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骨骼疾病，会导致骨骼结构和强度受损，从而导致脆性骨折的风险逐渐增加。在全球老龄化进程中，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正在上升。由于骨质疏松症的慢性特征，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预防措施或治疗。长期使用骨特异性药物治疗方案，包括抗再吸收和/或骨合成代谢方法，引起了对治疗中止后不良作用或潜在反弹现象的担忧。在起始和监测此类治疗期间，影像学选择、风险评分和骨转换评估有助于为个体化治疗策略提供信息。目前，联合治疗的使用频率低于“序贯”治疗。然而，所有骨质疏松症患者，包括继发和罕见原因的骨质疏松症患者，以及特定的患者群体(如年轻人、男性和孕妇)，都需要新的长期治疗和疾病监测方法。因此，骨代谢新的病理生理学方面可能有助于为骨质疏松症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信息并带来革命性变化。
骨质疏松症的长期和序贯治疗
编/译 陈康
要点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全身性骨骼疾病，其特征是骨微结构退化和骨量减少，导致骨脆性增加和骨折风险增加。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包括：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Ⅰ型）：一般发生在女性绝经后5~10年内；
老年骨质疏松症（Ⅱ型）：一般指70岁以后发生的骨质疏松
特发性骨质疏松症（青少年型）：主要发生在青少年，病因尚未明
继发性骨质疏松症指由影响骨代谢的疾病或药物或其他明确病因导致的骨质疏松。
机制（图S1）、流行病学和风险因素
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IL：白介素；PGE2：前列腺素E2；M-CSF：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ANKL：核因子-κB活化体受体配体；GH：生长激素；IG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PTH：甲状旁腺素；OPG：护骨素
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是指影响骨骼健康，造成骨量减低、骨微结构破坏，最终造成骨强度下降的相关因素。在全球范围内，骨质疏松症非常普遍；近期在流行病学上和风险因素方面的发现或总结包括：
近期报告的各国髋部骨折的发生率存在相当大的差异【FE. 6, 24 (2015)】。
遗传性、不可改变的因素是骨折风险的重要决定因素，而BMD是一种可测量的表型，是骨脆性的标志【Br.
Med. J. 362, k3225(2018)】。
潜在的可改变因素也可能导致个体的骨折风险，如：
n罕见疾病可引起骨质疏松表型【Endocrinol. 18, 473–489 (2022)】。
有关骨质疏松传统的危险因素，骨质疏松症危险因素分为不可控因素和可控因素。
非创伤性骨折
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在西方社会，多达二分之一的女性和三分之一的男性在其一生中将经历无创伤性骨折【Osteoporos. Int. 23, 2239–2256 (2012)】。
钙和维生素D
钙和维生素D是骨骼代谢的重要因素。
补充钙和维生素D是否能有效预防骨质疏松患者的骨折风险仍存在争议【JAMA 319, 1600–1612 (2018)；Osteoporos. Int. 27, 367–376 (2016)】。
尽管存在这种争议，但当前合理的实践做法应根据个体患者的临床需求调整补充药物【Aging Clin. Exp. Res. 34, 2603–2623 (2022)】。例如：
n更多关于维生素D补充的内容，可参考公众号内其他内容：指南共识 l 2020维生素D的争议:第三届国际会议声明**；指南共识 l 2019版ES ESE指南：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药物管理指南（三）-08 钙与维生素D**。
主要治疗方法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已经开发数种种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治疗方法。
生活方式相关的措施，从身体和肌肉健康到营养和激素体内平衡，都与骨质疏松症有关【Ann. Intern. Med. 167, ITC17–ITC31 (2017)】。因此，骨质疏松症管理应同时考虑一般预防措施和个性化用药策略。
治疗适应症总结见图1。
a，使用FRAX ( 骨折风险评估/ the Fracture Risk Assessment)工具评估绝经后妇女发生严重骨质疏松性骨折(MOF/ major osteoporotic fracture)的风险。已指定风险阈值【Osteoporos. Int. 32, 1951–1960 (2021)】。
b，一种根据骨折风险类别在绝经后妇女中进行骨质疏松治疗的临床流程。如果满足以下一项或多项标准，则推定风险非常高:
过去12个月内骨折；
以前发生过多次骨折；
在骨质疏松治疗期间发生骨折；
因药物导致已经发生的骨折；
T评分极低(与健康青年的标准差)(小于-3.0)【JCEM.
104, 1595–1622 (2019)；JCEM. 105, dgaa048 (2020)；EP. 26 (Suppl. 1), 1–46(2020)】；
年龄相关FRAX风险(计算出的10年MOF概率)10–30%，或髋部MOF
>4.5% 【JCEM. 104, 1595–1622
(2019)；JCEM. 105, dgaa048 (2020)；EP. 26 (Suppl. 1), 1–46(2020)；Osteoporos.
