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与勤政，儒家居官理政的思想不出此二者。
中国古代的州县级的基层治理称为“牧民”，州县官吏亦称“牧民之官”。韩国和日本在历史上都曾借鉴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经验，并发展出了具有东亚特色的“牧民学”，对其现代社会治理中的行政和司法体系影响颇深。其中，韩国大儒丁若镛的《牧民心书》，就宣称以中国魏晋南朝儒吏傅琰家传的为官秘籍——《理县谱》为其理论渊源。
《南史·循吏列传第六十》“傅琰”云:“琰父子并著奇绩，时云诸傅有《理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傅琰在南朝时当过武康和山阴的县令，为官清廉，政绩突出，深得民心，被誉为一县“神明”；傅琰的儿子傅翙“为官亦有能名”，在吴县做县令，其官声远播，时建康县令孙廉曾好奇地问他，你们家族是否有当好官的秘籍，否则何以致“神明”之誉？傅翙回答“无他也，唯勤而清。清则宪纲自行，勤则事无不理。宪纲自行则吏不能欺，事自理则物无疑滞，欲不理得乎?”此所谓秘籍者，无非“勤政加清廉”，秉此二者于心，其他事情自会顺理成章，要想混乱都不可能。后来山阴县令刘玄明自认为“我有奇术，卿家谱所不载”，即：“作县令唯日食一升饭而莫饮酒，此第一策也。”当然，刘玄明“有吏能，历山阴、建康令，政常为天下第一，终于司农卿”，这或许是其一路升迁的“秘诀”，因此，认为自己为官理政的“秘诀”已经超过了傅家秘传的“理县谱”。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刘更强调的是“清廉”，即为父母官者，管住大吃大喝的嘴巴最为重要。史载循吏多有此口戒，盖因贪杯之官多失廉耻，而莫不以百姓为鱼肉。然而，“为官一方，造福百姓”仅仅靠“清廉”还不够，还必须勤政，才能造福人民。所谓“清廉以修身”“勤政以爱民”，二者不可偏废，互为体用。
傅翙的儿子是傅岐，后来任新县县令，亦勤政爱民，仁义断狱，能名冠绝一时。史载一例：有邻里斗殴致死者，衙司酷刑逼供并不能逼迫其认罪。案件移交傅岐后，岐则免其刑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犯事者当即认罪。傅岐理案，夺人命者罪罚当死，而冬至节期，傅岐仍然以自己的官位担保，放其回家省亲，后罪犯如期而返，甘愿领刑。至傅岐离任时，新县“人无老少皆出境拜送，号哭闻数十里。”其声誉之隆亦不让其父祖辈，后迁升司农卿。值“侯景之乱”前后，傅岐对南梁的危局多有告诫，可惜南朝梁政颓败，以傅岐之贤，亦无力回天。及建康破城后，十二万人的南京城几乎被屠杀成为“鬼城”，朝廷上下悔不听傅岐之言，傅岐自己亦赍志而殁。
傅琰一家三代能官廉吏，为中国古代官政治理之美谈，其家传秘籍《理县谱》恐怕只是附会之说，当然这也可能是鼓励“循吏”“善政”的“虚言”。
至南宋胡太初作“县令居官之道”——《昼帘绪论》时，《理县谱》再度被提及：“《世说新语》载傅氏有《理县谱》，其书不传，牧民者能得是编之，则此一卷书，亦足以补其阙矣。”这就是说，傅家的“为官秘籍”根本就没有流布于世，胡太初本人作《州县提纲》亦只是揣摩其精神而已：“以洁己清心，爱民勤政为急务。”
《理县谱》的版本真伪姑且不论，但其精神或“为官之道”不外两条：清心与勤政。儒家居官理政的思想亦不出此二者，其深意为：二者不可偏废，亦不可全无。无清心，则官易贪婪；无勤政，则官易怠惰；既无清心亦无勤政，则官必不作为或乱作为，行政必腐败而松弛。
在中国“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史官文化”中，清廉和勤政是循吏的人生价值观和行政伦理。宋真宗时的循吏张咏亦多有能声廉名，他自我总结道：“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这个总结不是形式上的“事君之道”，而是实质上的“牧民之学”，是现代社会中基层行政和司法的规则，是儒家“治国理政”原则的体现；行政和司法中，规则和原则互为表里，历来为儒臣所警戒和推崇，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也；利在万世者谋之。”联想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原则，其中也不乏对于中国传统为官理政之道的创造性发挥，因为我们现在常讲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就是首出《管子·牧民》中的思想，因此，自然也应当视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治国理政思想的题中之意。
(摘自《大众日报》2015年3月18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