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 工业文化：概念、演化与工具（下）

摘要：工业文化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在英文与中文里，工业文化一词原本只是由“工业（的）”和“文化”组成的一个缺乏特定含义的搭配。2014 年以后，随着中国学者自发构想相关理论，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设立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在中文语境里，工业文化已经成为一个专门术语。然而，由于政策实践先行于理论探究，工业文化的实际内涵仍然有待深入分析。从文化作为价值观的含义出发，结合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传统，工业文化一词比工业文明一词更适合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用来指称历史上出现过的鼓励与支持工业发展的社会观念与思想氛围，其背后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发展或不发展与文化氛围存在着相关性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经济史上思想与产业交互作用的演化机制的一种体现。在当前形势下，工业文化的理论研究能够与政策实践相得益彰，但只有坚持足够的学术独立性，工业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受到广泛认可的理论，并与实践活动形成良性的协同演化，而这意味着大量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尚有待展开。

关键词：工业文化；工业史；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政策

三、制度与演化：思想与产业的交互作用

工业文化是一个新兴的概念，但是，在经济研究中考虑文化变量并非很新的观念，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在经济学历史上颇为古老的思想。人们通常会以亚当·斯密既撰写了《国富论》又撰写了《道德情操论》为例，来说明早期的经济学家是重视道德伦理等文化因素的。当然，经济学在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势必要突出经济因素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文化等非经济变量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不占重要地位。麦克洛斯基（McCloskey）即认为，亚当·斯密之后的经济学是去道德化的（de-moralized）。不过，麦克洛斯基作为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思想史存在着选择性认知的偏见。至少，直到20 世纪初，当去道德化的新古典经济学横扫英国和法国时，德国的历史学派经济学与美国的制度主义经济学都对其进行了抵制和批判。制度主义经济学自起源以来，文化就是其关键概念之一。马克斯·韦伯则为德国历史学派的一员，而他那著名的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断，是一个经典的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命题。

这里要强调的是相关性而非因果性，是因为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过于复杂，且缺乏实证检验的手段，很难得出简单的因果结论。经济史学家龙多·卡梅伦（Rondo Cameron）与拉里·尼尔（LarryNeal）在解释世界经济史时，建构了模型 Y=f（P，R，T，X），其中 Y 代表国民经济收入或产出，P、R、T 和 X 分别代表人口、资源、技术和社会制度，其含义为经济发展系由人口、资源、技术和社会制度决定的。但他们坦率地承认：“社会制度、技术、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完全无法预见的。”于是，他们不得不采取一种更为具体的历史解释方式，回避了使用单一因素的一致性理论。然而，卡梅伦与尼尔的严谨是值得称许的。在他们的模型中，社会制度实际上蕴藏了文化。毕竟，从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开始，经济学家界定的制度就包含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性学者诺斯（North）在晚年则直接将文化视为影响经济变迁的最重要的制度，称“文化是由行为规范、价值观和思想的代际传递形成的”，其最明显的重要性在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制度，进而影响到经济演化。实际上，诺斯的思想已经超越文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指向两者间的因果性了。不管怎么说，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制度与演化这一经济学的重要主题。

自然、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只存在于现代，这种关系表现为古已有之的思想与产业的交互作用。从理论上说，在特定时空中的社会人群面临着选择多种产业活动的可能性，但资源的稀缺性对于产业活动的选择范围产生了约束，迫使该社会人群将大量资源重点投入特定产业中。对特定产业的选择可能基于各种原因，包括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外部政治环境、社会习惯偏好或纯粹的偶然性因素，而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做出选择的前提与基础都是行为主体头脑中的思想。当人们基于某种思想选择了特定产业之后，为了维持该产业，会持续性地投入资源，由此强化了思想认知上的偏好与倾向性，而思想上的偏好又会强化实践活动中的偏好。久而久之，该社会人群的思想认知与产业活动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结构，这种结构会以社会习惯的形式长期存在，创造出一种具有依赖性的演化路径。在这条演化路径上，思想与产业持续性地交互作用，不断强化既有模式。

