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军42师126团宣传干事
1979年3月我所在部队战归回国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对越南必保持必要的军事压力，使越南国内长期处于战时体制和战争耗之中的指示精神，我师撤离云南河口县后，仍屯兵于云南马关县夹寒箐、小坝子、都龙地区中越边境一线，对越进行积极防御。
5月初，昆明军区赋予我师“骑点线”拔点作战任务，我军师团各分队分别在云南麻栗坡和林山地区，马关县金厂地区开展战前侦查活动。同时，各团再次进行整补和大练兵活动，准备打仗。
5月中，全军后善后处理工作指导性文件下达，根据中央军委对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后烈士善后处理工作的文件精神及标准，为部队给付牺牲的战士每位烈士450元作为一次性抚恤。给付牺牲的连、排干部每位烈士550元，如有抚养和赡养义务存续，其抚养、赡养费每月不得超过烈士本人的工资总额。给付牺牲的营、团干部每位烈士650元，如有抚养和赡养义务续存，其抚养和赡养费每月不超过本人的工资总额。给付牺牲的师级干部每位烈士800元，抚养和赡养费用不受上述条款约束。各位烈士家乡地方民政补助的费用，视地方情况而定。
（有个别烈士确实得到了地方政府和民政部门的额外补助额度达到了一万元左右，但绝大多数烈士家属没有得到规定以外的任何补助。）
在烈士的善后处理中，军、师、团专门成立了善后处理领导小组，各级由一位副政委担任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协调处理烈士的善后事宜和疑难问题。我团成立了八个烈士善后处理工作小组，每个小组按地域划分，实行分片包干处理。其原则是必须同烈士家乡地方政府和民政部门取得联系，并要求一同见到烈士本人的家属及近亲属，告诉烈士亲属其战斗经历及牺牲的过程，将立功证书交到烈士亲人的手中，把烈士的遗物送交家属逐一清点后当面留下收条，交付烈士生前部队发给的补助金并留下收条。
同时要求认真听取烈属们的意见，并做到上传下达，下情上报。善后的其他事宜由烈士家乡的地方政府和民政部门完成。
5月下旬，我团善后处理工作正式启动。在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我团共牺牲89人，烈士们分属不同的19个省，市，自治区。
令人感动的是，1979年5月至8月间，在我团对89位烈士的善后处理中工作中，除各位烈士家乡地方政府和民政部门通力协作，大力帮忙外，特别是各位烈士的亲人及近亲属那种顾全大局，深明大义的精神，着实让人感动。可怜的烈士母亲们，当看到儿子部队来人，得知孩子牺牲，在撕心裂肺地痛哭后，表现是那样的坚强和大义凛然，既理解国家，又理解部队。
在我团处理89位烈士的善后工作中，很多烈士的家乡在农村里，家庭非常困难，但没有一位母及近亲属提出过政策以外的任何要求。但是，他们的实际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伟大的母，天下最善良的百姓。
我团直属队有一名指导员和一名副连长负责到苏州去处理朱飞烈士的善后工作，他们拿着一只装有烈士遗物的木箱。由于战后对烈士的遗物进行清点的需要，木箱上贴有清点后的贴箱封条。因此，这只木箱上有四个非常明显的大字：【朱飞烈士】
从二位坐上火车开始的一路上，人们只要看到这只木箱都会满怀敬意，顿足缅怀，且纷纷让座，让路。不仅如此，无论到了任一个地方，烈士的遗物都会得到地方有关部门代为免费的妥善保管。在到达苏州与当地政府及民政部门取得联系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也得知这一消息，同时赶到了火车站接站和大家一起商量和朱飞家属的见面事宜。
这时，刚巧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一行人来到了一个饭店，武装部的同志端起第一杯酒为烈士敬酒，话音刚落，却发现整个饭店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庄严肃穆地举起手中的杯子，并跟随武装部的同志一起，缓慢地将杯子里面酒水撒到地上以示对烈士的祭奠和敬意。