Int. 32, 1951–1960 (2021)】。
在没有进行BMD检测的情况下，应通过FRAX评分进行风险评估。如果风险高或非常高，应立即开始治疗，并可检测BMD作为基线参考值(虚线箭头)【Bone
105, 11–17 (2017)；JCEM. 104, 1595–1622 (2019)；JCEM. 105, dgaa048 (2020)；EP. 26 (Suppl. 1),
1–46(2020)；Osteoporos. Int. 31, 1–12 (2020)】。
DXA，双能x光吸收法；静脉内给药；MHT，更年期激素治疗；p.o .，口服；SERM，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VTE，静脉血栓栓塞。
当前的药物治疗选择和目标
特定药物的优势和局限性
医疗和监测的未来方面
特别关注长期和序贯治疗的发展。
本文仅简要涉及继发性骨质疏松，更详细的关于继发性骨质疏松的内容可见公众号内链接：ER-钙磷代谢 l 2022-继发性骨质疏松：内分泌代谢疾病版(全)**。
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治疗方案自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发现双膦酸盐会影响钙化和骨吸收以来【J. Bone Miner. Res. 34, 632–642 (2019)】，已经对其进行了研究【Bone 49, 2–19 (2011)】。
氟化物【JCEM. 98, 2301–2307 (2013)】
Odanacatib【LDE. 7, 888–889 (2019)】
目前的药物治疗(表1)属于抗再吸收或骨合成代谢药物类，或具有双重作用。
表示对相应骨折有影响；-表示对相应骨折没有已知影响；表明各自骨折的结果存在争议。AFF，不典型股骨骨折/ atypical femoral fracture；EU, 欧洲联盟；GIOP，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症；HRT，激素替代治疗；MHA，骨折风险增加的前列腺癌男性患者中与激素消融相关的骨丢失; MHT，更年期激素疗法；MRONJ，药物相关颌骨骨坏死。
a对于每周一次的给药方案，无抗骨折疗效的直接证据。
b每季度3 mg静脉注射无抗骨折疗效的直接证据。
c患者普遍存在严重的椎体骨折。
d结果有争议。
e在欧盟，出于安全考虑，未批准使用阿巴洛肽/ abaloparatide。
抗吸收治疗通过抑制骨吸收来增加骨量(图2)。这一类包括：
双膦酸盐(骨质疏松症最广泛使用的药物)，
单克隆抗体denosumab/地舒单抗、
雌激素和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RMs)【Br. Med. J. 354, i5109 (2016)】。
a所示为骨转换标记物(BTMs/ Bone turnover markers)，包括吸收和形成。其他实验室指标通常包括钙、磷、甲状旁腺激素、骨化三醇、肝和肾参数以及许多其他取决于临床问题的指标。优选测定血清或血浆中的BTM水平。
b，显示了BTM水平的平衡状态(左)；使用抗吸收治疗，形成和再吸收BTM的水平均降低(居中)，骨吸收标记物的降低更显著；骨合成代谢治疗增加两种BTM类型的水平，主要是骨形成标记物【Bone 114, 215–225 (2018)；Osteoporos. Int. 27, 21–31(2016)；LDE. 5,
908–923 (2017)】。
双膦酸盐：
是无机焦磷酸盐的稳定类似物，与骨矿物质结合并被活化的破骨细胞吸收。
第一代不含氮的双膦酸盐被并入ATP的不可水解类似物中。
地舒单抗：
是一种皮下给药的人单克隆抗体，靶向并结合破骨细胞分化和激活因子，即核因子-κB配体的受体激活剂(RANKL)，从而模拟RANKL的生理诱饵受体，骨保护素【Drugs Aging 28, 63–82 (2011)】。
性腺激素：
血清雌激素水平低的绝经后妇女表现出包括白细胞介素和RANKL在内的细胞因子水平升高，这限制了成熟成骨细胞的活性并引发骨吸收增加【J. Clin. Invest. 116, 1186–1194 (2006)】。因此，用于绝经后症状的雌激素会增加BMD【Endocr. Regul. 37, 225–238(2003)】，但优点和缺点必须单独考虑【JAMA 328, 1747–1767 (2018)】。
SERMs
与作为激动剂的雌激素不同，SERMs在各种组织中表现出激动以及拮抗作用。它们模拟骨中雌激素的作用，但不刺激乳腺和子宫组织【Endocrine 37, 55–61 (2010)】。
雷洛昔芬是骨质疏松症中最常用的抗吸收SERM药物【NEJM. 348, 618–629 (2003)】。其他SERMs可用于其他情况(例如，他莫昔芬治疗乳腺癌)。
骨合成代谢治疗的目的是通过刺激骨形成来增加骨量(图2)。最常用的骨合成代谢方法是依靠间歇性甲状旁腺激素(PTH)给药的激活作用。PTH激活骨衬细胞，导致成骨细胞数量增加【Mol. Metab. 60, 101480 (2022)】。全长PTH是骨和肾中钙和磷代谢的主要调节因子，可增强骨中的基质沉积，但在PTH血清水平慢性升高期间(例如，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会降低骨密度。然而，在大鼠模型中脉冲给予PTH显示刺激骨髓中骨祖细胞的增殖和分化【Endocr. Rev. 42, 383–406 (2021)】。
特立帕肽/重组人PTH(1-34)是内源性产生的人PTH的活性片段。特立帕肽的给药刺激肾脏产生活性形式的维生素D(即1，25(OH)2D)，这反过来刺激钙的肠吸收并增加肾小管对钙的再吸收和磷酸盐在肾脏中的排泄【Endocr. Rev. 42, 383–406 (2021)】。此外，特立帕肽通过对成骨细胞的直接作用直接刺激骨形成。尽管特立帕肽也可增加破骨细胞数量，但在大鼠模型中间歇给药导致骨体积净增加【Endocrinology 138, 4607–4612 (1997)】。阿巴洛肽/Abaloparatide是甲状旁腺激素相关蛋白(PTHrP)的合成类似物，其作用机制与特立帕肽相似【NEJM. 344, 1434–1441(2001)】。
罗莫单抗/罗莫索珠单抗/Romosozumab是一种经皮下给药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通过结合和抑制硬化素(骨形成的主要抑制剂)来增加骨形成。硬化素与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结合，从而抑制典型WNT信号的下游激活。硬化素刺激破骨细胞形成，增加骨细胞中RANKL与骨保护素的比值。罗莫单抗对硬化素的抑制导致骨吸收减少和骨形成增加，因此该药物具有双重作用【J. Clin. Med. 10, 787 (2021)】。
已在大型研究中记录前面内容中所述治疗的疗效(例如，骨折复位和BMD变化作为骨折风险的替代标记物)(表1)，但由于治疗局限和潜在的不良作用，也引起了一些关注。降低骨折风险是长期骨质疏松治疗的目的，但由于骨结构的缓慢结构变化和骨折风险随时间的变化，或者由于其他伴随原因，老年人骨折的风险相关且不断增加，因此在研究中很难评估这一结果【Arch. Gynecol. Obstet. 304, 703–712 (2021)】。骨质疏松症的治疗目标是预防或至少降低个体的骨折风险(BOX1)通过优化骨质量，包括BMD。应考虑其他合并症以及其他个体风险因素，如跌倒风险或钙稳态异常【J.