以上所述提供了一个关于产业演化的叙述性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思想与产业之间出现了相互强化的协同演化。该模型之所以是演化性的，是因为时间的累积在该模型中至为关键。只有通过时间的累积，才能使思想与产业的交互作用固化为特定的模式，成为某种社会习惯。在缺乏足够时间累积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会更容易改变，对产业的选择也会改变。在该模型中，文化既体现为驱使人们做出产业选择的思想，又体现为形成依赖性路径之后的社会习惯。事实上，文化本身是一种特殊种类的行为规则，而一个规则要被称为文化，必须以一种既定的方式反复地出现于一个特定社会的大多数成员的行为中。反复出现的行为规则会累积为社会习惯。表1 是对思想与产业交互作用演化机制的示意。

表 1 思想与产业的协同演化

 一些产业集群的发展历史可以验证上述模型。然而，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或许更适合在此处作为一个例证。尽管重农思想尤其是重本抑末思想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内生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种思想在诞生之初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要之，以“农战”和“耕战”为表现形式的重农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竞争形势下的产物，并直接服务于列国竞争。托名管仲的典籍《管子》曰：“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 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 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舍本事而事末作， 则田荒而国贫矣。”“末作奇巧”指的是工商业。《管子》的思路是，政府压制工商业的发展，更多的资源就会流向农业，而农业生产的粮食能够供养军队，军队足够强大才能赢取兼并战争的胜利，兼并战争的胜利会带来更多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土地资源，形成良性循环。相近的观点，在《商君书》中也有体现，所谓“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因此，列国竞争的需求使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战略性产业，诱发了重农思想，而重农思想为资源集中于农业提供了理论支持。随着奉行重农战略的秦国取得了兼并战争的成功，重农思想的合理性得到了确证，又强化了这种思想，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影响中国数千年之久的文化。到了清代，雍正皇帝仍称：“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故欲中外臣民黜奢贱末，专力于本，人人自厚其生，自正其德，则天下共享太平之乐矣。”雍正所言正是《管子》的核心主张，思想上的路径依赖由此可见。甚至可以说，重农思想在时间累积中，使农业被神圣化或道德化了，这固然有违于经济理性，但也使资源流向农业部门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巩固着两千余年农业社会的经济根基。

然而，思想并不总能紧随现实变动的脚步，当思想变为文化以后，尤其如此。路径依赖意味着起始思想被合理化甚至被神圣化，但也意味着对新思想会产生排斥。要改变习惯和传统是非常困难的。社会学的文化堕距（culture lag）理论指出，在社会的文化系统中，技术的进步一般很快，物质文化比如物品的新要素的出现，要快于非物质文化比如观念所能赶上的速度。这表明，当物质世界的技术与产业有了新的发展之后，精神世界的思想与观念却可能仍会维护旧的产业传统，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阻碍新产业的发展。前引雍正的那段话，即明显体现了这一点。而事实上，不仅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不利于工业革命的产生，即使在19 世纪初的英国，新兴的工业也遭遇到了社会文化层面的排斥与抵制。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格申克龙说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种精神状态的更新”。换言之，工业革命的启动与维持有赖于新的思想与新的产业交互作用。这种新的交互作用模式也就是前文中所界定的工业文化。

因此，从制度与演化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大转型过程中，工业革命或现代经济增长的启动，必须与被称之为工业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体系的兴起相互促进。工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思想，其最大的功能在于打破阻碍新兴工业发展的社会观念层面的阻力，协助资源要素流入新的产业部门并累积为新的惯例，从而使新的产业及其附属的社会生活方式成为稳定的结构。而只有当相对稳定的结构形成时，社会转型才能够被视为成功。至于这种工业文化是在传统社会中自行酝酿产生，还是由外部输入，又或者这种文化是先于某地的现代工业而出现，还是在某地的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形成，则因具体时空环境而不同，体现为一个又一个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案例。

