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在航海日志里写道：“神学家和哲学家们都说过，人间天堂在东方的尽头”。
与拥有强大中央政府的中国不同，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政治权力和社会生产的剩余被罗马教廷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和封建领主所分割。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经济结构，一方面，使中世纪后期的自治城市和商人阶级享有较大生存空间（这是近代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欧洲在长时期内政治上软弱无力，经济上则无法积累大量的社会剩余，因而难以动员足够数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这使得西欧在中世纪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即使在欧洲开始其海外扩张的时代，在整合与动员社会资源方面，与当时并不强盛的中国明朝相比，欧洲民族君主国与中国统一国家在实力上的差别，也仍然引人瞩目。这一点，可通过比较哥伦布海外冒险与郑和下西洋而得到说明。
从1405年（明永乐三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郑和奉明朝皇帝之命率船队七次出使西洋。[1]船队在到达东南亚各地后，又驶抵印度，并远达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最后一次远航时，船队拥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以及各种工匠、水手、民工等2万7千余人，共乘大船63艘，其中最大的船长44丈4尺，宽18丈，可容1000余人，是当时世界航行海上的最巨大的船只。其他各船平均也可容四五百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并且满载有金银绸缎和瓷器等珍贵货物。
在郑和最末一次远航后约60年，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资助下，组成了仅有87人的远征船队。远征船队的旗舰“圣马利亚号”长仅12丈，宽仅2丈5尺。但是，这艘小旗舰与船队的另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相比还要大一倍。哥伦布船队与郑和船队在规模上的这种差别，缩影式地表明了欧洲刚刚崛起的民族君主国与当时中华帝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
不仅如此，在古代的物质技术条件下，舍弃陆路而走向海洋，在一定意义上这种选择本身就恰恰是一种相对弱势的表现。在中外历史上，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历史学家王赓武注意到，“汉朝时，皇帝的人马深入中亚腹地，直至现在苏联境内的穆斯林中心地区……与陆上相比，汉朝人在海洋上非常被动”。六朝时期佛教兴盛，中国人前往印度朝圣，其中很多人走的是海路。“然而，这一趋势主要是因为中国南部从陆路经由中亚到印度的路线被完全切断了。南朝前往外邦的唯一途径是渡海。”[2]大陆上的强盛帝国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舍弃陆路，去铤而走险，挑战汹涌的海洋。反过来，“依照过去的传统，陆路断绝后中国的帝王一般要把重心转向海洋”。[3]例如，宋代在中国航海史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特别是普遍将指南针用于航海，从此人类获得了全天候远洋航行的能力。但是，宋代航海技术的突破，恰恰是由于陆路上的连续挫败，致使以往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被西夏控制，通向朝鲜的传统陆路被辽金先后阻断，因此东南海上的航路便成为同朝鲜、日本、印度和阿拉伯地区交往和贸易的主要通道。
西方历史同样如此。公元1000年到1500年前后，伊斯兰世界继公元7、8世纪最初的征伐之后，进入第二个扩张期。1453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结束了拜占庭帝国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1475年，又占领热那亚人靠近黑海的最后一处殖民地加法（Kaffa）；1480年，则已入侵意大利本土。以往，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海陆交通线共有四条，但是拜占庭帝国灭亡后，这四条交通线，“俱为土耳其人所扼，欧洲人与东方之贸易，亦完全为土耳其人所垄断，乃不得不另觅航路。”[4]因此，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的“壮举”同样是以他们在陆地上的连续挫败为背景的。甚至中世纪后期的十字军东征同后来的地理大发现之间也具有相似的历史因果。美国经济史学者詹姆斯·汤普逊指出：“十字军的利益和重要性，在于它是欧洲国家第一次向欧洲境外的扩张，是欧洲人在外国土地上和外国人民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试验，也是一次又庞大又复杂的商业冒险活动。……后来地理大发现暑期及其后，欧洲更大规模的殖民和商业的海外扩展，只不过是跟着十字军开始的运动之延续。”[5]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需要补充的是，从1095年到1291年十字军向穆斯林占据的中东发动了八次远征，最后以他们在西亚大陆的殖民地全部丧失而结束，其后欧洲便经历了14世纪的经济衰落。因此，15世纪欧洲向大西洋的冒险也是以两三个世纪以前向东方的扩张惨遭失败为背景的，既然向东碰得头破血流，于是便转而向西开拓。这种情形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仍未改变。例如在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上获取立足点，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陆征服掠夺，大西洋航线和东方航线的开辟以及美洲的发现的确翻开了世界史的新页。但是，与此同时，在欧洲人对外扩张的背后，却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由东向西的更猛烈的攻势。1526年，土耳其人渡过多瑙河，打败了匈牙利王国；1529年，他们进军奥地利，兵临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维也纳城下。1500年前后，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地跨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并深入到中欧境内，对西欧构成半包围的态势。但是，对于欧洲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危机，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的分裂造成了它的弱势地位，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不过是它传统弱势地位的表现或延续而已。
[1]明代以婆罗洲（加里曼丹）为界，婆罗洲以西称西洋，婆罗洲以东称东洋。
[2]王赓武：“永乐年间（1402-1424）中国的海上世界”，见《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0-151页。
[5]詹姆斯·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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