这就是人民对英雄的敬意。
7月中旬，我团二位干部到云南临沧地区蚂蚁堆公社一个偏的民族村寨去处理一位烈士的善后事宜，到达公社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县里一同前往的民政干部说，由于山寨太远，交通不便而且尽是山间小路，建议大家明天上午再去。
于是他们决定在公社吃完晚饭后，先向公社的领导通报一下烈士的情况。大约晚上十点左右，公社院子里来了打着火把的男女老少500多人。原来，烈士家属和乡亲得知部队的同志要到寨子里来的消息后，就开始在寨子里等，一直到天黑也没等来。于是，全寨乡亲就一同打着火把，走了十多公里的山路赶了过来。
当村长（实际上是少数民族的族长）和烈士的父母一同见到部队的同志时，烈士的母亲和村长从始至终只问了一句话：“他怎么牺牲的，是不是逃兵或是有贪生怕死行为被部队执行战场纪律枪毙的？”。
在部队的同志反复说明烈士作战勇敢，光荣牺牲的战斗过程后，烈士母亲才老泪纵横地嚎啕大哭起来。片刻，她又快速的跑出房门，对着院子里的乡亲们高声喊道：他是为国而死的！他是为国而死的！
瞬间，全寨的人都在高喊着烈士的乳名，载歌载舞地跳了起来。
当部队的同志拿出450元烈士的一次性抚恤金时，烈士的父母说什么都不要，只一个劲地说他是为国而死的，这钱不能要。无论怎么干部怎么解释，烈士的父母都坚持不收。无奈，部队干部最后只好把抚恤金交由民政部门代为保管，收条由民政部门出具。
随后，全寨子的汉子们连夜砍竹子做了滑杆，把他们抬回了寨子好生款待了三天，结果是找了许多托词和理由才回到了县里。
听完这个故事后，我在为烈士骄傲的同时，也为中华大地能有这些朴实善良的百姓而骄傲。正因为有这样的人民，有这样的百姓，才让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我团在烈士的善后处理中，不仅得到了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烈士家属们的理解和配合。同时，还得到了各地方政府和民政部门的大力支持。
1979年7月下旬，89位烈士的善后处理工作告一段落。
当时，我师正面临着“骑点线”扣林山的作战任务，恰好在这个时候，烈属中相当一部分家庭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把烈士的兄弟姐妹送到生前所在连队。我烈士雷时钦的妹妹来到了我团卫生队，韦贵全烈士的弟弟韦方云来到了我连三班。这样的事情我团共有三十多例，确实非常的感人。同时，师、团各单位也对他们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和照顾。
1979年8月，团里接到一封蔡太平烈士家乡，广西田阳某公社的来信，信中说烈士生前曾借过公社300元现金和200斤粮票，因为今年烈士家乡遭灾确实无法度过灾荒，只得请求烈士生前所在部队帮助解决。而且，同样的类似情况很多，我连烈士起家才欠高机连同乡60元，赵鸿样烈士欠同连战友30元，而且赵鸿样烈士战前放在后送的个人物品中，有一双皮鞋发霉腐烂……这些事情发生后，我们连甚至想用伙食费帮助烈士解决欠款和赔款。
相对于当时战士每个月7块钱的津贴费，烈士欠款的数额可算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正在这时，中央战后工作团分别赴东，西两线战区，广西方向以王震副总理为团长，云南方向口由谷牧副总理为团长，当得知上述情况后立即上报给了中央，以后烈士的欠款只要有依据的，统一由烈士生前所在部队赔还。
至于我连烈士赵鸿祥的那双皮鞋，后来也由指导员写报告，团后勤补发了一双干部皮鞋随同其他遗物送还了烈士的家属。
以上是我个人知道的，1979年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中牺牲烈士善后处理的部分情况，不能代表烈士善后处理的所有，有疏漏之处望各位交流补充，谢谢！
谨以此篇献给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参战老兵和牺牲的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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