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这是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一句名言。同样，教育内部存在着诸多关系，比如最常见的师生关系，对于教育局长来说，要关注哪些关系？如何“打通”这些关系，发现教育的生命力，有赖于主政者的行政智慧。本期我们特别邀请来自上海和辽宁一南一北两位教育行政管理者，展示他们对于教育“关系”的思考，以期引发全国各地教育管理者们的广泛思考和讨论。
教育局长
解读教育“八大关系”
对话嘉宾：
常生龙：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
任永生：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教育局局长
对话主持：韩世文
“八大关系”：
教育局管理VS学校自主发展
专家型教育团队VS教师专业发展
校本培训VS学校发展
办学效率VS办学效益
教育质量VS学校特色
教师发展VS学生发展
大众教育VS精英教育
学校教育VS社会教育
主持人：对于教育局长来说，管理，也是一门处理关系的学问。目前，教育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管是教育观念的问题，还是操作方法的问题，其实都是处理教育关系的问题。教育主政者，如何处理好各种教育关系，首先就要理解并认清这些关系。
来自上海的常宝龙局长和来自辽宁的任永生局长，虽然身处南北不同地区，但都先后在不同场合谈到过处理好教育中几个关系的话题，本期邀请两位局长，重新解读教育的“八大关系”。
教育局管理VS学校自主发展
常生龙：新课程改革推进10周年之际，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机构联合中国教育网开展了一项网络调查。其中，有两个数据非常引人注目：74%的教师认同“合作、自主、探究”新课改的理念，但对课改的总体评价表示“很满意”的仅为3.3%，“满意”的为21.3%。
为什么大家对新课程的理念有较高的认同度，但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教师自己对课改的满意度不到25%呢？这与课改自上而下的改革属性和规律有很大关系。
从国家的课程方案、学科课程标准，到一套套教材、课堂教学，以及学生之所得，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在一层层落实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一些理解上的偏差，这些偏差就像蝴蝶效应那样被逐级放大，到了学生这里，往往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事实上，课堂教学改革的专业自主权,并非来自上级部门，而在学校、在教师手里。如果学校和教师依然需要在考试成绩和课程改革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们当然首先选择考试成绩，因为这样的做法大家已经驾轻就熟，不需要承担什么风险。学校和教师如果没有课改的积极性和动力，课程改革要取得成效是很难的。
从点上看，全国各省市都有一些学校，在课改方面做出了扎实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这正是他们行使自己课改专业自主权的体现。10年课改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是：课改要取得成果，一定要发挥基层学校的主观能动性；一定要关注课堂，坚持不懈地在课堂教学的改进上做文章。
要促进教育内涵发展，学校和教育局双方都要给自己定好位。学校不能总是等教育局发布指令，上边有什么样的要求，下边就做什么。要加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主动思考学校的发展，积极争取教育局对学校自主办学的支持。教育局方面，也不能越俎代庖，要着力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学校发展的监督：监督学校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办学；按照课程改革的要求办学；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办学。二是为学校的发展做好服务工作：为学校的自主发展提供人财物方面的支撑和保障。
任永生：教育局管理与学校自主发展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有了管便难以有自主，有了自主，也许就没法管了。仔细分析，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首先要明确教育行政部门在学校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夸大教育行政部门的作用，会使学校失去自我发展的空间和能力，如果弱化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作用，学校发展也会失去方向和保障。
那么教育局究竟应该做什么？我个人认为，一是方向的引领，即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引领；二是目标的制定，即根据地区实际和学校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三是组织的保障，即加强校长队伍和教师队伍的建设；四是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导向，即使各种评价体系科学化；五是过程的监督与服务，即在工作目标的实施过程中，进行过程监控和技术指导；六是结果的评定与应用，即科学地应用评价结果，激发全体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对于学校来说，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把教育局的各项工作部署具体化和校本化，一定要创造性地实施教育局的工作部署，切不可照抄照搬，盲目被动。特别是在育人问题上，学校要把握好自主权，积极主动地投身到课改的实践中来，创建适合校情的课堂教学模式，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从学生出发。