如果将工业文化界定为与工业发展相匹配的社会价值观体系，就会发现这种价值观体系本身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整体来说，在历史与现实中均存在着支持与反对工业发展的社会观念，因此，工业文化首先应当指一种支持工业发展与工业化的集体心态。如果说文化的核心是社会人群对于意义的价值判断，那么， 要不要发展工业恰是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之所以被归结为文化，是因为文化不完全符合经济理性甚至经济利益。例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印度教对于母牛的崇拜就并非理性选择，这一崇拜使印度的大量牲口缺乏生产效用，但印度人依旧笃信不疑。同理，发展工业或不发展工业的态度，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也不完全是基于理性计算的判断。而在这种整体性的工业文化之下，还可以发现若干与工业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价值观，诸如被现代工厂规训出的时间观念、劳动观念与纪律观念等。很显然，英国工业革命初期手工业工匠对机器和工厂的排斥，就包含某些观念因素，而这种排斥还会一再显现于初次接触现代工业的地区。然而，工业发展在微观层面上，最终也会带来相应的观念变化，这正是科卡通过研究西门子公司的历史揭示过的现象。总之，工业文化是一个能够反映人类经济的制度与演化的概念，但就如同文化一词本身的复杂性一样，工业文化也存在着多层次的内涵，是一个具有多种义项的词语。

四、双重价值：产业政策与研究工具

工业文化是人们在头脑中构建的一个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既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如果将工业文化理解为一种支持工业发展的社会价值观体系，则这个概念是可以在历史与现实中找到对应的存在之物的，并能够与学术史上的若干研究传统联系起来。不过，由于政府的介入，工业文化这个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构想了，客观地说，理论研究甚至已经滞后于政策话语的传播了。在这种形势下，探讨工业文化这个新概念的价值，必须首先分析它在实践层面的意义。

在具有纲领性的《意见》中，对工业文化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定义，只是指出：“工业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形成的、渗透到工业发展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对推动工业由大变强具有基础性、长期性、关键性的影响。”诚然，将工业文化视为三种文化的总和也不失为一种界定，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不过，作为一份政策文件，《意见》没有必要在学理上严格定义工业文化，重要的是《意见》包含的内容对工业文化具有诠释作用。

《意见》在提及工业文化的战略意义时，主要指的是“工业精神”，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以举例的方式对工业精神进行了诠释，认为“我国在推进工业化的探索实践中，孕育了‘大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工业文化典型，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爱国敬业等中国特色的工业精神”。第二层意思强调了缺乏工业文化的负面影响，而其所指认的工业文化为“创新”“专注”“诚信”与“实业精神”，实际上还是可以归结为工业精神。第三层意思则从逻辑的角度揭示了工业文化对于工业发展的作用，即“工业文化在工业化进程中衍生、积淀和升华，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社会行为及价值取向，是工业进步最直接、最根本的思想源泉，是制造强国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打造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这就是把工业文化视作一种社会价值观体系，也侧重于精神领域。因此，不难理解的是，《意见》将“发扬中国工业精神”作为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

从前文可知，如果将工业文化界定为一种社会价值观体系，在历史与现实中是能够找到对应的存在之物的。因此，《意见》将价值观层面的“工业精神”置于其所认定的工业文化诸多内容之首位，既不存在生造概念之嫌，又贴合文化一词的重要含义。而从政策的角度说，工业文化在塑造支持工业发展的社会氛围方面的功能，即所谓“工业精神”的发扬，也应该是工业文化最主要的作用。