Clin. Med. 10, 3002 (2021)】。
由于潜在的不良反应和晚期并发症，以及达到推荐的治疗持续时间，可能需要停止骨活性药物治疗【NEJM. 386, 1467–1469 (2022)】。医疗机构和权威机构规定批准的当前治疗持续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通常建议罗莫单抗治疗1年，特立帕肽治疗2年，而双膦酸盐和地舒单抗治疗5年后建议重新评估。相比之下，对于雷洛昔芬等SERMs，未规定治疗时间限制。需要对这些药物的使用进行单独重新评估，并可能改用其他药物，以保护BMD，并避免在建议的治疗期结束后出现不良影响【Bone
105, 11–17 (2017)；J. Bone Miner. Res. 37, 856–864 (2022)】(图1)。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临床试验都是在绝经后妇女中进行的。仍然需要在男性、儿童和青少年以及在导致继发性骨质疏松的各种情况下进行骨质疏松治疗的研究。
开发和验证新的影像模式和新的骨相关生物标志物
骨质疏松症的治疗会产生几个重要的不良作用。
个别药物特有的不良作用外，口服给药物质还可能对上胃肠道产生一般刺激。
其他急性和暂时性影响包括肌肉骨骼不适和骨痛【Eur. J. Intern. Med.
24, 691–697 (2013)】。
在对骨质疏松治疗的反应中，似乎出现了某些罕见但严重的不良作用，特别是在长期暴露和高剂量下。虽然这是一种罕见的并发症，但对药物相关颌骨坏死(MRONJ)【J. Clin. Densitom. 20, 8–24 (2017)】的恐惧可能潜在地损害治疗依从性【Osteoporos. Int. 28, 767–774 (2017)】。
骨是一种高度血管化的组织，据报道，影响骨代谢的因子会影响骨脉管系统。有证据表明破骨细胞是骨中血管生成所必需的，并且可以被抗吸收剂抑制【Nature 507, 323–328 (2014)；Nat. Med. 24, 823–833 (2018)】。护骨素/ osteoprotegerin对破骨细胞形成的抑制导致小鼠跖骨外植体中血管生成减少【Blood 115, 140–149 (2010)】。血管紧张素刺激内皮细胞增殖和血管生成，而糖皮质激素已知会导致骨质疏松症。在糖皮质激素诱导的骨质疏松症小鼠模型中，全身给予重组人血管紧张素可挽救疾病【Nat. Commun. 12, 1832 (2021)】。值得注意的是，癌症患者中高剂量唑来膦酸给药降低VEGF的血清水平，并且VEGF的抑制已显示出抑制体内肿瘤生长【Clin. Cancer Res. 9, 2893–2897 (2003)】。然而，在癌症治疗中的这种所希望的效果可能阻碍血管生成，并因此不仅影响骨折愈合，而且在骨折愈合期间减少营养物到骨的供给【Endocr. Rev. 43, 984–1002 (2022)】。
在为期3年的HORIZON-Pivotal骨折试验中，已在绝经后妇女中描述了双膦酸盐治疗期间房颤发生率增加的情况【NEJM. 356, 1809–1822 (2007)】。相比之下，评估使用双膦酸盐期间心律失常风险的其他随机对照试验(RCT)和荟萃分析未观察到这种影响，参见【Ann. NY Acad. Sci. 1474,
15–26 (2020)】。然而，在治疗有房颤风险的患者时应谨慎。值得注意的是，使用双膦酸盐时，已观察到对心肌梗死和中风通常有益的心血管作用【JBMR Plus 5, e10628 (2021)】，这些影响应根据老年患者的心脏代谢合并症来看待【Nutrients 14, 2369 (2022)】，因为它们具有许多共同的危险因素和病理生理学背景。
21世纪中期，描述了第一批患有AFF的患者，其股骨转子下和骨干骨折不常见【J.
Bone Jt Surg. Ser. B 89, 349–353 (2007)】。得出了与使用双膦酸盐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在接受地舒单抗和罗莫单抗治疗的患者中也报告了AFF【NEJM. 375, 1532–1543
(2016)；Acta Orthop. 88, 351–353 (2017)】。BMD的亚型、股骨几何形状、年龄、体重、种族和遗传倾向也影响AFF风险【Bone 156, 116297 (2022)；Curr. Osteoporos. Rep. 19, 123–130 (2021)】。长期使用抗再吸收治疗会增加AFF的总体风险，停药后会降低。
由于其不寻常的性质、发病机制和特定的形态学模式，以及诊断和治疗的困难，AFF的共识标准和立场文献已经发表【J. Bone Miner. Res. 29, 1–23 (2014)；J. Bone Miner. Res. 25, 2267–2294 (2010)；Osteoporos.
Int. 22, 373 (2011)】。
风险效益分析表明，药物治疗在骨折预防方面的获益远远超过AFF风险。
在欧盟，经历骨质疏松性髋部骨折的终生风险女性为23%，男性为11%【Br. Med. Bull. 133,
105–117 (2020)】，而接受双膦酸盐治疗的> 50岁女性发生AFF的风险为0.14%【NEJM. 383, 743–753 (2020)】。
尽管如此，仍推荐适时停用双膦酸盐治疗，称为“药物假期”，且在停用后1年内观察到AFF风险降低70%【Acta
Orthop. 86, 100–107 (2015)】。针对骨质疏松症患者的不同双膦酸盐的各种研究表明，治疗持续时间在1-7年之间，停药期为1-5年【JBMR Plus 6, e10629 (2022)】。
在对60-90岁绝经后妇女进行的FREEDOM试验延期中，AFF显示可发生在地舒单抗治疗期间【LDE. 5, 513–523 (2017)】。
在患有骨质疏松症和脆性骨折的绝经后妇女中，罗莫单抗可引起AFF【NEJM. 377, 1417–1427
(2017)】。
同样具有临床相关性的是，停止治疗可能导致骨质疏松性骨折复发风险增加【JAMA 296, 2927–2938 (2006)】。
近20年前，首次报告将颌骨坏死描述为长期使用双膦酸盐的一种罕见但严重的并发症，主要作为癌症治疗中的一种不良作用【J. Oral. Maxillofac. Surg. 63, 1567–1575 (2005)】。后来，其他药物如地舒单抗【Br. J. Oral. Maxillofac. Surg. 48, 221–223 (2010)】，罗莫单抗【NEJM.
375, 1532–1543 (2016)】，抗血管生成药物【Br. J. Oral. Maxillofac. Surg. 60, e216–e230
(2022)】，并且还发现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与颚骨的骨坏死有关。MRONJ一词被创造出来，现在被定义为颌面部存在暴露的骨，在识别后8周内不能愈合【J. Bone Miner. Res. 22, 1479–1491 (2007)】。
MRONJ风险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并取决于药物的类型、剂量和效力，以及潜在疾病(癌症或骨质疏松症)和应用途径【Oral. Dis. 23, 477–483 (2017)】。根据目前的报告，接受高剂量和频繁剂量双膦酸盐或地舒单抗治疗的癌症患者MRONJ的频率估计为1–15%。骨质疏松症患者接受低得多剂量这些药物的频率估计为0.001–0.01%【J. Clin. Densitom. 20,
8–24 (2017)】，风险略高于一般人群中观察到的风险【J. Bone Miner. Res. 30, 3–23 (2015)；J. Clin.