常生龙：所谓的专家，指的是在某个领域具有一定的特长，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的人。每一位教师，都可以向专家的方向去培养、去努力。但有两点需要明白：第一，学科可研究的范围很广，有的人可能在课程建设方面比较精通，有的人可能在教学设计方面有独到之处，有的人可能在课堂教学上独树一帜……对于教师来说，找准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很重要。我们一直强调，教师要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其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此。第二，要成为一个专家，需要选择好并看准一个目标，持之以恒地加以研究。在专业发展方面最怕“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每个方向都浅尝辄止。
专家大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个人成长的历程中，懂得“舍得”的道理，善于放弃某些研究领域，集中精力于某一方面，在该方面做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所获得的认识也超出常人。也正因为如此，专家总是具有局限性的，他不可能样样都精通。
正是由于每位教师不可能成为“全科型”的专家，教师团队的价值才得以体现。如果一个教研组，由研究的方向和专长不同的教师组成，大家在各自的方向上不可或缺，又能够互相帮衬，那么整个教研组就能成为一个专家型的教育团队，这个团队的力量会非常强大。
当然，几个专家聚集在一起，并不能自然成为专家型的教育团队，还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有共同的愿景，这是团队最为鲜明的标志；第二，学会妥善地用力，团队是因为某项任务而组建起来的，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如果其中有部分专家施力比较大，另外一些专家就一定要减轻力道，以保证整体的平衡。换句话说，专家是有局限性的，如果这项任务正好是你的特长，那就要多用些心力；如果这项任务不是你的特长，你就要谨慎用力。有的时候，不用力比用力好；少用力比多用力好。
教师自己对专业的追求，是专家型教育团队建设的基础；专家型教育团队的建设，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专业发展，提升教育教学素养。
任永生：常局长提出，教师要成为教育专家，就必须找准方向，重点突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动策略。上海虹口区提出的构建“温馨情趣有效”课堂，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成为专家型教师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我非常赞同以打造专家型教育团队为目标的教师专业发展道路。当前，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提出的打造高效课堂的课改目标，应该说为我们建设专家型团队提供了平台，高效课堂的理念真正确立之后，如何研究高效课堂的核心技术，就是我们的课题，我们不但要把高效课堂作为一个整体的模式去研究，还要在如何编制导学案、小组文化建设、课堂评价与反馈、课堂基本流程等方面，有深刻的研究。如果我们的教师选择一个突破口进行研究，就会对整个高效课堂有整体的把握，也就会成为高效课堂的专家，我们现在成立了课改名师俱乐部，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一些教师正在向着专家方向快速地成长，有些教师已经能够参与全国的讲座与教学活动。
校本培训VS学校发展
常生龙：新课程改革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教学目标从“一维”变成了“三维”。我曾经对教学目标做过为期两年的研究，越研究发现困惑越多，值得探索的问题也多。今天，虽然很多教师都能信手将“三维目标”写在自己的教案上，但真正能够说得清楚的人恐怕不会太多。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紧紧抓住“三维目标”这个问题，十年如一日开展研究，得出了许多属于自己的结论。比如，必须完成学科知识树的梳理；必须知道哪些是核心概念，这些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必须弄清楚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必须在高位目标下来看待每一节课的教学，等等。这种认识的飞跃，胜过许多教师一辈子的积累。
这样的研究过程，实际上就是很好的校本培训。在教师培训中，校本培训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大多学校有一种惯常的做法，就是能找到什么样的资源，就开什么样的课程。这样的培训随意性比较强，往往不能和学校自身的办学目标、发展规划相结合，也很难和教师的教学实践相结合，对学校的发展也不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因此，校本培训要和学校的发展紧密结合，做到紧密结合，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变：
第一，根据学校的发展规划和核心工作，来设计培训的计划和课程模块，然后寻找能够胜任这些板块教学的培训专家实施课程。
第二，教师最缺乏的不是理念，而是实践性的智慧，因此，校本培训课程应该和一线的教学实践紧密联系。可以从教学目标的研究、教学重点和难点的研究、课堂引入的研究、探究性教学的实践、学生作业的编制……等等方面，选择一两个点，设计一系列课程，坚持不懈开展教学研讨和校本培训活动，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第三，要成立相应的专家团队，对培训课程的设计、课程内容的开发、课程实施的建议以及课程评价的途径等进行全方位的跟踪和服务，确保课程能够在学校里得到有效的实施。
任永生：我们目前的校本培训，应该说从内容到方式都存在许多问题，致使我们的培训劳民伤财，事倍功半。那么，如何通过改革我们的培训内容和方式，来提高培训质量，就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常局长提出了校本培训的四个观点，也提出了校本培训的方向。这些观点和策略对加强校本培训，促进学校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认为，校本培训必须紧紧围绕课堂教学改革的主题，必须把培训变成教师的实际需要，把问题当作课题来研究，就能够使学习真正发生在教师身上，教师校本培训应该抓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转变教师的观念上下功夫，表面看来我们不缺乏教育观念，但真正的课改观念我们还没有树立起来，我们的观念常常变成了口号和教学的装饰品，没有把观念落实到教育实践中；二是在转变教师的角色上下功夫，教师角色不转变，新课堂就不可能构建成功，教师必须由课堂的主宰者变成学生学习的服务者，在课堂上真正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三是在高效课堂模式的研究上下功夫，可以借鉴成功学校的基本经验，探索高效课堂的核心技术，把学生当作课堂教学的最大资源，这是高效课堂技术的核心内容；四是在研究新课标方面下功夫，新课标为我们构建新课堂提供了新的内容，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新课标落实的有效途径。
