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这是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一句名言。同样,教育内部存在着诸多关系,比如最常见的师生关系,对于教育局长来说,要关注哪些关系?如何“打通”这些关系,发现教育的生命力,有赖于主政者的行政智慧。本期我们特别邀请来自上海和辽宁一南一北两位教育行政管理者,展示他们对于教育“关系”的思考,以期引发全国各地教育管理者们的广泛思考和讨论。
教育局长
解读教育“八大关系”
对话嘉宾:
常生龙: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
任永生: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教育局局长
对话主持:韩世文
“八大关系”:
教育局管理VS学校自主发展
专家型教育团队VS教师专业发展
校本培训VS学校发展
办学效率VS办学效益
教育质量VS学校特色
教师发展VS学生发展
大众教育VS精英教育
学校教育VS社会教育
主持人:对于教育局长来说,管理,也是一门处理关系的学问。目前,教育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管是教育观念的问题,还是操作方法的问题,其实都是处理教育关系的问题。教育主政者,如何处理好各种教育关系,首先就要理解并认清这些关系。
来自上海的常宝龙局长和来自辽宁的任永生局长,虽然身处南北不同地区,但都先后在不同场合谈到过处理好教育中几个关系的话题,本期邀请两位局长,重新解读教育的“八大关系”。
教育局管理VS学校自主发展
常生龙:新课程改革推进10周年之际,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机构联合中国教育网开展了一项网络调查。其中,有两个数据非常引人注目:74%的教师认同“合作、自主、探究”新课改的理念,但对课改的总体评价表示“很满意”的仅为3.3%,“满意”的为21.3%。
为什么大家对新课程的理念有较高的认同度,但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教师自己对课改的满意度不到25%呢?这与课改自上而下的改革属性和规律有很大关系。
从国家的课程方案、学科课程标准,到一套套教材、课堂教学,以及学生之所得,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在一层层落实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一些理解上的偏差,这些偏差就像蝴蝶效应那样被逐级放大,到了学生这里,往往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事实上,课堂教学改革的专业自主权,并非来自上级部门,而在学校、在教师手里。如果学校和教师依然需要在考试成绩和课程改革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们当然首先选择考试成绩,因为这样的做法大家已经驾轻就熟,不需要承担什么风险。学校和教师如果没有课改的积极性和动力,课程改革要取得成效是很难的。
从点上看,全国各省市都有一些学校,在课改方面做出了扎实的探索,取得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这正是他们行使自己课改专业自主权的体现。10年课改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是:课改要取得成果,一定要发挥基层学校的主观能动性;一定要关注课堂,坚持不懈地在课堂教学的改进上做文章。
要促进教育内涵发展,学校和教育局双方都要给自己定好位。学校不能总是等教育局发布指令,上边有什么样的要求,下边就做什么。要加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主动思考学校的发展,积极争取教育局对学校自主办学的支持。教育局方面,也不能越俎代庖,要着力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学校发展的监督:监督学校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办学;按照课程改革的要求办学;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办学。二是为学校的发展做好服务工作:为学校的自主发展提供人财物方面的支撑和保障。
任永生:教育局管理与学校自主发展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有了管便难以有自主,有了自主,也许就没法管了。仔细分析,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首先要明确教育行政部门在学校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夸大教育行政部门的作用,会使学校失去自我发展的空间和能力,如果弱化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作用,学校发展也会失去方向和保障。
那么教育局究竟应该做什么?我个人认为,一是方向的引领,即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引领;二是目标的制定,即根据地区实际和学校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三是组织的保障,即加强校长队伍和教师队伍的建设;四是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导向,即使各种评价体系科学化;五是过程的监督与服务,即在工作目标的实施过程中,进行过程监控和技术指导;六是结果的评定与应用,即科学地应用评价结果,激发全体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对于学校来说,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把教育局的各项工作部署具体化和校本化,一定要创造性地实施教育局的工作部署,切不可照抄照搬,盲目被动。特别是在育人问题上,学校要把握好自主权,积极主动地投身到课改的实践中来,创建适合校情的课堂教学模式,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从学生出发。