更为具体地说，《意见》将“发扬中国工业精神”细化为“弘扬工匠精神”“践行创新精神”“倡导诚信精神”与“培育企业家精神”。这里存在着若干理论问题需要解决。首要的问题即在于如何界定“工匠精神” 这一新概念。事实上，“工匠精神”一词在当代中国的流行也是一个较为晚近的现象，其概念流变背后的官、商、学关系错综复杂，除了理想的情怀外兼及现实的生意。在中国传统文学与艺术的主流观念中，“匠气”毋庸置疑是一个负面的否定性评价。而当下中国社会语境中的“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正面的价值观， 又与中国人对德国、日本制造业的某种想象密不可分。因此，与工业文化一样，已经变为某种社会实际存在之物的工匠精神在学术层面是否真的能够确立，尚待真正深入的理论研究。其次，“企业家精神”一词在中国社会早已成为日常用语，但对于企业家精神的界定，学术界与大众认知显然存在着鸿沟。实际上，对于最早提倡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来说，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创新。因此，《意见》中将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精神”并列，从经济学理论上说是不严密的。最后，尽管《意见》列举的四种精神确实有益于工业发展，但这些精神是否仅为工业文化所独有，又或者这些精神在工业文化中与在“商业文化”或其他文化中有何差异，也是理论研究必须分析清楚的。否则，工业文化作为一个概念仅能成为一种流行用语，不能进入学术理论的领域。以研究工业革命闻名于世的经济史学家阿什顿（Ashton）尝言：“我觉得，强调资本主义精神的危害最大。因为它是一个仅仅涉及某种精神状态或情感态度的词，于是，它似乎成了某种跟具体的人没有关系的、超人的力量。影响社会之发展变化的，不再是现实中的男男女女所进行的选择，而是抽象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精神。熊彼特大谈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了理性’……这些话应该算哪门子学问，我真不知道，但它们肯定不属于经济史。它把一种新的神秘主义引入到对简单明了的历史事实的描述。”对社会心态多有强调的格申克龙也警惕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因为唯心主义的思想意识决定论而陷入“形而上学的深渊”。这表明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精神”因素须极为谨慎。而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最终能被学术界较为普遍地接受，离不开学者在理论研究上的辛勤耕耘，各种“工业精神”乃至工业文化要取得同样的认可，当亦如是。

不过，站在实践领域看，《意见》对于“工业精神”的提倡可谓“对症下药”。除了“发扬中国工业精神”外，《意见》提出的“夯实工业文化发展基础”也涉及理论研究工作，而“发展工业文化产业”则真正进入经济活动领域中了。在“发展工业文化产业”这一任务中，具体的内容包括：①推动工业设计创新发展；②促进工艺美术特色化和品牌化发展；③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④大力发展工业旅游；⑤支持工业文化新业态发展。不难理解的是，工业设计、工艺美术、工业遗产与工业旅游等产业，在工业领域内与大众通常所理解的文化最为贴近，主管部门将其统合为工业文化是有着充分理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工业文化产业”最为直接地体现了工业文化这个概念作为产业政策工具的价值。

此外，《意见》还提出要“加大工业文化传播推广力度”。一方面，该项任务要求涉及宣传工作，与工业发展没有直接关联性，但这是落实“发扬中国工业精神”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该项任务明确指出要“推动工业文化教育”，实际上又与具体的产业活动挂钩了。不可否认的是，在市场经济中，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产业。尽管工业文化教育是一种在实践中才刚刚起步的教育，但这种教育与工业的天然联系，也意味着它具有潜在的产业化的巨大空间。进一步说，教育历来就是培育社会价值观与塑造社会心态的工具。当前， 美国经济学者在提出的重塑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建议中，也极为看重教育的功能，指出：“美国必须更好地筹划鼓励更多的美国本土学生取得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在K-12 教育阶段就必须进行更好的数学和科学培养。除此之外，应提供更多的资金用于大学生奖学金，这将有助于提高这些领域的大学教学质量。另外，为了吸引更多的STEM 大学毕业生留在本领域，而不是进入投资银行或管理咨询公司，这些领域必须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因此，推动工业文化教育实际上也是一种培育工业竞争力的产业政策，而且真正使工业文化这个概念在政策层面有了实际的内涵。