Densitom. 20, 8–24 (2017)】。MRONJ的病理生理学仍在研究中，但骨细胞死亡可能是病因【J. Bone Miner. Res. 37, 1775–1786 (2022)；Bone 153, 116168 (2021)】。
需要采取牙修复和卫生等一般措施，最好是在使用抗再吸收药物之前。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中进行抗再吸收治疗并未显示会增加植牙失败的风险【Clin. Oral. Investig. 26, 6569–6582 (2022)】。对于MRONJ治疗，建议牙科和骨专家密切合作。辅助手术治疗有利于坏死骨和粘膜的愈合【Bone 141, 115676 (2020)】。
总体而言，在骨质疏松症或恶性疾病患者中，抗再吸收治疗的获益远远大于MRONJ的潜在风险【JCEM. 107, 1441–1460
(2022)】。
尽管尚未显示特立帕肽和其他骨合成代谢药物会增加骨肉瘤的发病率，但并未建议将其用于恶性疾病患者【JBMR Plus 6, e10665 (2022)】。
几十年来，抗再吸收治疗已广泛应用于癌症和骨髓瘤治疗中【Cells 11, 2308 (2022)】。双膦酸盐和地舒单抗是防止骨转移瘤进一步生长和扩展的可靠药物，例如在乳腺癌、前列腺癌和肺癌中【Bone 158, 115735 (2022)】。然而，骨合成代谢治疗刺激WNT信号传导，如体外和体内模型中所示【Curr. Opin. Nephrol. Hypertens. 18, 298 (2009)】，并且异常的WNT信号与许多类型的癌症紧密相关【Oncogene 36, 1461–1473 (2017)】。相比之下，PTH治疗在小鼠中通过改变骨微环境降低恶性植入，减少转移表现，保留骨微结构，以及改善总体存活率【JCI Insight 2, e90874 (2017)】。该领域仍存在争议，来自多年来的许多其他文献(例如，多发性骨髓瘤)【Cells 11, 2308 (2022)；BMJ
Case Rep. 2010, bcr0120102681 (2010)】，提示癌症患者应谨慎使用骨合成代谢药物。在进行骨合成代谢治疗之前，对未检测到的恶性疾病进行筛查可用于骨质疏松症患者【BMJ Case Rep. 2010, bcr0120102681 (2010)；Oncogene 36, 1461–1473 (2017)】，因为可能检测到除骨质疏松症以外的潜在罕见疾病，需要其他类型的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FDA于2020年发布使用特立帕肽个体中骨肉瘤风险的更新，取消了特立帕肽2年使用期限的限制，因为当前的证据基于真实世界的数据和上市后使用所收集的结果【JBMR Plus 6, e10665 (2022)；Osteoporos. Int. 29, 2335–2343(2018)】。
骨质疏松治疗中止后的反弹效应（Rebound effect）最初为病例报告【Osteoporos. Int. 27, 1923–1925 (2016)】。在使用地舒单抗的患者中，在停止治疗后12个月内观察到椎体骨折率增加，骨转换和骨丢失高度增加【JCEM. 106, 264–281 (2021)；Bone 105, 11–17 (2017)】。这种反弹效应可能与积累的“骨形态”(一种参与骨吸收调节的细胞类型)和启动的破骨细胞前体细胞的再融合有关，这一过程被称为破骨细胞再循环【J. Bone Metab. 29, 93–101 (2022)；JBMR Plus 5, e10539 (2021)】。重要的是，后续双膦酸盐治疗可能会减轻这种骨转换增加，并保留药物假期的选择，以防止以后(如稍后所述)或完全停止治疗(如适用)的长期抗再吸收治疗的不良影响。该策略是否能降低骨折风险仍不清楚【JCEM.
106, 264–281 (2021)】。另外，在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和合用地舒单抗治疗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中，在停用地舒单抗12个月后，未观察到I型胶原(CTX，一种骨吸收标记物)的C-末端肽血清水平高于基线水平的升高【Arthritis Rheumatol. 74, 604–611 (2022)】。
尽管对绝经后妇女的研究以及男性和女性的病例报告均显示，停用地舒单抗后可能发生多发性椎骨骨折，但也可能发生髋部骨折【J. R. Soc. Med. 112, 472–475 (2019)】，在男性中同样具有增加的骨折风险【J. Clin. Rheumatol. 27, S581–S584 (2021)】。
流行椎骨骨折的数量、
治疗持续时间
为了降低后续多发性骨折的风险，目前的建议是要么继续使用地舒单抗，要么改用强效双膦酸盐(如阿仑膦酸钠或唑来膦酸)【Curr. Osteoporos. Rep. 21, 95–103 (2023)】，尤其是对于近期骨折的患者，此类做法可能后续会需要药物假期。尚未发现使用雷洛昔芬等SERMs的后续治疗有效【Osteoporos. Int. 33,
1591–1599 (2022)】。在随后的骨质疏松治疗中，骨转换标记物(BTM)可用于密切监测，以单独确定优化的治疗策略。
大约50–70%的骨质疏松症患者在开始治疗的第一年内停用骨质疏松症药物【Mayo Clin. Proc. 82, 1493–1501 (2007)】。与保持依从的患者相比，非依从或依从不良的骨质疏松患者BMD增加较小，骨折风险明显较高【Value Health 13,
394–401 (2010)；Value Health 14, 571–581 (2011)】。因此，通过BTM等方式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是实现最佳治疗结局的关键。
是骨强度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是骨折风险的重要预测因子和替代参数。
定量CT (QCT)、
高分辨率QCT【FE.
12, 720728 (2021)】
超声检查【Bone 104, 39–43 (2017)；J.
Clin. Densitom. 22, 453–471 (2019)】。
继发性骨质疏松症【Endocrine 74, 20–28 (2021)】
侧方DXA（lateral DXA）【J.
