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由读史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为通读中国史第41篇文章。
今天,让我们暂时抛下使人昏眩的大明政治军事,走到另两个宁静的领域,一是学术思想领域,一是文学创作领域。学术思想领域中,十六世纪兴起一种新的思潮,即阳明学派。文学创作领域中,则进入了小说时代,连续出现三部伟大的小说。
一、阳明学派
我们先叙述阳明学派。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独尊儒术起,中国的正统思想就只剩下儒家学派的崇古思想。纪元后十一世纪,儒家思想中的理学一派,成为儒家思想的正统。明朝正是理学兴盛的时代。理学最大的流弊是嘴上说的和笔下写的,都是仁义道德,而行为上不能实践,以致满坑满谷的仁义道德,都成了专门外销给别人的出口货。阳明学派针对这种流弊而生。
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王守仁,是一个多方面发展的人物,他的一生遭遇比理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朱熹,要复杂曲折得多,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就,也比朱熹为高。王守仁当过小官,下过诏狱,受到最屈辱的廷杖。但也当过大官,统过大军,擒过叛王,扑灭过民变,最后被皇帝封为伯爵。
王守仁于十六世纪初,当南京国防部的科长(南京兵部主事)时,因为竭力拯救被宦官诬陷的朋友,触怒了大宦官刘瑾,被逮下锦衣卫诏狱,打四十廷杖,然后贬窜到距首都航空距离1700公里外的龙场驿(贵州修文),担任驿站站长(驿丞)。
龙场在当时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人迹罕至,王守仁的前途一片沮丧和绝望。但就在那里,使他过去一直感到困扰的,理学家们何以言行不符的丑陋现象,豁然开朗地得到了解决方法。
王守仁曾筑室阳明洞,研讨学问,人称阳明先生。他的学说被称为阳明学说,包括下列两个主题:
1、致良知
2、知行合一
致,即实行。良知,即心理上的自觉。王守仁的要求是,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实行这个道理,就是知行合一。仅仅自命为知道了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了,人性的败坏的主要原因在此,真正的知识离不开实践。
自从十二世纪朱熹利用白鹿洞书院讲学,以传播理学思想,讲学即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讲学跟学校不同,讲学是公元前五世纪孔子式的(在西方,柏拉图也是采取这种方法,因而被称为柏拉图式的),纯以教师个人为主,没有肄业年限,也不限定授课的场所。这种讲学的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避免对自己的理论建立严谨的课程,教师只是随时随地的,想到那里,讲到那里。学生们固然可以追随教师数十年,但也可以只交谈几句话,即恍然大悟,满载而去。
王守仁即用这种儒家学派的传统方法,传播他的学说。当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江西南昌)叛变时,王守仁正担任江西省南部军区司令官(南赣巡抚),他率领大军,迅雷不及掩耳地进攻南昌,把朱宸濠擒获。
即令在如此军事倥偬之际,他仍然讲学不辍,从各地投奔他的学生,跟他的卫士一样,他走到哪里,学生们跟到哪里。
阳明学派对理学学派是一个正面的打击,至少儒家阵营中已并行有两支主流。但使理学家痛恨的是,阳明学派显然在指责理学家都是假仁假义、只说不做的骗子。尤其当理学家发现这种指责大部分竟然都是真实时,更恼羞成怒,把王守仁形容为仅次于秦始皇的第二号魔鬼。
两派人物不久就排挤斗争,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互相用恶言咒骂。
可是阳明学派思想比理学学派更近一步的接近佛教神秘主义的禅机,阳明学派的“良知”,不是靠科学方法获得,而是跟得道的高僧一样,完全靠领悟获得。佛教中观音菩萨可以用一句话点破凡夫俗子的悟性,使他成为神仙,阳明学派更注意这个契机。而领悟是独占的,不能公开验正。于是,到了后来——王守仁逝世一百余年的十七世纪中叶时,阳明学派遂走入空疏的幻境,一些堕落的阳明学家跟酒肉和尚一样,认为贪赃枉法,照样可以使自己成为圣人,引起理学家的反击,遂转衰落。
二、三部小说
其次,我们叙述三部小说。
中国文学的发展,像一列车厢分明的火车,从纪元前五世纪的《诗经》,发展到纪元前四世纪的《楚辞》,再发展到纪元前二世纪的汉赋,然后发展到八世纪的唐诗,十一世纪的宋词,十三世纪的元曲。到了十六世纪,则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小说时代,有三部代表中国文学高度成就的长篇小说,先后出现。
三部小说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人说他是浙江杭州人,有人说他是山西太原人。我们不知道正确答案,只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文学,描写第三世纪三国时代——曹魏帝国、蜀汉帝国、东吴帝国,对抗的经过和最后终于统一的故事。这些多采多姿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第十世纪后,曾出现讲述这些故事的稿本,那时还没有“小说”这个名词,只称为“评话”。到了十六世纪,罗贯中用他的才华把它们加以整理组织,遂成为一部有文学价值的巨著。在这部小说中,蜀汉帝国的宰相诸葛亮,被塑造成一个会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巫师式人物。大将关羽,因他对义兄刘备私人的效忠精神,被称为忠义人物的典型,被世人尊为神抵。另一位大将张飞,以直爽鲁莽、粗犷闻名于世。中国古典戏剧中有太多的主题,取材于这部小说。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身世跟罗贯中一样,历史上没有确实的记载,据说曾当过钱塘(浙江杭州)仓库的管理员。我们姑且猜测他生在罗贯中之后,因为他写的《水浒传》,用的是流畅而成功的白话文(《三国演义》还是用文言文,虽然是很通俗的文言文),这是他大胆的革命创举。
十二世纪初叶,宋王朝酒肉皇帝宋徽宗赵佶在位时,曾经有36个像西方骑士一样的人物,以山东省梁山泊为根据地。梁山泊是山东省梁山县梁山之下的洼地湖,古代钜野泽的遗址附近。十二世纪时,黄河溃决,遂成为一片汪洋。这36个行侠仗义的骑士人物,纵横华北大平原,专杀人民所最痛恨的贪污官员和土豪恶霸,抢劫富家的财物,救济贫民。这种行为被广大的群众歌颂为“替天行道”。骑士们生龙活虎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达数百年之久。但直到施耐庵手中,才被组织成为一部文学价值和社会史价值同样高的巨著,而36个骑士,也增加三倍,成为108位梁山泊好汉。点击可查看:《水浒传》的“水浒”原来是这个意思,豁然开朗!