常生龙:所谓的专家,指的是在某个领域具有一定的特长,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的人。每一位教师,都可以向专家的方向去培养、去努力。但有两点需要明白:第一,学科可研究的范围很广,有的人可能在课程建设方面比较精通,有的人可能在教学设计方面有独到之处,有的人可能在课堂教学上独树一帜……对于教师来说,找准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很重要。我们一直强调,教师要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其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此。第二,要成为一个专家,需要选择好并看准一个目标,持之以恒地加以研究。在专业发展方面最怕“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每个方向都浅尝辄止。
专家大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个人成长的历程中,懂得“舍得”的道理,善于放弃某些研究领域,集中精力于某一方面,在该方面做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所获得的认识也超出常人。也正因为如此,专家总是具有局限性的,他不可能样样都精通。
正是由于每位教师不可能成为“全科型”的专家,教师团队的价值才得以体现。如果一个教研组,由研究的方向和专长不同的教师组成,大家在各自的方向上不可或缺,又能够互相帮衬,那么整个教研组就能成为一个专家型的教育团队,这个团队的力量会非常强大。
当然,几个专家聚集在一起,并不能自然成为专家型的教育团队,还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有共同的愿景,这是团队最为鲜明的标志;第二,学会妥善地用力,团队是因为某项任务而组建起来的,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如果其中有部分专家施力比较大,另外一些专家就一定要减轻力道,以保证整体的平衡。换句话说,专家是有局限性的,如果这项任务正好是你的特长,那就要多用些心力;如果这项任务不是你的特长,你就要谨慎用力。有的时候,不用力比用力好;少用力比多用力好。
教师自己对专业的追求,是专家型教育团队建设的基础;专家型教育团队的建设,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专业发展,提升教育教学素养。
任永生:常局长提出,教师要成为教育专家,就必须找准方向,重点突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动策略。上海虹口区提出的构建“温馨情趣有效”课堂,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成为专家型教师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我非常赞同以打造专家型教育团队为目标的教师专业发展道路。当前,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提出的打造高效课堂的课改目标,应该说为我们建设专家型团队提供了平台,高效课堂的理念真正确立之后,如何研究高效课堂的核心技术,就是我们的课题,我们不但要把高效课堂作为一个整体的模式去研究,还要在如何编制导学案、小组文化建设、课堂评价与反馈、课堂基本流程等方面,有深刻的研究。如果我们的教师选择一个突破口进行研究,就会对整个高效课堂有整体的把握,也就会成为高效课堂的专家,我们现在成立了课改名师俱乐部,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一些教师正在向着专家方向快速地成长,有些教师已经能够参与全国的讲座与教学活动。
校本培训VS学校发展
常生龙:新课程改革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教学目标从“一维”变成了“三维”。我曾经对教学目标做过为期两年的研究,越研究发现困惑越多,值得探索的问题也多。今天,虽然很多教师都能信手将“三维目标”写在自己的教案上,但真正能够说得清楚的人恐怕不会太多。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紧紧抓住“三维目标”这个问题,十年如一日开展研究,得出了许多属于自己的结论。比如,必须完成学科知识树的梳理;必须知道哪些是核心概念,这些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必须弄清楚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必须在高位目标下来看待每一节课的教学,等等。这种认识的飞跃,胜过许多教师一辈子的积累。
这样的研究过程,实际上就是很好的校本培训。在教师培训中,校本培训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大多学校有一种惯常的做法,就是能找到什么样的资源,就开什么样的课程。这样的培训随意性比较强,往往不能和学校自身的办学目标、发展规划相结合,也很难和教师的教学实践相结合,对学校的发展也不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因此,校本培训要和学校的发展紧密结合,做到紧密结合,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变:
第一,根据学校的发展规划和核心工作,来设计培训的计划和课程模块,然后寻找能够胜任这些板块教学的培训专家实施课程。
第二,教师最缺乏的不是理念,而是实践性的智慧,因此,校本培训课程应该和一线的教学实践紧密联系。可以从教学目标的研究、教学重点和难点的研究、课堂引入的研究、探究性教学的实践、学生作业的编制……等等方面,选择一两个点,设计一系列课程,坚持不懈开展教学研讨和校本培训活动,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第三,要成立相应的专家团队,对培训课程的设计、课程内容的开发、课程实施的建议以及课程评价的途径等进行全方位的跟踪和服务,确保课程能够在学校里得到有效的实施。
任永生:我们目前的校本培训,应该说从内容到方式都存在许多问题,致使我们的培训劳民伤财,事倍功半。那么,如何通过改革我们的培训内容和方式,来提高培训质量,就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常局长提出了校本培训的四个观点,也提出了校本培训的方向。这些观点和策略对加强校本培训,促进学校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认为,校本培训必须紧紧围绕课堂教学改革的主题,必须把培训变成教师的实际需要,把问题当作课题来研究,就能够使学习真正发生在教师身上,教师校本培训应该抓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转变教师的观念上下功夫,表面看来我们不缺乏教育观念,但真正的课改观念我们还没有树立起来,我们的观念常常变成了口号和教学的装饰品,没有把观念落实到教育实践中;二是在转变教师的角色上下功夫,教师角色不转变,新课堂就不可能构建成功,教师必须由课堂的主宰者变成学生学习的服务者,在课堂上真正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三是在高效课堂模式的研究上下功夫,可以借鉴成功学校的基本经验,探索高效课堂的核心技术,把学生当作课堂教学的最大资源,这是高效课堂技术的核心内容;四是在研究新课标方面下功夫,新课标为我们构建新课堂提供了新的内容,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新课标落实的有效途径。
