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把孩子变成AI只需三步

无情冷血并非人工智能所专

有把孩子变成AI只需三步

丁丁

2月18日，发生在武汉武昌火车站附近的砍头行凶案，如发酵般在各大媒体流传，“戾气”二字被频繁使用。不少人说，如今戾气已经在社会蔓延，笼罩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这种描述，犹如科幻小说里描述的世界末日，无情冷血的人工智能（AI）凭借远超过人类的智力和谋略，挑战人类的权威，最终将人类消灭。还好，现阶段的AI还不懂得“野心”，也没有“称霸”的意识，虽然科学家正努力研究，为AI赋予人格。

就在AI开始吟诗作画、朝着情感和道德方向前进的同时，我们的社会也在忙碌地将培养有野心、有目标但去情感、去道德的AI。将机器变成人不易，但将人变成机器却不难，只需要三步。

第一步：将生命物化获得成就感

一个邻家男孩快3岁的时候，突然变得在大院里走路异常谨慎小心，因为他害怕不小心踩死了小蚂蚁。在奶奶心目中，男孩子长大了应该闯四方，哪能这样唯唯诺诺、胆小怕事，于是告诉他“小蚂蚁会爬到家里来咬坏家具，有时候还咬人，遇到蚂蚁就应该踩死它们”，并带领孙子在院子里用力大踏步，遇到蚂蚁群就一脚下去用力踩。在奶奶心目中，不踩死蚂蚁等于性格软弱，软弱的性格将无法在世界里立足，因此培养坚强的性格就要从踩蚂蚁开始。

去年正是中东地区极端恐怖势力如癌症般向全球扩散的一年，BBC播出的一个纪录片记载着极端恐怖势力如何训练娃娃兵。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们被带到营地，拿着比自己还长的抢，以活人为靶进行射击训练。电影《湄公河行动》里也记录了毒枭队伍里的娃娃兵，他们的娱乐方式就是赌命，将枪膛里的子弹卸下几颗然后随机打乱，轮流对着自己的脑门射击，扣下扳机如果自己还活着，就赌赢了；扣下扳机后如果鲜血四溅轰然倒下，就赌输了。无论是赢是输，围观的孩子都会获得强烈的快感。

踩死蚂蚁、活体射击和围观赌命，在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论是蚂蚁、人体枪靶还是对着自己脑门射击的孩子，在另外一个人眼里并不是生命，而是一个物件，他们所做的是一个给人带来愉悦感和成就感的过程。

将生命物化，将生命功能化，是我们为孩子“去情感”“去道德”的第一步。

第二步：个人利益高于是非判断

前一段时间朋友圈里疯传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孩子在排队等玩游戏的时候被人插队了，他拒绝以后反而被打，于是孩子反打回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旁观的妈妈充满自豪，因为她的儿子从小性格内向，有“软弱”的倾向，在她多年的引导下终于敢于以暴制暴，捍卫自己的尊严。

我对孩子间的“打架”并不感到吃惊，尤其是男孩子之间，他们的成长过程一定伴随着各种矛盾实验，直到成年以后进入社会，才能摸索出一套既遵守法律规则又符合自己特征的维权方法。触动我的是围观的家长，是家长们对孩子“反打回去”的赞叹、自豪和鼓励，很多妈妈说，虽然我明知道以暴制暴不对，但是敢于反抗总比窝囊吃亏要好。

文章开头提到的“砍头”事件里，行凶者的直接动机是因为店老板多要了一元钱，因为店老板对他进行了侮辱，因为他要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和尊严。网上也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其中一派观点就是：店老板多收人钱，还出口伤人，该死。

“孩子打回去”和“被羞辱者杀回去”虽然程度是天上地下的差别，但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因为你有错在先，我的任何行为就事出有因，从而值得原谅。如果打人是错的，是不是因为“他打我在先”就变成了对的？如果杀人是错的，那是不是因为“他羞辱我在先”就变成了对的？

孩子打架很正常，因为他们对于社会、世界的认知尚未建立，需要慢慢寻找适合自己的矛盾处理方法。但如果成人给他们灌输“当自己的利益受损时，反抗报复可以超越是非”的话，我们的孩子将无法建立最基本的是非判断，将不会有动力去寻找“又坚持是非原则，又能捍卫自己权利”的方法。

将个人利益和因果报应凌驾于是非判断之上，是我们为孩子“去情感”“去道德”的第二步。

第三步：替孩子确定人生目标

不久前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吸引了无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眼球，捧红了诸多唐诗宋词公众号和培训机构，才女武亦姝的成才经历也被众多家长追捧。如今对诗词歌赋的追求，就如同奥数、钢琴、绘画、舞蹈、武功、滑雪一样，被人视为孩子未来得以出人头地的利器。这类观点的逻辑很清楚，他们希望孩子未来有个成功的人生，成功依仗于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脱颖而出就需要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东西，所以在学习成绩好之外，还需要一个“冷门”的技能。

TED演讲上曾请来一名嘉宾，他是美国一次恐怖袭击事件中肇事者的儿子。他7岁的时候被父亲和父亲的一群朋友带去一个秘密的射击训练场，他第一次拿枪扣动扳机居然射中枪靶，被在场所有人称赞为父亲的“优秀接班人”。直到后来他才知道，他父亲是在培养他的刺杀能力，他的人生目标被父亲定义成为宗教献身。除了射击训练，他也被灌输各种极端思想，包括穆斯林如何被迫害，西方社会如何不公平等。

当然，他没有按父亲设计好的人生路线来发展，因为他生活中接触到的白人乃至犹太人也都是有血有肉有家有口的普通人。他问母亲：“为什么我不能理解父亲为我设定的人生，为什么我不能理解他的行为（指的是各类恐怖袭击事件和相关筹划）？”他母亲回答：“你这么想很正常，我也同样厌倦了在仇恨中度过一生。”他父亲的逻辑也很清楚，他希望儿子度过有意义的一生，人生的意义在于捍卫自己信奉的真理，而为了捍卫自己的真理，就要学会杀戮和仇恨。

这两个例子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有个本质是类似的：家长为孩子定义好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人生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无论是兴趣班还是射击训练，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唯一的问题是：人活着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可实现的目标？如果纯粹用理智和逻辑来判断人类存在的意义，恐怕结论会令我们恐慌：如果没有了人类，地球会依然存在，会因为没有污染而更加生机勃勃；地球上没有了蚯蚓，可能过不了多久，生态系统就会崩溃，最终地球面目全非。人活着是不是一定要有用，人做的每件事情是不是一定要有用？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想明白，甚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去给孩子设计人生？

为孩子设定具体的人生目标，并将他们的生活视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是我们为孩子“去情感”“去道德”的第三步。

当我们将孩子塑造成一个将生命视为有实用功能的物件、将自身利益凌驾于是非道德判断之上，将生活视为实现人生目标的手段时，我们便成功地将孩子变成了一个数据处理速度低下并且容易卡壳死机（例如生病）的初级AI。

（作者丁丁，系阿联酋同行教育文化工作室负责人）


（中国教育报2017年02月26日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