办学效率VS办学效益
常生龙：曾经有旅美教师这样比较中美的基础教育：“美国小学是知识的吝啬鬼，严格限制孩子得到知识的数量，一个月只允许孩子得到一个知识，孩子每得到一个知识，都需要付出很多的汗水和辛苦；在这个过程中，动手、思考和感悟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孩子对知识总是有渴望的感觉。”
“而中国的小学教育是一个贪婪鬼，把知识当成了免费的黄金珠宝。中国教育者不知道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总是让孩子直接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
“美国教育一个月的知识量只相当于中国教育一天的知识量。相差29天，这29天就是感悟的时间。美国教育通过让孩子感悟比中国教育多产生了一个东西：智慧。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多产生了一个东西：创新能力。”
如果我们认可上述的比较，那么可以说，美国的基础教育追求的是教学的效益，而中国的基础教育追求的是教学的效率。
追求效率的教学，在我们的学校里比比皆是，比如说：重知识传授和记忆性的学习，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不关心知识的应用价值，不注重学生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通过增加课时等手段，强化考试科目，挤占学生的休息时间以及其他学科的教学时间；通过大运动量的训练，让学生形成“刺激-反馈”的机制；通过大量不加选择的作业，让学生反复操练，以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
这样做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第一，让学生看到，学校和教师可以视各种规则和法律为儿戏，不管不顾国家规定的课程计划，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第二，助长一批懒教师在学校里生存；第三，将学生的学习兴趣消磨殆尽，使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逐渐丧失……
学校应当追求办学的效益，而不是办学的效率。教育行政部门对此也要有清晰的认识，并加以积极的引导，努力促进教育的“绿色生态化”。
任永生：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不少关于中美教育的对比，曾经我们引以为豪的基础教育，其实存在着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阻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
常局长提出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内提升课堂教学的效率，实现教育的“绿色生态化”，是我们每一所学校都应该着力思考和追求的目标。
教育教学如何实现效率与效益的统一？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目前，我们的教学方式就是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而忽略了效益的提高。在考试制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像美国课堂那样，我们的学生可能也无法适应现在的考试，如果我们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一路狂奔，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真正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优秀品质的培养和健全人格的构建。如何做到既要成绩又能够培养学生能力，优秀品质和健全人格？这就要求我们深化课堂教学改革，真正树立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真正树立以生为本，以学为本，以素质为本的教育理念，构建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只有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才能够解决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主 持 人
对于教育局长来说，管理，也是一门处理关系的学问。目前，教育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管是教育观念的问题，还是操作方法的问题，其实都是处理教育关系的问题。教育主政者，如何处理好各种教育关系，首先就要理解并认清这些关系。
来自上海的常生龙局长和来自辽宁的任永生局长，虽然身处南北不同地区，但都先后在不同场合谈到过处理好教育中几个关系的话题，本期继续邀请两位局长，解读教育的“八大关系”。
教育质量VS学校特色
常生龙：教育质量和特色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教育质量比较好的学校，在特色创建方面会有更加扎实的基础；反过来，认准一件事情坚持做下去，会将这件事情变成学校特色的同时，培养出一批好教师，推动学校教育质量也上新台阶。