办学效率VS办学效益
常生龙:曾经有旅美教师这样比较中美的基础教育:“美国小学是知识的吝啬鬼,严格限制孩子得到知识的数量,一个月只允许孩子得到一个知识,孩子每得到一个知识,都需要付出很多的汗水和辛苦;在这个过程中,动手、思考和感悟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孩子对知识总是有渴望的感觉。”
“而中国的小学教育是一个贪婪鬼,把知识当成了免费的黄金珠宝。中国教育者不知道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总是让孩子直接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
“美国教育一个月的知识量只相当于中国教育一天的知识量。相差29天,这29天就是感悟的时间。美国教育通过让孩子感悟比中国教育多产生了一个东西:智慧。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多产生了一个东西:创新能力。”
如果我们认可上述的比较,那么可以说,美国的基础教育追求的是教学的效益,而中国的基础教育追求的是教学的效率。
追求效率的教学,在我们的学校里比比皆是,比如说:重知识传授和记忆性的学习,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不关心知识的应用价值,不注重学生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通过增加课时等手段,强化考试科目,挤占学生的休息时间以及其他学科的教学时间;通过大运动量的训练,让学生形成“刺激-反馈”的机制;通过大量不加选择的作业,让学生反复操练,以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
这样做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第一,让学生看到,学校和教师可以视各种规则和法律为儿戏,不管不顾国家规定的课程计划,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第二,助长一批懒教师在学校里生存;第三,将学生的学习兴趣消磨殆尽,使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逐渐丧失……
学校应当追求办学的效益,而不是办学的效率。教育行政部门对此也要有清晰的认识,并加以积极的引导,努力促进教育的“绿色生态化”。
任永生: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不少关于中美教育的对比,曾经我们引以为豪的基础教育,其实存在着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阻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
常局长提出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内提升课堂教学的效率,实现教育的“绿色生态化”,是我们每一所学校都应该着力思考和追求的目标。
教育教学如何实现效率与效益的统一?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目前,我们的教学方式就是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而忽略了效益的提高。在考试制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像美国课堂那样,我们的学生可能也无法适应现在的考试,如果我们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一路狂奔,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真正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优秀品质的培养和健全人格的构建。如何做到既要成绩又能够培养学生能力,优秀品质和健全人格?这就要求我们深化课堂教学改革,真正树立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真正树立以生为本,以学为本,以素质为本的教育理念,构建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只有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才能够解决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主 持 人
对于教育局长来说,管理,也是一门处理关系的学问。目前,教育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管是教育观念的问题,还是操作方法的问题,其实都是处理教育关系的问题。教育主政者,如何处理好各种教育关系,首先就要理解并认清这些关系。
来自上海的常生龙局长和来自辽宁的任永生局长,虽然身处南北不同地区,但都先后在不同场合谈到过处理好教育中几个关系的话题,本期继续邀请两位局长,解读教育的“八大关系”。
教育质量VS学校特色
常生龙:教育质量和特色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教育质量比较好的学校,在特色创建方面会有更加扎实的基础;反过来,认准一件事情坚持做下去,会将这件事情变成学校特色的同时,培养出一批好教师,推动学校教育质量也上新台阶。
