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即重视文化类型及其表达方式的丰富性，尊重并扶助弱小文化形式，作为一种文化观和文化立场，已成为今天国际社会的主流舆论。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2005年，又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公约》；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是秉持同样的文化观和文化立场。
但迄今为止，很少见到关于“文化多样性”的深入的、理论性的论述。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文化多样性”及其相关问题，做一探究。
一、文化多样性与中国传统
纵观世界史，如果把中西文明相比较，那么可以说，文化多样性一直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价值观。相对而言，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反倒不是欧洲文明的特点。例如，孔子讲：“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些话并非空言，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中国古代曾经发生过的政治文化实践。例如《史记·周本纪》说：“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另外，对于刚刚被自己推翻的商王朝，也不例外。周武王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后来武庚叛乱，周公平叛，诛杀武庚，但依旧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以便继续奉商人的宗祀。这就是“兴灭国”。孔子是商人的后裔，他懂这道理。
秦始皇兼有天下，搞所谓“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收缴民间藏书，严格控制文化，“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动辄有杀身之祸，使得诺大的秦帝国铁板一块，硬而脆，不旋踵即土崩瓦解——从翦灭六国到王朝倾覆只有15年光景。西汉代秦，拨乱反正，到汉武帝整合意识形态，采董仲舒之言，独尊儒术，但并未禁绝其他诸子，道家、法家等在汉代仍有独立的发展。况且，董仲舒本人即杂揉了道、法、阴阳、五行等诸子学说，形成历史上儒学的第一次综合。这种状况，用今天的官方语言说，是“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
类似的政治文化实践，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中国现代。新中国成立后，本来公认的少数民族只有9个，即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苗族、瑶族、彝族。但是，政府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民族识别”，先后认定了其他少数民族。这种“民族识别”工作一直持续到1979年，最后一个被认定的少数民族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这种做法，使许多原本族群意识含混模糊的群体，被确立为“独立民族”。这是现代版的“兴灭国”。
欧洲历史不同于中国。罗马帝国时期，先是大规模残害基督徒，来自政府和民间的暴力使无数基督徒殉道。以至于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 公元155-220年）说，殉道者的血是孕育出教会的种籽。作为异端的基督教是用血来传播的。但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确立基督教为国教之后，又反过来残害异教徒，政府禁止异教的祭祀和集会，摧毁所有偶像，焚毁异教神庙，系统地清除了希腊罗马的一切异教文化。因此，作为正统的基督教同样是用血来传播的。罗马帝国与基督教、基督教与异教、正统派与异端派、天主教与新教等等之间的迫害和残杀，很难从当时的生产力和经济结构方面寻找根源，而只能归之于文化，即由同一种文化逻辑所支配。反复的文化清剿穿越中世纪，一直持续到近代早期。其结果之一，便是欧洲现有的文化相当匀质和单一。例如，今天，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欧洲项目，与其44个国家的数量相比，可谓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追溯到历史的原因，而其背后，则是西方特有的深层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相反，中国的文化类型及其表达形式极其丰富多样，例如，目前经过官方识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达约87万项。同时，中国也是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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