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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精选了李光耀谈话中的四个关键问题，值得细细品味。
一、您最基本的战略原则是什么？
我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虽然这样说可能令人沮丧，但我仍然这样认为。
我们已经征服了太空，但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征服自身的原始本能和情绪，这些本能和情绪对于我们在石器时代的生存是有必要的，但在太空时代却没有必要。
尼赫鲁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信念就出现了误判，导致其最终承受着失望与痛苦。其实，亚洲的权力政治与其部落历史一样悠久，而且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如果我们要生存下去并保持各自的特征，就必须学会寻求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
虽然儒家思想认为人性可以改良，但我一向认为人类就像动物一样，我不确定能否改良，但我认为可以进行训练，可以进行管教……你可以让一个习惯使用左手的人用右手写字，但你无法真正地改变其与生俱来的本能。
人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或者说应该是平等的……但这种想法现实吗？如果不现实，那么追求平等就会导致倒退。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没有任何两个事物是完全平等的，没有同样小的事物，也没有同样大的事物。事物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即便对于非常相似的双胞胎而言，出生时也有先后之分，先来者优先于后到者。人类是这样，部落是这样，国家也是如此。
人类不是平等的，他们处于极其激烈的竞争中。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试图把利益均等化，这样一来，没有人会努力工作，但每个人都不想比别人得到的少。
我一开始也认为人是平等的……现在我知道这是最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人类已经进化了数百万年，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彼此相互隔绝，独立谋求发展，种族、民族、气候、土壤条件都不尽相同……这是我在书本上读到的东西，我自己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切。我们能读到很多东西，这是书本上的，只靠三四个作者去说是不能证明其真实性的，依然有可能是错误的。但通过我自己的经历，我发现：是的，的确存在差异。
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在1000个新生儿中肯定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接近于天才，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是普通人，也有相当比例的婴儿有点儿愚笨……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终决定了未来的事情……我们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我们想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从来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存在两个在毅力、动力、敬业程度、内在禀赋等方面一模一样的人。
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种思想都无法征服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塑世界。世界的多样化特征太明显了，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历史要求各国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民主和自由市场。在全球化的世界，各个社会因卫星、电视、互联网及便捷的旅行条件相联，因此各个社会就会相互影响。在某个发展阶段，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最好地满足一个民族的需求，是由社会达尔文主义决定的。
二、什么战略范式塑造了这种态度？
逻辑与推理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终检验。
严峻的考验是成绩，而不是承诺。数百万无依无靠的亚洲人不关心也不想知道什么理论，他们只想过好一点儿的日子，他们想要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的社会。
如果我们要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就必须找到实际的办法，解决增长与发展问题，而不是寻找这种或那种理论。这也符合理智的要求。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相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方案之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行，那么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决方案背后的原则。因此，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如果我面对一个困难、一个重大问题或者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事情，而初步解决方案行不通，那么我就会先看看是否存在备选方案。我会选择一个成功概率比较大的方案，但如果它以失败告终，我还有其他方案，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们不是理论家，不会搞理论崇拜。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人们要找工作、要挣钱、要买食物、要买衣服、要买房、要抚养孩子……我们可能读到过什么理论，也许半信半疑，但我们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如果一个方案行得通，我们就实施，这样才有了新加坡今天的经济。
面对一个理论，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它可行吗？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吗？当年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之一就是跨国公司压榨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会把一个国家压榨干净……我认为，既然廉价劳动力闲置，那么如果跨国公司想利用，为什么不行呢？我们可以从跨国公司那里学习先进经验，没有它们，我们可能永远都学不到这些……发展经济学派认为这是压榨，而我们的经历就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我们只是脚踏实地，绝非故意给高深的理论原则挑刺。
三、历史应该在战略思维与决策中扮演什么角色？
历史不会重复，但某些趋势及其结果却是永恒不变的。如果你不懂历史，就会目光短浅；如果你懂历史，就能着眼未来、高瞻远瞩。
要了解现实、预测未来，必须对历史，也就是对一个民族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不仅要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个人要这样做，国家也是如此。一个人的经历决定了他对某些事物是喜欢还是厌恶，决定了当这些事情再次发生时，这个人是持欢迎态度还是畏惧态度。对于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一个民族肯定会从历史的成功与失败中总结经验与教训，正是这种集体的记忆决定了这个民族对新事物是持欢迎态度还是畏惧态度，因为他们会从新事物中发现与历史经历的相似之处。
年轻人从个人经历中学到的东西最多、最深刻。前辈们付出巨大的代价与心血获得的经验能增长年轻人的见识，帮助年轻人处理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新风险，但这种经验是二手的，没有以个人经历为基础的一手经验生动、深刻和持久。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人发现他们对越南这个国家及越南人民的历史缺乏深度了解，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利因素。于是，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以及兰德公司等智囊团迅速召集了一批相关学科的顶尖人才进行研究。如果美国人在卷入越南战争之前就提前做好这门功课，那么他们很有可能把战场选在柬埔寨，而不是越南。
四、您对社会进步之源的看法如何影响了您的战略思维？
之所以会出现文明，是因为人类社会在一定条件下会应对挑战。哪里充满挑战，哪里就能兴旺发达。
要成功地转变一个社会，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坚强的领导；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会法纪。
你一定要有信念。你不只是为了让人民繁衍生息而建造房屋……你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你相信自己最终肯定能创造一个幸福、健全的国家，创造一个让人民拥有成就感的社会……如果你只是把人当作动物，喂他们吃食，让他们好好锻炼，吃得膘肥体壮，像狗或猫一样健康，我认为用这种态度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为了实现想象中的具体目标，一个国家需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
以财产和地位为基础的特权社会必须让位给以个人能力和社会贡献为基础的社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只有鼓励人们做出最大贡献，社会才能实现进步。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人人平等、回报均等的社会。如果实施了这种平等主义的社会制度，那么那些懒散、无能的人得到的就会和勤奋、杰出的人得到的一样多，最终会打击后者的积极性，他们会竭力减少付出。
然而，我们虽然无法创造一个回报均等的社会，却有可能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回报多少不是由社会成员占据的财产多少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换句话说，社会应该鼓励人们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并给予应有的回报。
本文作者：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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