教育质量比较好的学校，学校特色也很鲜明的事例很多。普通学校因为创建特色而提升了教育质量，有一组典型的事例，就是最近几十年美国教育界开展的“磁石学校”创建工作。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公立教育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课程整齐划一，教学方式滞后；二是存在着明显的种族隔离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开始建设“磁石学校”，打破学区招生，让不同种族的人可以在同一所学校里就读。同时，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采取了一些独特的措施，在公立学校的课程之外，设置了一系列独特的课程，来填补公立教育课程设置上的空白。这些独特的课程设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也逐渐形成了学校的特色。大多数“磁石学校”的教育质量，因为这些独特的课程设置而逐年提升，成了当地的品牌学校。
今天的美国，有五分之三的学区办起了“磁石学校”，120万学生在“磁石学校”里就读。美国教育曾经面临的困境，我国今天的教育同样也存在。划片招生的政策、整体划一的课程、隐形的阶层歧视等等，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给学校一些自主发展的空间，让他们创建自己的特色，或许这些学校就可以走上与“磁石学校”类似的发展道路，在提升自身教育质量的同时，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快乐。
任永生：教育质量就是教育效率与教育效益的高度统一，而教育特色就是用自己独特的方法与途径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应该说，提高教育质量与打造特色之间并不矛盾，即在提高质量的过程中形成特色，用形成的特色推动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
在现实工作中，往往顾此失彼，或者将二者对立起来。若提追求教育质量，就误认为是在追求教育效率，或者简单地理解成追求单纯的高分。若提特色发展，就认为是搞特长班或琳琅满目的校园文化，认为搞特色就会影响教育教学。所以，学校常常很难形成真正的特色。
学校特色发展，应该把形成学校核心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学校文化应该是一个学校内，经过长期发展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以校内师生为主体创造并形成共识的价值观念、办学思想、群体意识、行为规范等构成的价值观体系，是一个学校精神与氛围的集中体现。学校文化是贯穿学校各个层面的核心，是学校共同的价值观念、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校园文化有3层结构：表层，主要表现在物化环境、设施设备方面的文化形态；中层，主要表现在文字、语言方面的文化形态；深层，主要表现在师生员工自身文化气质方面的文化形态。
我们在构建学校文化品牌方面，也一定要坚持把课堂作为文化建设的主渠道，通过课堂文化的构建来逐渐形成学校文化，而不能脱离课堂这个主渠道。如果本末倒置，只能形成表层和中层的东西。如果学校真正有了文化，就能产生一种强大的推动力，用文化特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教师发展VS学生发展
常生龙：江苏苏州星海实验中学的语文教师史金霞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不拘一格教语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她认为很多语文课其实是一项体力劳动，机械地重复、积累，不致力于培养人，而致力于“制造”产品，“这不仅不能使人心向善，反而在加速人性的堕落”。于是，她在语文教学上进行了全面的改革：随笔是她的语文课几乎唯一的作业，史老师从中阅读“青春的故事”；一篇《西厢记》的《长亭送别》节选，这位喜欢音乐的老师不仅用上了黄梅戏的《西厢记》选段，还融入了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阿牛的《桃花朵朵开》以及刘若英的《分开旅行》……给学生们罗列了众多的阅读书目，包括司马迁的《史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何伟的《寻路中国》、龙应台的《目送》，以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等等。她的学生并没有因此而颓废，“班级平均分也会在高考时拿到第一名。”更为重要的是，她没有用野蛮的方式来争取这样的分数，却让学生在最年轻的日子里留下了一段最美好的回忆。
这是教师发展促进学生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一点点地改进，就有可能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影响。史金霞并不一定有高人一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手段，她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对教育工作的热爱，对语文教学的喜爱，以及对学生满腔热忱的爱，正是因为这份爱，使得她愿意发展自己，改变自己，并在成就学生的同时，也反过来成就了自己。史金霞所作的事情，很多人都可以去做，之所以至今还没有行动起来，可能与自己内心的恐惧有关。恐惧改革会影响成绩、恐惧改革得不到他人的支持和理解……
改革需要勇气，教师发展也更需要勇气。这份勇气也会成为发展学生的动力。
相比较之下，学生在很多方面可以成为教师的老师。很多教师买了一台新电脑、添置了一部新手机，相关的功能探索了半天也未果，交给学生一会儿功夫就可以搞定了。在互联网里遨游，学生天生就比教师有灵性，因为他们就是在信息的世界里生长的。如果我们能够给学生创设更加和谐有序的学习氛围，学生就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学生的发展反过来可以促进教师的发展，最终带来的，就是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任永生：教师发展与否，决定着教育工作的成败，决定着教师自我价值实现与否；学生的发展则决定着教育质量，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教师发展了，学生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学生发展了，又能促进教师的发展，这就是“教学相长”。