以上对《意见》的分析并没有囊括《意见》的全部内容，但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工业文化这个概念确实被工业主管部门当成一种产业政策在推行。事实上，负责相关工作的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被归属于工信部产业政策司，本身也暗示了工业文化的产业政策属性。不过，除了在实践领域内具有产业政策的价值外，工业文化在学术领域内也应该具有研究工具的价值。

从中文里工业文化的概念流变可以看到，这个词语起初既是政府部门的一种主张，又是学者自发的理论构想。毫无疑问，在中国当前的学术生态里，政府的介入比普通学者的研究更有利于工业文化这个新概念的传播与被接受。学术研究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应用性与政策性的学术研究尤其应该服务于现实。但是，学术终归有自身的逻辑、体系、品格与独立性。服务于现实的学术研究若成为一种对已推行政策的事后解释或辩护，就会异化为政策宣传，而丧失学术应有之“精神”。因此，不惟工业文化，几乎在所有领域里， 政府的政策实践领先于学界的理论研究皆可谓利弊参半。从有利的一面说，先行的实践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使学者的理论研究不至于向壁虚构，而且正如工业文化这个案例显示的那样，政府的介入能够使一些新概念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被注入实际的价值。从不利的一面说，政策先于理论推行，往往会束缚理论的想象力，使学者在构想理论时有了一个不一定符合学术规范的参照物或标准，诱导学者偏离基于学术自身逻辑的探索轨道。如果学者过于唯政策马首是瞻，其研究成果或许有助于一时一地之政策的推行，却也会因为政策的与时俱进而速朽。对于基础理论研究来说，与具体政策无关的普遍性正是“基础”二字的含义，也是学术研究应有的追求。是故，当工业文化的研究因政府政策的推行而方兴未艾时，尊重学术自由，保持学术自律，认清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政策研究的不同特点，划分学术与政策的必要的边界，是这个新领域在学术层面健康发展的前提。

而从纯学术角度看，工业文化确实可以作为一个经济学、经济史以及某些更具体领域如工业遗产研究的有用工具。学术研究的推进往往需要一些新的视角。从前文可知，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工业革命的启动需要相应的社会心态，工业化的进程会带来文化变迁，社会文化也可能反作用于工业发展，这些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现象均可以在工业文化这一概念的框架下去展开深入剖析。换言之，工业文化作为一个切入点，是深化演化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工具。演化发展经济学擅长处理的就是技术、制度、政策与文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首倡企业家精神的熊彼特正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之一。工业文化既可以为演化发展经济学提供更丰富的实证案例，又可以作为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学术理论与政策应用之间的一座桥梁，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内部整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大而言之，文化与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问题，制度主义经济学素来也有将文化视为制度的学术传统，因此，工业文化实际上是在已有学术传统中的一种更加细致深入探讨的尝试。当前，一些学者称工业文化研究为“超学科”研究，即超越于各种已有的传统学科之上，其综合性与复杂程度更甚于通常所谓的跨学科、多学科或交叉学科。这种说法抬升了工业文化的地位，与官方政策自相呼应，互为奥援。然而，作为一个真正兴起不过四五年时间的新概念，工业文化的研究目前尚面临大量基本理论问题有待探讨的局面，也不存在相应的学科规范，而基础研究中的补课工作也只能借助传统学科的规范性并在传统学科的边界内完成。所以，在目前的条件下，工业文化这个概念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其理论上而非实践上的价值，仍在于继承已有的各种学术传统，并提供新的视角与理论想象空间。