教育质量比较好的学校,学校特色也很鲜明的事例很多。普通学校因为创建特色而提升了教育质量,有一组典型的事例,就是最近几十年美国教育界开展的“磁石学校”创建工作。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公立教育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课程整齐划一,教学方式滞后;二是存在着明显的种族隔离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开始建设“磁石学校”,打破学区招生,让不同种族的人可以在同一所学校里就读。同时,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采取了一些独特的措施,在公立学校的课程之外,设置了一系列独特的课程,来填补公立教育课程设置上的空白。这些独特的课程设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也逐渐形成了学校的特色。大多数“磁石学校”的教育质量,因为这些独特的课程设置而逐年提升,成了当地的品牌学校。
今天的美国,有五分之三的学区办起了“磁石学校”,120万学生在“磁石学校”里就读。美国教育曾经面临的困境,我国今天的教育同样也存在。划片招生的政策、整体划一的课程、隐形的阶层歧视等等,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给学校一些自主发展的空间,让他们创建自己的特色,或许这些学校就可以走上与“磁石学校”类似的发展道路,在提升自身教育质量的同时,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快乐。
任永生:教育质量就是教育效率与教育效益的高度统一,而教育特色就是用自己独特的方法与途径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应该说,提高教育质量与打造特色之间并不矛盾,即在提高质量的过程中形成特色,用形成的特色推动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
在现实工作中,往往顾此失彼,或者将二者对立起来。若提追求教育质量,就误认为是在追求教育效率,或者简单地理解成追求单纯的高分。若提特色发展,就认为是搞特长班或琳琅满目的校园文化,认为搞特色就会影响教育教学。所以,学校常常很难形成真正的特色。
学校特色发展,应该把形成学校核心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学校文化应该是一个学校内,经过长期发展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以校内师生为主体创造并形成共识的价值观念、办学思想、群体意识、行为规范等构成的价值观体系,是一个学校精神与氛围的集中体现。学校文化是贯穿学校各个层面的核心,是学校共同的价值观念、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校园文化有3层结构:表层,主要表现在物化环境、设施设备方面的文化形态;中层,主要表现在文字、语言方面的文化形态;深层,主要表现在师生员工自身文化气质方面的文化形态。
我们在构建学校文化品牌方面,也一定要坚持把课堂作为文化建设的主渠道,通过课堂文化的构建来逐渐形成学校文化,而不能脱离课堂这个主渠道。如果本末倒置,只能形成表层和中层的东西。如果学校真正有了文化,就能产生一种强大的推动力,用文化特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教师发展VS学生发展
常生龙:江苏苏州星海实验中学的语文教师史金霞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不拘一格教语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她认为很多语文课其实是一项体力劳动,机械地重复、积累,不致力于培养人,而致力于“制造”产品,“这不仅不能使人心向善,反而在加速人性的堕落”。于是,她在语文教学上进行了全面的改革:随笔是她的语文课几乎唯一的作业,史老师从中阅读“青春的故事”;一篇《西厢记》的《长亭送别》节选,这位喜欢音乐的老师不仅用上了黄梅戏的《西厢记》选段,还融入了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阿牛的《桃花朵朵开》以及刘若英的《分开旅行》……给学生们罗列了众多的阅读书目,包括司马迁的《史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何伟的《寻路中国》、龙应台的《目送》,以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等等。她的学生并没有因此而颓废,“班级平均分也会在高考时拿到第一名。”更为重要的是,她没有用野蛮的方式来争取这样的分数,却让学生在最年轻的日子里留下了一段最美好的回忆。
这是教师发展促进学生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一点点地改进,就有可能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影响。史金霞并不一定有高人一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手段,她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对教育工作的热爱,对语文教学的喜爱,以及对学生满腔热忱的爱,正是因为这份爱,使得她愿意发展自己,改变自己,并在成就学生的同时,也反过来成就了自己。史金霞所作的事情,很多人都可以去做,之所以至今还没有行动起来,可能与自己内心的恐惧有关。恐惧改革会影响成绩、恐惧改革得不到他人的支持和理解……
改革需要勇气,教师发展也更需要勇气。这份勇气也会成为发展学生的动力。
相比较之下,学生在很多方面可以成为教师的老师。很多教师买了一台新电脑、添置了一部新手机,相关的功能探索了半天也未果,交给学生一会儿功夫就可以搞定了。在互联网里遨游,学生天生就比教师有灵性,因为他们就是在信息的世界里生长的。如果我们能够给学生创设更加和谐有序的学习氛围,学生就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学生的发展反过来可以促进教师的发展,最终带来的,就是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任永生:教师发展与否,决定着教育工作的成败,决定着教师自我价值实现与否;学生的发展则决定着教育质量,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教师发展了,学生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学生发展了,又能促进教师的发展,这就是“教学相长”。