Clin. Densitom. 25, 599–605 (2022)】
臀部检测【Arch. Osteoporos. 17,
126–126 (2022)】，
如果可能，应在股骨颈、“全髋关节”区域和腰椎使用DXA对BMD检测值进行监测【Clin. Obstet. Gynecol.
56, 677–685 (2013)】。对于无法在这些骨骼区域检测BMD的患者，可在替代部位(如所谓的三分之一或33%挠骨)进行监测【J.
Clin. Densitom. 22, 453–471 (2019)】。治疗引发的增量(例如，使用抗再吸收药物的髋部BMD)在治疗开始后的第一年最高，但此后，年度增量大多保持在DXA装置和检测机构的精度误差范围内【NEJM. 356, 1809–1822
(2007)；J. Clin. Densitom. 22, 453–471 (2019)】。因此，可建议在初次治疗或改变治疗1年后进行BMD检测，但一旦确定治疗效果，应增加间隔时间【J.
Clin. Densitom. 22, 453–471 (2019)】，也取决于各地区的医疗规程。
FRAX,
QFracture和
此类流程基于选定的风险预测因子，并针对不同的患者群体进行校准，例如北美、欧洲、拉丁美洲、亚洲和澳大利亚【Osteoporos. Int. 33, 2103–2136 (2022)】。然而，即刻骨折风险的最强决定性因素是最近(过去12个月)的既往脆性骨折。因此，临床观察和骨折联络服务对于识别高危人群至关重要【Best Pract. Res. Clin. Rheumatol. 36, 101775
(2022)】。
骨质疏松治疗对骨吸收和形成的实验室标记物的影响早已有文献记载，并被用作评估个体治疗反应的监测工具【Bone 114, 215–225 (2018)】。然而，BTM的使用仍然受限于可及性、医疗费用、一些标志物的标准化不足、以及缺乏为临床目的解释潜在异质性结果的广泛能力(例如，由于最近的骨折、使用骨活性药物和补充剂或未检测到的骨质疏松症潜在继发性原因)【Bone 114, 215–225 (2018)】。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所用分析和当地实验室程序解释标志物血清水平变化的价值。监测个体患者中抗再吸收治疗的标志物可基于绝经前生理范围的降低来解释。另一种解释方法是最低显著性变化，即胶原标记物(如CTX或前胶原I N-末端前肽/PINP)需要较高的个体变化，酶标记物(如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或TRAP5b)需要较低的个体变化【Eur. J. Endocrinol.
178, R19–R31 (2018)】。
值得注意的是，BTM可用于记录和监测治疗反应，也可用于检测药物无效或缺乏依从性，以支持替代药物治疗策略【Osteoporos. Int. 28, 767–774 (2017)】,例如，在口服双膦酸盐治疗的情况下。已建议进一步使用BTM(和BMD)检测值来监测潜在的药物假期【JBMR Plus 6, e10629 (2022)；J. Bone Miner. Res. 27, 963–974 (2012)】。
在骨质疏松症患者中，双膦酸盐类药物延长作用的持续时间不同，主要是由于它们的骨骼结合亲和力和半衰期不同，其中唑来膦酸的结合亲和力和半衰期最高，其次是阿仑膦酸盐和利塞膦酸盐【Mayo Clin. Proc. 83, 1032–1045 (2008)】。双膦酸盐类药物可在长达10年的治疗影响，甚至在停止积极治疗后的更长时间内，对骨发挥其抗再吸收活性。然而，此类延长骨骼效应的优势，可能会因过度抑制骨重建(有时称为“冻骨/frozen bone”)而导致受损【JCEM. 90, 1294–1301 (2005)】和其他影响，如AFF和MRONJ【J. Bone Miner. Res. 22,
1479–1491 (2007)】，特别是如果给药多年的情况。考虑到这些可能的不良作用，双膦酸盐药物假期的概念似乎是合理的，尤其是一旦达到或超过治疗目标【Best Pract. Res. Clin. Rheumatol. 36, 101780
(2022)】。
已有大量研究探讨双膦酸盐药物假期对骨折发生率的影响。例如，在一项超过≥12个月的回顾性队列研究中，比较了持续接受双膦酸盐治疗(定义为依从性≥50%)的骨质疏松症患者和未持续接受治疗的患者【J.
Bone Miner. Res. 33, 1252–1259 (2018)】，双膦酸盐药物假期可略微降低骨质疏松症相关骨折的风险。而其他研究发现停用双膦酸盐治疗后骨折风险增加。例如，停用阿仑膦酸钠治疗2年以上与绝经后妇女髋部、肱骨和临床椎骨骨折风险增加相关【Med.
Care 58, 419–426 (2020)】。与50-60岁的患者相比，年龄>
78岁的患者骨折风险增加，且髋部BMD低、体重不足、药物依从性低以及主要或意外骨折。2022年，对15项RCT和19项关于最长5年双膦酸盐药物休假影响的现实世界研究进行回顾【JBMR Plus 6, e10629 (2022)】。唑来膦酸在骨折降低方面最持久，尤其是在每年X6次之后。值得注意的是，5年的阿仑膦酸钠治疗不足以预防高危患者在停止治疗后发生椎体骨折。与阿仑膦酸钠患者相比，利塞膦酸钠患者(骨折更频繁)的抗吸收效应消除更快。
骨转换和BTM有助于指导治疗决定。例如，尽管在双膦酸盐药物休假期间观察到BTM一些增加和BMD减少，但BTM血清水平的显著增加已被列为观察12个月内脆性骨折复发的指标。与12个月内无脆性骨折复发的患者相比，这些高危患者年龄更大，BMD和身体质量指数值更低，既往治疗依从性更低，骨折患病率更高。因此，应要求在药物假期期间每年至少监测一次BTM和临床观察【JBMR Plus 6, e10629
(2022)】。
何时起始双膦酸盐药物假期的复杂决策，导致了基于机器学习(即人工智能)的算法在2021年后的发展【JBMR 5, e10549 (2021)】。在研究中，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和组织形态计量学等骨质量参数与临床数据进行结合，包括双膦酸盐治疗时间和骨折发生率。研究发现，接受9年或更长时间的双膦酸盐治疗与临床低能量骨折、骨基质异常和碳酸盐与磷酸盐比值异常有关，这为最长双膦酸盐治疗时间为8年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治疗方案可以包括顺序或同时使用具有相同或不同作用模式的药物。改变治疗方案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治疗失败，如果尽管抗再吸收治疗的依从性已超过12个月，仍观察到脆性骨折、BMD显著丧失或骨吸收未受到抑制，则应考虑治疗失败【Osteoporos. Int. 23, 2769–2774 (2012)】。一般而言，抗再吸收治疗将被另一种抗再吸收药物或双作用药物替代。在这方面，对使用阿仑膦酸钠治疗6年以上的绝经后妇女改用唑来膦酸或地舒单抗进行了研究【JCEM.