全书精神是一种“官退民反”的痛苦呐喊,施耐庵用无懈可击的布局和深刻的分析,把每一个骑士,由守法畏官的善良小民,到被逼上梁山泊,成为官员心目中的万恶匪徒。他们转变的过程,都有细腻的描绘。每一个角色所遭受的迫害都不一样,但不甘心死于迫害,铤而走险的结局却是一样。我们可举出书中第一个出现的主角之一的林冲作为说明:
林冲是宋王朝政府禁卫军的一位中级军官(八十万禁军教头),太尉(禁军首领)高俅的干儿子看上了林冲美丽的妻子,在调戏强暴失败后,太尉即拿出传统的“诬以谋反”的冤狱手段,把林冲逮捕判刑,贬窜到边荒地区做一名看守草料的士兵。但他的妻子拒绝改嫁,仍盼望遇到大赦,丈夫得以回家团聚。太尉为了断绝她的盼望,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于是当地负责的军区司令官,派了两个爪牙,乘着大雪之夜,到草料场中纵火。
这是一个毒计,如果把林冲烧死,固然达到目的。即令不能烧死,林冲焚毁了军用物资,也逃不了军事法庭死刑的处决。林冲在大火中死里逃生,正要去司令部报告时,却听见两个爪牙在兴高采烈地谈论这个阴谋。林冲把他们杀掉,然后发现自己“有国难奔,有家难投”,唯一的一条路是,到梁山泊当强盗。
——《水浒传》跟《三国演义》,同是中国人最欢迎的文学作品,但《水浒传》却受到儒家系统的厌恶,因它暴露了中国不断民变的内幕,太富于反抗精神。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他是三位作者中唯一敢确定籍贯和时代的一位。他是南直隶(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淮安市)人,生于十六世纪第一年(1500),死于1583年,活了84岁高龄。
《西游记》也是民间流传下来的故事,由吴承恩把它综合成为一部巨著,描写七世纪唐王朝高僧玄奘前往印度寻求佛教经典的故事(唐僧取经)。玄奘在西行路上,收了三个妖怪作为他的门徒。即猴精孙悟空、猪精猪八戒、水怪沙和尚,还有一匹由白龙变化而成的白马。
孙悟空神通广大,能力高强而心肠善良。猪八戒具有人类所有的弱点:自私懒惰、贪吃贪财、投机取巧、喜欢说谗言和挑拨是非。沙和尚则是平凡的乡愿,既没有特殊长处,也没有特殊的短处。他们组成了一个奇异的武装旅行团,从中国到印度,沿途共遇到八十一次灾难,每次都因为玄奘或猪八戒的错误而发生,每次也都靠孙悟空锲而不舍的忠心和努力,拯救出险。
《西游记》曾引起很多学者研究它的涵义,有人说是宣扬佛教,有人说是宣扬佛道儒三教合一,有人说是描写人物的善恶两面,有人说是讽刺明政府的黑暗,有人说它只是吴承恩的游戏之笔。我们感觉到应注意两点:
第一,《西游记》中人物,除了玄奘一人外,其他全属虚构。八十一次灾难,每一难有每一难的特色和情趣,从开始到结束,都不相同,这是一种丰富的想像力。
第二,《西游记》是一部幽默作品。书中人物连篇累牍的对话和动作,都使人作会心的微笑。而想像力和幽默感,正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无论他是理学派或阳明学派,所最缺少的东西。
这三部小说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历时数百年,直到二十世纪都被爱好不衰。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熟悉书上的每一个人物和书上发生的每一个故事。对这些人物和故事,无不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们认为说下面的话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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