我们要培养有激情、有真情、有才情的教师，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要引导和帮助教师实现人生的价值，要让教师树立这样的远大理想：不当“教书匠”，要做专家型的教师，教师应该成为教育目的的实现者，教学任务的指导者，教学方法的探索者，教育活动的指导者。只有鼓励教师实现人生价值，创造人生的辉煌，才能有效地带动学生走向成功。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两点：一是教师必须积极适应素质教育要求，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角色，创新方法，还要不断充实自我，提高自我，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对自我的超越；二是必须探索教育教学的新途径，教育教学具有复杂的特点，容易偏向于形式化、公式化、格式化，教育的生命力不是复制而是创新，要不断探求新模式，但必须克服模式化。
大众教育VS精英教育
常生龙：今天的中国，比以往更加迫切需要大批的拔尖人才脱颖而出。但拔尖人才该如何培育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明白。
拔尖人才通常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持续不断地探索外在世界的良好习惯；二是持续不断地探索内心世界的良好习惯。这两个特点，都需要从孩子出生开始到整个求学期间加以持续的呵护和保持。在某个学段进行所谓的精英教育，能否培养出拔尖人才，是值得怀疑的。而且一些所谓的创新课程，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创新一旦课程化，就会变成一种程式，它与创新的本意是相悖的。
鲁迅先生说：如果你想要得到花朵的话，你就要重视那些能够培育出花朵的泥土。拔尖人才是从非拔尖人才与普通人中转化而来的。对拔尖人才的培养，不能寄托在少数“精英学校”上，也不能寄托在少数人上，而应该面向全体学生。尽管最后在科研和技术领域，真正能做出大的创新性成就的始终都是少数精英，但他们总是植根于普遍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的大众土壤之上。如果真的想要得到拔尖人才，就必须在提高全体公民的创新素养上下功夫。
任永生：我们的教育首先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但也必须注重精英的培养。
我们必须树立“三个一切”的学生观，这是每个教育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的基本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三个一切”就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
“一切为了学生”就是学校的一切工作必须围绕学生的发展；“为了学生的一切”，强调“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不可偏废；“为了一切学生”，这是必须特殊强调的问题。每个孩子既是祖国的未来又是家庭的希望，要公平地对待每个孩子，要用爱去浇灌他成长的心田，要“因材施教”，要在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注重特殊人才的培养，让每个孩子都成为最好的自我。
学校教育VS社会教育
常生龙：当我们探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对社会教育是有一个定义的，即学校教育以外的一切文化教育设施对青少年、儿童和成人进行的各种教育活动。
改革开放之前的人们，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基本上可以为他一生的工作和生活奠定基础，所以社会教育并不被人们重视。但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就是要让学生做好准备，毕业后投入目前根本不存在的工作，使用还没发明出来的科技，以解决我们从未想到过的问题。
因此，学校教育需要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无论如何努力去改革，也不可能让学生受用终生。社会教育将和学校教育一道，为人们在未来更好地生活和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第一，学校教育要着重呵护学生的向学之心，让学科知识成为孩子渴望学习的“柴火”，教师成为一个个的“点火者”。使得学生在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之后，依然能够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成为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的领头雁。
第二，学校教育要加强与社会教育的共建，让学生在学校生活中就能不断地联系社会实际，发现知识的应用价值。
第三，社会教育要加强和学校教育之间的衔接，建设更加丰富的、多元的课程体系，以及便捷的学习渠道，为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学习的机会和平台，让在学校生活中有独特个性特长的学生，在社会中得到呵护和关爱。
任永生：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主渠道，社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补充，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要使两个教育协调发展，互相补充，相互促进。
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所以，儿童的成长就是他自身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自我构建的结果，教育本身就是给儿童的自我构建创造合适环境的，学校教育是学生成长的主要环境，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学生进行培养和锻炼，那么社会环境同样也是学生成长的重要条件。当前社会教育存在一定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但一些消极的东西也随之而来，污染了社会教育的环境，我们必须挖掘社会教育的积极因素，利用一切积极的因素，为学生的发展创造条件，使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协调发展。
每年3月开展的各种“学雷锋”活动，其实就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完美结合，经验值得总结。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