101, 3163–3170 (2016)】。与唑来膦酸相比，地舒单抗治疗导致所有骨骼部位BMD升高，BTM降低。
对于骨折风险非常高的患者，建议将骨合成代谢治疗作为初始治疗，以快速降低骨折风险。在许多国家，骨合成代谢药物的治疗期限为18-24个月，治疗后有益作用不会持续。骨合成代谢药物增加BMD和降低骨折风险的潜力可通过随后的抗再吸收治疗维持【Osteoporos. Int. 30, 3 (2019)】。这种“骨合成代谢优先/ osteoanabolics
first”的方法显示了有意思的结果，但对于大多数注册的物质和组合，无法进行头对头的比较【JCEM. 105, 964–965 (2020)】。在大多数国家，从抗再吸收治疗转变为骨合成代谢治疗不是一线选择，除非已证实抗再吸收药物治疗失败【Endocrinology 148, 2778–2787 (2007)】。另外，骨合成代谢药物的作用似乎取决于转换前使用的抗再吸收药物的特定性质。在已接受雷洛昔芬治疗的患者中，特立帕肽导致BMD增加，与未接受过治疗的患者的结果相当【J. Bone Miner. Res. 19,
745–751 (2004)】，已接受利塞膦酸治疗（预治疗）的患者也是如此【JCEM. 93, 852–860 (2008)】。相比之下，与利塞膦酸钠预治疗相比，阿仑膦酸钠后跟特立帕肽会减缓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的BMD增加【JCEM. 93, 3785–3793(2008)】。在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一项骨折终点研究中，特立帕肽的抗骨折疗效在广泛的患者设置中一致，包括未经治疗和已经双膦酸盐治疗的患者【J. Bone Miner. Res. 33, 783–794 (2018)】。将绝经后患者从特立帕肽转换为地舒单抗可诱导BMD持续升高，而从地舒单抗转换为特立帕肽与进行性或暂时性骨丢失相关【Lancet
386, 1147–1155 (2015)】。
在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中，当抗再吸收治疗前给予罗莫单抗时，BMD的增加量大于用抗再吸收药物预治疗的患者【Osteoporos.
Int. 33, 1243–1256 (2022)】。在绝经后低骨量妇女(T评分–2至–3.5)中，最初24个月使用罗莫单抗，随后12个月使用地舒单抗，然后再接受12个月的罗莫单抗再激发的序贯治疗，在罗莫单抗再激发期间可导致全髋关节和腰椎BMD进一步增加【Osteoporos. Int. 30, 2437(2019)】。在经双膦酸盐预治疗（即已经过双膦酸盐治疗）的绝经后妇女中研究了罗莫单抗与特立帕肽相比的作用【Lancet 390, 1585–1594 (2017)】。结果与特立帕肽相比，使用罗莫单抗时BMD增加更明显。然而，由于本研究中特立帕肽的治疗持续时间为1年，可能错过了骨合成代谢治疗的全部作用。同样，应谨慎解释通过髋关节QCT有限元分析评估的观察到的罗莫单抗对骨强度的优越作用。
总之，根据荟萃分析，与单一治疗相比，序贯治疗被认为具有潜在产生额外健康获益和成本效益的能力，并将进一步研究【Pharmacoeconomics 39, 181–209 (2021)】。
研究抗再吸收和骨合成代谢联合治疗的效果导致相互矛盾的结果。在患有骨质疏松症的绝经后妇女中，PTH(1-84)和阿仑膦酸钠的早期联合治疗与BMD升高的相关性并不比单独治疗高【NEJM. 349, 1207–1215 (2003)】。平行使用阿仑膦酸钠似乎削弱了潜在的骨合成代谢作用。相比之下，利塞膦酸钠和特立帕肽联合治疗增加了骨质疏松男性患者腰椎和股骨颈的BMD，并使全髋关节的BMD增加高于单独治疗【Endocrine 44, 237–246 (2013)】。当比较唑来膦酸(每年一次)和特立帕肽(每日一次)与单独使用两种药物对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BMD和BTM的影响时【J. Bone Miner. Res. 26, 503–511 (2011)】，特立帕肽增加脊柱BMD的作用大于唑来膦酸，唑来膦酸增加髋部BMD的作用大于特立帕肽。当同时考虑脊柱和髋关节部位时，联合治疗提供了最大、最快速的增量。在患有骨质疏松症的绝经后妇女中，特立帕肽和地舒单抗联合治疗显示，与单独使用两种药物相比，股骨颈、全髋关节和脊柱的BMD显著升高【JCEM. 99, 1694–1700
(201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中没有一项能够研究对骨折风险的可能影响；然而，与单独使用唑来膦酸相比，特立帕肽与唑来膦酸的上述联合治疗与骨折减少相关，但是当与单独使用特立帕肽相比时，未观察到特立帕肽与唑来膦酸的差异【JCEM. 99, 1694–1700 (2014)】。
骨折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并不少见，这主要是因为与老年人相比，他们的活动和冒险程度更高【Calcif. Tissue Int. 110, 546–561 (2022)】，但脆性骨折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儿科问题。在年轻人中，未明确定义指示干预的阈值的BMD界限，因为低BMD可能反映低生理峰值骨量。50岁前发生的非创伤性骨折应启动密切的诊断检查，因为已知多种形式的继发性骨质疏松症会伴随慢性疾病【Osteoporos. Int. 23, 2735–2748 (2012)】。然而，一些患者表现出早发性骨质疏松症，且无可识别的原发疾病。在这些患者中，已经提出了潜在的遗传决定因素，这可能得到一些家族累积的支持。在可能接受长期治疗的年轻患者中，仔细的诊断，包括对潜在遗传决定因素的处理方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J. Oral. Maxillofac. Surg. 63, 1567–1575 (2005)】。
特别是，继发于闭经和性腺功能减退或癌症相关治疗的骨质疏松症对肌肉和骨骼有独立的影响【Arch. Osteoporos. 13, 83 (2018)；J. Bone Miner. Metab. 38, 385–391 (2020)】。例如，在一项2019年前瞻性研究的荟萃分析中，与未使用激素避孕的女性相比，年轻女性使用联合激素避孕对腰椎和其他部位的BMD变化率有负面影响【Clin. Endocrinol. 90,
517–524 (2019)】。
由于不存在青少年RCT研究，因此在做出任何药物治疗决定之前，应考虑如何将BMD的潜在增加转化为骨折风险降低、潜在不良作用和可能的致畸作用，且可能需要采取相应的避孕措施。治疗方案与针对老年人的治疗方案相似。所用剂量应根据绝经后妇女的发现确定，但可能应处方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然后进行潜在的治疗转换，以保持骨增益和骨结构【Osteoporos. Int. 23, 2735–2748 (2012)】。
长期以来，在妊娠和哺乳期间，均有关于暂时性骨量丢失的记录【Calcif.
