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军总部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教条主义批判，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参会将领超过上千人。这是建国之后，第一次发起规模这么大的批判运动。而批判的主题，包括反教条主义和反个人主义两个方面。其实原本只有反教条主义，并没有把个人主义问题列入议题。为什么最后会牵扯到总参谋长粟总呢？
58年的批判运动其实是有历史背景的，并不是单纯地针对某一将帅。由于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方面对中国提出的要求侵犯了我国的主权利益，包括他在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过分污蔑，都使得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主席对于苏联的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满的，可能导致信仰缺失，政权弱化，因此当时的中国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减弱苏联影响，包括军队内部。
彭总等人向主席提出，军事教学体系、军队训练体系当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比较明显，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其实这种提法还是有一些痕迹的，军委确实也收到了南京军事学院中一些将领对此问题的投诉信。中央军委经过研究，打算对教条主义问题进行整治，并批判一些涉及到的将领。刘帅、萧克、李达等军事院校体系，训练体系的负责人成了被批判对象。但是总参谋长粟司令原本不在其中，因为他从1952年就在总参工作，和教条主义并无太大关系。
彭总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担任实际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主席对于他是极为信任的，反教条主义批判自然也是彭总牵头。不过彭总同时向主席提出了粟总的个人主义倾向，认为也是有害的，希望在这次千人大会当中一并指出并进行批判。主席起初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1952年，正是主席把粟总点将到总参谋部，两年之后又成为了总参谋长。作为参加过井冈山会师的嫡系将领，主席对粟总总体上是满意的，也是信任的，尤其喜爱他的军事才能。要连带着粟总一起批判，主席一开始并不赞成。
随后，彭总等首长列举出了粟司令在五十年代的几次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事件，指出这是“擅权”。彭总向主席举例，第一是马祖列岛事件，粟司令主张对三个岛屿同时用兵，和主席的军事思想相违背，没有集中打击一点，并独自召集南京军区进行了安排部署；第二则是五十年代访苏时，违反外事条例向苏军索要相关军队分工材料，有向国防部要权的嫌疑，称为“告洋状”；再就是抗美援朝后期的撤军问题，总参谋部越过了国防部和军委，下令部分前线部队回国。
工作层面，彭总对粟司令的作风比较不满，两人在建国后的工作中交集很多，也有了不少摩擦和积怨。彭总面对面朝粟总咆哮过，但粟总一直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最终被彭总在1958年公开提了出来，批为极端个人主义，“一贯反领导”。1958年，对外军事环境暂时趋于缓和。像粟总这样的传统战将，理政和处理将帅关系方面不是强项，因此他的重要性客观上就有所削弱，不及建国前和建国初期。在彭总等人的坚持下，主席对于这件事没有坚持己见，最后粟总还是成为了军委扩大会议上的重点批判对象之一。
由于这次会议开得比较过火，夹杂着个人意见和武断性，粟总即便有些失误，头上的帽子也被扣得太大，连续多次检讨不能得到通过。最终还是主席发话，会议持续近两个月后有了定论，粟总虽遭降职但仍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叶帅为国惜才，对粟司令进行了适时的保护，此后粟总在叶帅创立的军事科学院中继续发挥作用。其实从主席在粟总受批判后的几次表态当中，也能看出他当年并不支持所谓的反个人主义批判，仍然公开赞赏过粟总的军事素养，并且让他出席中央的各项重要会议。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张震将军等人的努力下，粟总得到了完全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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