没人听。这也是隋炀帝很长时间对农民起义不屑一顾的原因。只有一种情况下平民们的声音会被重视:那就是当他们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甚至开始体现出一定的破坏力,而被权力者认为可能会影响甚至颠覆自己的权力时。
于是人民的“聚众”就成了一种常见的现象,甚至当自己的要求并不合理的时候,只要能找到足够的人聚在一起,也能让官府满足自己。把事情闹大造成围观也能起到“聚众”的效果,便也成了人民喜闻乐见的反抗方式。法律天天为权力弯曲,而“聚众”,是唯一让法律为无权者弯曲的机会。当人数众多的时候,他们不仅得到了勇气和力量,也得到了权力。既然权力一直以来就是换违法权的东西,那么当民众靠人数获得权力时,他们要求法律之外的东西、要求不该得到的东西时,也没什么可惊诧的了。
官府害怕“暴民”,讨厌“暴民”,殊不知暴民也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和贪官污吏、官场斗争一样,是这个体制的产品。
四、人人都可能是造反者
臣下不安全,皇帝就安全了么?人人自危的社会中,人人都是潜在的反抗者;人人都知道权力好的社会中,人人都是权力的觊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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