Tissue Int. 110, 531–545 (2022)】。在极少数情况下，妊娠和哺乳相关的骨质疏松症(PLO/ pregnancy and lactation associated osteoporosis)会导致妊娠期或产后骨脆性，主要发生在小梁部位，且妊娠6年后仍有髋部骨折的风险。妊娠和哺乳期间骨骼钙代谢的复杂上调包括母体循环中来自乳腺和胎盘组织的PTHrP效应，以及性腺激素的广泛变化【JCEM. 105, 2487–2506
(2020)】。破骨细胞介导的骨吸收增强和骨细胞的骨溶解可导致多发性(主要是椎体)骨折。在2019年对PLO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了组织水平的低骨重建率【J.
Bone Miner. Res. 34, 1552–1561(2019)】，精确定位成骨细胞的潜在功能缺陷。这一发现对于骨合成代谢药物的治疗反应很重要，骨合成代谢药物是PLO的主要治疗选择。2021年的一项研究确定了与PLO相关的相关遗传变异体。这种变异在PLO妇女中很常见，并且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这可能对诊断以及为受影响的妇女选择可能的治疗方案很重要【Bone 147, 115911 (2021)】。哺乳期后，骨量和骨强度正常恢复，几项研究甚至表明具有长期保护作用【Physiol. Rev. 96, 449–547 (2016)】。然而，患有PLO的女性可能会出现多处椎骨骨折、剧烈疼痛、致残和活动能力下降。研究显示，BTM在妊娠期间会增加，随后在哺乳期间会进一步增加数倍，特别是对于吸收标记物【Physiol. Rev. 96, 449–547 (2016)】。然而，同一研究组在2019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产次和哺乳时间与椎体和脆性骨折之间没有长期关联【Arch. Osteoporos. 14, 49 (2019)】。
在PLO中，尚未对骨药物进行RCT。在绝经前和妊娠妇女中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症时，应始终考虑促骨性药物的潜在致畸作用。其他非药物治疗方法可能包括营养和钙营养补充措施，以及体育锻炼和避免吸烟和饮酒等风险因素。
尚未报告胚胎发育期间暴露于双膦酸盐后出现严重致畸作用或母体问题【Horm. Mol. Biol. Clin. Investig. 40, 20190021
(2019)】。2019年的另一项研究比较了使用双膦酸盐治疗的妇女与对照妇女的妊娠情况，结果显示，使用双膦酸盐治疗的妇女新生儿并发症发生率增加，但这种增加与系统性疾病的发生有关，而与双膦酸盐治疗无关【Osteoporos. Int. 30, 221–229 (2019)】。然而，仅在小型观察性研究和病例报告中报告了PLO中双膦酸盐和特立帕肽治疗对BMD的获益【JBMR Plus 6, e10594 (2022)】。
男性患骨质疏松症或遭受低创伤性骨折的风险低于女性。这是因为男性通常具有较大直径的骨骼，达到较高的峰值骨量，具有较少的与年龄相关的(即男性暂停)加速骨丢失，并且由于肌肉体积比女性大，跌倒的可能性较小【Bone 36, 978–986 (2005)】。然而，男性的骨会发生与年龄相关的变化，如皮质变薄伴皮质孔隙率增加和小梁厚度损失，但小梁数量不会【LDE. 10, 273–283 (2022)】。重要的是，在40-60%患有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男性中，可以确定骨质疏松症的继发原因【Endocr. Rev. 16, 87–116 (1995)】。
与女性相比，骨质疏松症男性患者的药物治疗缺乏来自临床试验的可靠数据支持。大多数针对男性的研究旨在检测BMD的变化，迄今为止，只有一项RCT研究将椎骨骨折作为主要终点。在此研究中，每年使用一次5 mg唑来膦酸可降低新的中重度椎体骨折的风险。在接受唑来膦酸治疗的正常性腺和性腺功能减退研究参与者中，观察到BMD在24个月内持续升高【NEJM. 367, 1714–1723 (2012)】。
骨质疏松症男性患者的较小RCT(例如，每日阿仑膦酸钠【NEJM. 343, 604–610
(2000)】和利塞膦酸盐每周一次【J.
Bone Miner. Res. 24, 719–725(2009)】，均超过2年)，在所有检测的骨骼部位显示作为主要终点的BMD增加，与安慰剂相比发生率较低或椎骨骨折无变化。在为期1年的RCT研究中，在报告的1年治疗期内，地舒单抗治疗使所有部位的男性BMD增加【JCEM. 97, 3161–3169
(2012)】，一项两年的研究也是如此【JCEM. 100, 1335–1342 (2015)】。在雄激素缺乏的前列腺癌男性患者中，记录了3年时地舒单抗对BMD和椎骨骨折的类似作用【NEJM. 361, 745–755
(2009)】。一项研究探讨了特立帕肽对低BMD男性患者的影响，该研究在11个月后提前终止，其依据是在大鼠中进行的一项毒理学研究中的骨肉瘤发生【J. Bone Miner. Res. 18, 9–17 (2003)】。特立帕肽治疗后的BMD较高，在研究结束时桡骨远端没有BMD变化。在一项为期12个月的RCT试验中，对患有骨质疏松症的男性进行罗莫索单抗治疗可改善腰椎和全髋关节的BMD(伴或不伴脆性骨折)【JCEM. 103, 3183–3193 (2018)】；然而，该研究没有针对骨折差异提供动力。
很大比例的骨质疏松症患者可能患有显性或未检出的继发性骨质疏松症，或导致其脆性断裂风险的继发因素【JBMR Plus 6, e10594
(2022)】。
生活方式相关因素，如身体和肌肉健康或营养和激素平衡紊乱【Ann. Intern. Med. 167, ITC17–ITC31 (2017)】。
某些疾病，如慢性肾病-矿物质性骨病【Osteoporos. Int. 34, 467–477 (2023)】或糖尿病【Nat.