例如，工业遗产研究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实际上一直缺乏专属学科，历史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公共管理学、博物馆学、文化产业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均对该领域有所涉足，而每一种学科又只能揭示工业遗产某一方面的规律与特性。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其实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究其原因，不同学科在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话语，其内在逻辑或彼此相克。海耶克（Heike）和哈拉尔德（Harald）区分了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问题中的三种话语：①遗产保存（heritageconservation）话语，核心目标是保护和维持遗存、遗址和建筑；②城市发展（urban development）话语， 核心目标是保证城市的繁荣与生机；③建筑生产（production of architecture）话语，核心目标是将既存空间转变为新的建筑形式与表达。一般而言，历史学、社会学、博物馆学等学科的学者倾向于遗产保存话语， 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学者主张城市发展话语，而建筑学等学科的学者则聚焦于建筑生产话语。很显然，保存和发展的话语经常产生矛盾，并影响到实践层面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然而，工业文化概念的引入，或许可以进行适当的整合。要之，工业文化体现了工业的动态演化，工业遗产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文化性，即物质遗存所承载的社会记忆与价值观。因此，对工业遗产的研究，最重要的是通过工业史、工业考古研究确定工业遗存的文化内涵，评估其是否具有保留的价值，然后进行建筑空间上的再利用，而这种利用必须与特定价值观亦即工业文化的传承结合起来，才能使废厂房、旧机器等工业遗存真正成为一种值得保留的“遗产”。现代工业作为一种始终自我革命的创新性力量，内在地包含经济发展与遗产保存的矛盾性，工业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可以调节这种矛盾，也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整合性框架。当然，这一方面的具体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而已。

综上所述，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工业文化这个新概念，已经具有产业政策的实用价值，也潜在地具有学术研究工具的理论价值。这双重价值能够突显工业文化的重要性，并相得益彰。但是，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与价值取向，意味着工业文化的双重价值存在内在的张力，这是工业文化研究在学术规范化进程中必须面对与克服的问题。

五、小结：理论与实践的协同演化

演化发展经济学指出，从经济史的实际情形看，过分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很少是成功的经济实践活动的指导工具，在政策上具有实用价值的发展经济学往往从生产而非交易的视角入手，且抽象层次较低。例如，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理论在数学化的主流经济学中长期得不到认可，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熊彼特的思想在西方经济学界才开始受到重视。而与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具有思想渊源的竞争力理论，尽管在企业界广受欢迎，却长期被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抨击为毫无意义的概念。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践探索先于理论认知或干脆与某些理论认知相脱节实乃常态。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工业文化政策实施先行于工业文化理论研究，亦不足为奇。此外，工业文化理论并非一种抽象层度很高的理论，这也使该理论嫁接演化发展经济学传统而贴近经济实践活动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在理想状态下，中国的工业文化理论研究应与相关政策实践形成具有正面意义的协同演化，由实践活动来充实与丰富理论认知，再由完善后的理论指导实践活动更有效地开展。如能实现这种良性循环，则工业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能为演化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做出中国人独有的贡献，而且能够为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助力。

不过，演化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抽象层次较低，并不等于不需要遵循学术规范的理论。对于新兴的工业文化研究来说，保持足够的学术独立性极为重要。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关系是复杂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要么是为实践活动提供过去不曾有的新的思路，要么是通过总结实践活动的经验与教训来提供进一步完善的建议。这两种价值的实现都要求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保持最恰当的距离，从而既不至于使理论与实际脱节，又不至于消解理论独立于实践而存在的意义。如果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只是成为既行政策的解释者和宣传者，则理论与实践也将形成一种协同演化，不过这种协同演化将是一种理论缺乏真正内涵而实践得不到理论滋养的恶性循环。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历史上，德国历史学派的教训极为深刻。该学派因其抽象层次较低的理论而契合了19 世纪德意志帝国的工业化实践，并与其形成了政治上的联盟。然而，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倒塌，着力于应用性与政策性研究的德国历史学派因为缺乏坚硬的理论内核而式微，甚至可以说随着德意志帝国的灭亡一起灰飞烟灭。因此，中国的工业文化理论研究在当前这一起步阶段，既要自觉服务于相关政策，又要保持高度的学术自律，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协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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