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植物画像
我今年83岁,退休前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我1958年高中毕业后,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录用,成为一名见习员。我进所里不久,就赶上“国家三志”立项。什么是“国家三志”?就是《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这是国家的大项目。
我一开始被分配到植物化学实验室工作。我从小就喜欢涂鸦,工作之余也喜欢写写画画,被领导注意到了,领导就把我调到了植物分类实验室。
《中国植物志》项目启动后,我正式开始画植物标本,一画就画到了现在。我觉得自己非常有幸,从事的工作和爱好一致。那时候我想的就是要拼命地学习,不辱使命,尽快掌握一些基本的技能,能够尽早地胜任工作。
到底什么是植物科学画?简单地说,就是以植物的形态特征为主要表现内容,尽可能准确及完备地体现一个物种的分类特征,就像为植物绘制身份证肖像。它不是纯艺术,而是一种功能性绘画,必须有鉴别物种的功能。它既要求真又要求美。真就是要符合植物的客观存在形态,美就是要达到较高的审美水平。
什么是《中国植物志》呢?植物志就等于为我们国家的植物树碑立传、画肖像。植物志、动物志、孢子植物志,都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典籍,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有自己的“三志”,它们是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库,同时也是保护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依据。所以我们做植物志的人都“不求闻达,只求尽职”,要为国家积累基本资料。
那时候我每天都是三点一线:在标本馆查资料、看标本,请教分类学家;在植物园写生;在图书馆学习前人的插画技法。
从画得准到画得活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越南在跟美国打仗,疟疾肆虐。我国组织了一支综合性的考察和研究队伍,代号“523”。
非常幸运的是,我被选中加入了这支队伍。这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能够进热带雨林,这对我的绘画观念及之后的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考察队里画画的就我一个,我们每天早上出发,还有部队带着冲锋枪跟着我们上山。如果这个地方有需要画的东西,我就一个人留下来。因为当时没有手机,也不能定位,我就在原地待着,等大部队原路回来会合。因此,我非常幸运,能够一个人在山上待大半天。
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等有时间,我一定要把这些在大城市里见不到的景象,这种光影、这种色彩,用适当的方式表现出来。
到了西双版纳以后,我才认识到什么是生态环境。植物、动物、微生物,每一个物种在森林里都有自己的生态位。它们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天然的生态网。我沉浸在大自然里,画画的时候忘掉很多东西,好像自己融入了大自然之中。
在“523”队伍的5年当中,我的观念改变了。我觉得画植物科学画不仅要画得像,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出植物的生命力。画得准确不再是最高标准,按照自然规律呈现植物的生命状态才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
有了这个观念,再回到标本馆,我画植物的标准就从“画得准”变成“画得活”了,不仅要复原出植物原初的自然状态,还要尽可能地把植物对生存的渴望表现出来。生有涯而学无涯,知识无涯,这是值得我用毕生的精力去实现的目标。
有了目标,我就不会停下脚步。“一息尚存,折腾不止”,已经是垂暮之年,依然故我。
画鸟
最早我想画鸟是在西双版纳,每天早上起床时天还不太亮,各种鸟叫声就像交响乐。我就溜达到营房外边,看到在一棵树周围,有很多鸟飞上飞下。
我走近一看,发现自己没见过这种鸟,后来才知道它们叫黄胸织布鸟。它们在专心致志地做窝,树下面有一大堆白茅草。因为我在高处,它们在低处,恰好那个树冠离我很近,我就很清楚地看到它们是怎么做窝的。它们做窝跟人穿针引线差不多,这边穿进去,那边拉出来,嘴和爪子配合得非常好。
那时候我就萌发了画鸟的强烈欲望。
退休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画鸟,用几年的时间画了100种鸟。
2008年发行的《中国鸟》邮票,是我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鸟类专家杨岚一起创作的。邮票上的9种鸟非常难画,有的标本不全,我们根据文字描述一点一点地修正,用了3个月的时间。没想到这套邮票发行后还获得了一个国际奖项。这还是我国第一次有人获得这个奖项。
生物绘画,何去何从
一直到了2004年,《中国植物志》才算完成,一共128个建册,5000万字,9000多个图版。这是一项系统工程,1997年,工程还没有全部完成,我就退休了。我的一些同事虽没能见到《中国植物志》的出版,却默默无闻地为之奉献了一生。
《中国植物志》完成以后,我们这些人应该何去何从?我们要走出科研院所,走出标本馆,到大自然里去,要把画画得更鲜活、更贴近大众,让普通民众喜闻乐见,唤起大家对大自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一画就上瘾,我觉得,小的时候画画是爱好,工作的时候画画是职责,退休了以后画画是积习难改。现在老了还觉得还没画够,那就是精神的皈依,支撑着我继续折腾。
我真的就是为这件事而来的
天有不测风云,我在80岁的时候被诊断出肺癌。这件事当时对我打击很大,因为我还有很多想画的没画,还有很多想表达的没表达出来。
医生跟我讲了各种风险,我说我宁肯冒这些风险,也不愿意做化疗、放疗。我怕做了化疗、放疗之后,手就抖了,那样就画不成画了,生命还有什么意思。
出院后的第二个星期,我看到我们小区里的鸡冠花开了。它们不仅花开得好,叶子也红了。我就赶紧开始试,看我还能不能画。我当时画鸡冠花,就是表达我的一种心情。鸡冠花又叫雁来红,老了之后它还红,于是我很用心地画了一幅鸡冠花。
我画完之后觉得,虽然我老了,但还能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我这个人运气好,应验了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而来,做一大事而去。”我真的就是为画画这件事而来,为做这件事而去的,老了、生病了都不在话下。我只要一画画就什么都不想,非常愉快,非常知足。
还有很多想画的没画
今年很幸运,我还做了几件事,第一件是画《诗经》中的生物。在江户时代就有一名日本画家绘制了《诗经名物图解》,于是我想,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画?
我尽了很大的努力,《诗经》的插图终于完稿,并交付中国林业出版社,我完成了其中将近90幅画。因为《诗经》是西周时代的著作,所以我在画的时候用了一点中国画的画法。
第二件事就是我的夙愿,画鸟画花以后,要用中国水墨画的形式画100幅树和树的生态景观,我起名叫“水墨生态”。它们既具有生态画的理念,又采用了中国画的传统形式。
第三件事就是完成了《极命草木》,这是以我近3年的作品为主的一个大型个人画集。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是我们所的所训。“极命草木”就是极尽所能地珍惜爱护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乃至所有的生命。所以这本书既有花又有鸟。它叫“极命草木”,就是告诫我们要珍惜所有的生命。
我对明代顾炎武的一句话深有感触,他说:“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人的认知跟大自然永远是不可能画等号的,我们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我们不知道的是无穷的。所以我现在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学绘画的技能,考虑绘画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我画了一辈子,想追求完美,想追求极致,但远远做不到。任何事情都是阶段性的,我在这个阶段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的画没有一张是自己完全满意的。所以我不期盼人人都喜欢我的画,我只是希望看画的人能关爱画中的生命,它们和我们一样拥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利。
(摘自微信公众号“一席”,本刊节选)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