Rev. Endocrinol. 17, 685–697 (2021)】(称为“糖尿病性多孔症”/ diabetoporosis)【Osteoporos. Int. 29, 2585–2596 (2018)】,会导致骨质疏松症。
此外，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可能包括骨脆性；例如糖皮质激素诱导的骨质疏松症，其由于骨恶化和增加的骨折风险而引起了很多关注【FE. 13, 908727 (2022)】。
在继发性骨质疏松的所有原因中，仔细的病史和体格检查、适当的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包括BTM)以及可能的进一步评估是确定受影响患者个体治疗策略的基础。然而，大型研究，尤其是RCT，在许多这类疾病中很少，荟萃分析经常包括观察性研究，如近期的综述文献【BMJ Open 12, e062537 (2022)】。尽管必须对根本原因进行治疗，但如何针对骨质疏松进行药物治疗将只能从(少数)RCT和病例报告中获得认知，包括个体骨转换的知识(通过BTM检测)，以协助决定骨合成代谢(特立帕肽)或抗再吸收(双膦酸盐或地舒单抗)或替代药物。尽管已在许多继发性骨质疏松症中显示了这些药物的安全性和疗效，但仍需开展更多研究，以支持在各种临床环境中进行长期治疗和监测。
基于骨质疏松症病因的多样性以及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的新进展，除了传统方法之外，还研究了新的治疗方案【Pract. Res. Clin. Rheumatol. 36, 101791 (2022)；Aging Clin. Exp. Res. 34, 2625–2634 (2022)】。间充质干细胞(MSCs)在啮齿动物和其他骨质疏松动物模型的临床前研究中显示出良好的结果，其中MSC移植可增强成骨分化，减少骨结构恶化，增加BMD【Cell Prolif. 54, e12956 (2021)】。在人类中，已经努力实施用于变性和炎性病症的MSC移植【Stem Cell Res. Ther.
10, 143(2019)】；但是，会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对于骨质疏松症的治疗，目前正在研究单次静脉输注1亿个同种异体成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安全性和疗效(NCT05152381)【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ClinicalTrials.gov】，第一个结果预计在2026年。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细胞外小泡(EVs/ extracellular vesicles)，其由MSCs分泌以促进细胞间的通讯【Annu. Rev. Cell Dev.
Biol. 30, 255–289(2014)】。MSC衍生的EVs在体外促进成骨细胞活性和分化，在体内刺激大鼠骨再生【Sci. Rep. 6, 21961 (2016)】。与在MSC移植临床前研究中观察到的情况相比，这种EV治疗显示出不良作用少的特征【J. Cell. Mol. Med. 22,
3751–3757 (2018)；Cell 164, 1226–1232 (2016)】。然而，在潜在临床试验开始之前，仍需要进行大量基础研究。
对于更传统的方法，卵泡刺激素(FSH)已被确定为可能导致绝经后骨质流失【Cell 125, 247–260 (2006)】。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表明，阻断FSH作用可防止骨丢失、脂肪组织和血清胆固醇增加【BJU Int. 123, 602–611 (2019)；Cell Res. 29, 151–166 (2019)】以及神经变性病症【Nature
603, 470–476 (2022)】。2020年开发了同类首个（first-in-class）人源化表位特异性FSH阻断抗体(MS-Hu6)，使该抗体成为未来人类骨质疏松研究的几个有希望的候选抗体之一【eLife 11, e78022 (2022)】。
另一种方法可能是个体化双膦酸盐剂量调整(例如，基于BTM监测)，以允许比目前实现的更个性化的现实生活中的双膦酸盐治疗。由于其复杂性和可行性，目前缺乏相关的临床研究。
全世界已经在使用实验室参数，如BTM的血清水平。然而，还需要对这些生物标志物中的一些进行协调和标准化，而且还需要在骨质疏松症的诊断和监测以及药物治疗期间的相应变化中使用新的可靠的生物标志物。在骨稳态中具有确定作用的分子，如dickkopf 1和硬化素【Calcif. Tissue Int.
112, 243–257 (2023)】，可能对骨和血管疾病的临床方法越来越感兴趣。此外，已经研究了许多其他标记物的特异性和可靠性，以监测和预测来自不同区域的骨特性的变化【Front. Immunol. 10, 1408 (2019)】。
遗传学研究：
有助于了解罕见骨质疏松症实体的遗传背景【Br. Med. J. 362, k3225(2018)】，
而且在一般人群中，伴随着多基因风险评分的不断发展【PLoS Med. 17, e1003152 (2020)】。
表观遗传学研究也分析了microRNA在骨转换和疾病中的表达【Bone 145, 115787 (2021).】，有望明确监测对象；例如
总之，任何组学技术，包括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都可以揭示骨和相关组织的新标记物。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肌肉骨骼系统和其他相应的器官系统，包括肠道微生物群，对于开发骨质疏松症的新生物标志物将是最感兴趣的【FE. 12, 720728 (2021)】。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无症状疾病，对个体患者生活和社会经济方面都有重大影响。更具战略性的研究和个体化的骨质疏松症治疗对数百万相关人员来说至关重要。此外，需要国际社会就干预阈值、治疗指征、治疗持续时间或剂量、药物选择和监测达成共识。此外，还需要考虑疗效概况、治疗毒性、经济可行性、可及性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Cells 11, 2308 (2022)】。然而，患者管理应从广泛的人群信息和教育开始，包括患者组织。需要新的早期识别策略来预防原发性骨折，但至少应预防继发性脆性骨折事件。因此，发达国家所推崇骨折联络服务（fracture liaison services）对于提供早期和有指导的预防策略或优化骨质疏松症患者的治疗选择、耐受性、依从性以及成功的治疗结果至关重要【BMC Musculoskelet. Disord. 22, 913 (2021)】。
陈康 20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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