我们要培养有激情、有真情、有才情的教师,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要引导和帮助教师实现人生的价值,要让教师树立这样的远大理想:不当“教书匠”,要做专家型的教师,教师应该成为教育目的的实现者,教学任务的指导者,教学方法的探索者,教育活动的指导者。只有鼓励教师实现人生价值,创造人生的辉煌,才能有效地带动学生走向成功。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两点:一是教师必须积极适应素质教育要求,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角色,创新方法,还要不断充实自我,提高自我,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对自我的超越;二是必须探索教育教学的新途径,教育教学具有复杂的特点,容易偏向于形式化、公式化、格式化,教育的生命力不是复制而是创新,要不断探求新模式,但必须克服模式化。
大众教育VS精英教育
常生龙:今天的中国,比以往更加迫切需要大批的拔尖人才脱颖而出。但拔尖人才该如何培育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明白。
拔尖人才通常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持续不断地探索外在世界的良好习惯;二是持续不断地探索内心世界的良好习惯。这两个特点,都需要从孩子出生开始到整个求学期间加以持续的呵护和保持。在某个学段进行所谓的精英教育,能否培养出拔尖人才,是值得怀疑的。而且一些所谓的创新课程,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创新一旦课程化,就会变成一种程式,它与创新的本意是相悖的。
鲁迅先生说:如果你想要得到花朵的话,你就要重视那些能够培育出花朵的泥土。拔尖人才是从非拔尖人才与普通人中转化而来的。对拔尖人才的培养,不能寄托在少数“精英学校”上,也不能寄托在少数人上,而应该面向全体学生。尽管最后在科研和技术领域,真正能做出大的创新性成就的始终都是少数精英,但他们总是植根于普遍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的大众土壤之上。如果真的想要得到拔尖人才,就必须在提高全体公民的创新素养上下功夫。
任永生:我们的教育首先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但也必须注重精英的培养。
我们必须树立“三个一切”的学生观,这是每个教育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的基本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三个一切”就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
“一切为了学生”就是学校的一切工作必须围绕学生的发展;“为了学生的一切”,强调“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不可偏废;“为了一切学生”,这是必须特殊强调的问题。每个孩子既是祖国的未来又是家庭的希望,要公平地对待每个孩子,要用爱去浇灌他成长的心田,要“因材施教”,要在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注重特殊人才的培养,让每个孩子都成为最好的自我。
学校教育VS社会教育
常生龙:当我们探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对社会教育是有一个定义的,即学校教育以外的一切文化教育设施对青少年、儿童和成人进行的各种教育活动。
改革开放之前的人们,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基本上可以为他一生的工作和生活奠定基础,所以社会教育并不被人们重视。但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就是要让学生做好准备,毕业后投入目前根本不存在的工作,使用还没发明出来的科技,以解决我们从未想到过的问题。
因此,学校教育需要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无论如何努力去改革,也不可能让学生受用终生。社会教育将和学校教育一道,为人们在未来更好地生活和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第一,学校教育要着重呵护学生的向学之心,让学科知识成为孩子渴望学习的“柴火”,教师成为一个个的“点火者”。使得学生在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之后,依然能够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成为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的领头雁。
第二,学校教育要加强与社会教育的共建,让学生在学校生活中就能不断地联系社会实际,发现知识的应用价值。
第三,社会教育要加强和学校教育之间的衔接,建设更加丰富的、多元的课程体系,以及便捷的学习渠道,为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学习的机会和平台,让在学校生活中有独特个性特长的学生,在社会中得到呵护和关爱。
任永生: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主渠道,社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补充,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要使两个教育协调发展,互相补充,相互促进。
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所以,儿童的成长就是他自身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自我构建的结果,教育本身就是给儿童的自我构建创造合适环境的,学校教育是学生成长的主要环境,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学生进行培养和锻炼,那么社会环境同样也是学生成长的重要条件。当前社会教育存在一定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但一些消极的东西也随之而来,污染了社会教育的环境,我们必须挖掘社会教育的积极因素,利用一切积极的因素,为学生的发展创造条件,使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协调发展。
每年3月开展的各种“学雷锋”活动,其实就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完美结合,经验值得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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