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项,张景惠为了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钢铁的需要,也使出了浑身解数进行征搜。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了与美国争夺制空权和制海权,倾泻了大量钢铁。几次大海战,日本不少舰只被击沉,成百架的飞机被击毁。
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内不产钢铁,它所需的军用物资便转嫁到中国东北,而且随着战局的发展,需求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急。于是,张景惠主持的“国务院”制定了《金属类回收法》,将群众手中的各种金属制品悉数搜去,象门拉手,吃饭用的汤匙等,也都列入收缴的范围,点心模子、乐谱架子、炉篦子······,不论物品大小,凡沾上金属边的,统统列在《金属类回收法》的清单中,连老太太平时嘴叨的铜烟袋锅也是回收对象。
当时报纸曾大吹大擂,专门报道,“说德都县为响应张“国务总理大臣”献纳金属的号召,专门举行仪式,将187尊明朝以来铸就的大铜佛全部献了出来,协力圣战”。当下人们议论纷纷,说铜佛如有知,也会叱骂以张景惠为首的汉奸集团的媚日罪行。当时由于张景惠的鼓动,全“满洲国”一时刮起献纳金属的旋风,连伪皇帝溥仪也不得不装模作样拿出一些金属制品,甚至还动员他身边的子侄们“献纳”。
张景惠自然更是表示“以身作则”了,他令伪国务院将办公楼门窗上的铜拉手全部卸下来,连伪国务院大门口颇有些威势的大铜吊灯也摘了下来,献纳出去,门口立时显得光秃秃的,人们走过那里,自然议论说:张“总理”为博得日本人满意,顾不上“摆谱”,连门面都不要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还真解决了日本军需金属物资的燃眉之急。1944年,古海忠之去上海采办日本军需品时,一次就从东北运出20吨铜。对张景惠的“忠心”,日本人怎能不欣赏呢!
第三项,为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钱的需要,张景惠也不含糊。仅通过伪满税收一项收入,就为关东军暗;聚敛了十分可观的经费了。1932年伪满刚成立,全东北税收为1. 7亿元伪币。张景惠上台执政后,巧立名目,拼命向人民征税。据清原县太平川村一位伪甲长回忆,他经手收的税,就有土地税、人头税、畜牲税、车轮税等。此外,还征收各种费,什么保甲费、协和会费、门户费、天照大神供奉费、狗牌子费,连养鸡、鸭、猪等也全都上税,经这位甲长初步折算一下,在当时,一般老百姓平均一年得拿300多斤粮食的杂税。1937年,伪满税收为3亿元(含专卖收入),1944年度增到11亿元(含专卖收入)。
第四项,张景惠帮助日本要地。日本侵略者的本质是掠夺成性的。为了制造向外侵略的舆论,它们叫嚷说日本的“国土狭小”,影响发展,要争取生存空间,以此作为其向外扩张的理论根据。曾任陆军大臣的荒木贞夫就公开宣扬:“日本的命运就在于发展它的空间”。军国主义分子要发展的“空间”,按其“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除朝鲜外,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东北,他们要把空间从日本列岛延长到中国大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版的地图中,有的就把中国东北和日本本土列岛涂上同一颜色。按照他们的逻辑,向中国东北移民乃是天经地义之事。等张景惠上台执政二年,关东军认为已全面确立对东北的殖民统治秩序后,1937年夏,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植田谦吉和张景惠共同签订了《满洲拓殖会社协定》,依此“协定”,日本国以20年为期,将向“满洲国”移民20万户,100万人。为了移民,自然要先占地,自1937年后,有650万公顷土地被占用(含山林荒地),其中有1200万垧良田。仅此,就逼得40700余户农民无立足之地,只好背井离乡,到处流浪。
再一项,就是掠夺中国的劳动力,让东北人民无偿地为关东军服劳役,叫做“出劳工”。当时,老百姓普遍认为,谁去了“劳工”,谁就登上了望乡台,去时容易回来难,活着回来的人屈指可数。开始征用劳工是去修煤矿和水电站;后来,关东军搞什么“北部振兴计划”,大修军事工程,要征用大量的劳工。只要日本主子一发话,张景惠无不加以满足。还是经过他的手,制定了《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18岁到45岁的男子,都有当劳工的“义务”。
一时间从省到市县,由市县到区乡,层层摊派出劳工,谁要不从,就捕捉处罚。关东军每年所需劳工最少是50万,有时竟达百万。1942年,为了落实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计划,临时紧急征用劳工240万。这么多的人一时难以征到,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大城市抓“浮浪”,把一些上街办事或闲散市民,当作扰乱社会秩序的“浮浪”抓去,押运到东部或西部边境,修建军事工程。这些人在那里每天平均要干十二三小时的活,有时多达十五六个小时,他们住在阴暗潮湿的工棚子里或者地窖子里,由于不得温饱,加上传染病流行,死亡率极高。
一些地方因死人过多,就把死人垛成垛,成车往外拉,拉到“万人坑”去集体埋掉。这种惨绝人寰的奴役,引起民众的愤恨,怨气沸腾。关东军听说后找张景惠,他却说:“满洲人苦力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你们不要顾虑······”有张总理大臣的慨然应允,日本人更加猖狂,也大喊大叫说:“满洲人大大的有,死了的,没关系。”自此,东北凡修工厂、矿山和各军事要塞,就要捕抓大批劳工,又死亡大批劳工,到处白骨累累,“万人坑”触目皆是,成为张景惠“要啥给啥”主义的罪证。
正是在张景惠“要啥给啥”的主张下,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东北的疯狂性。据有关方面统计,从1933年到1944年,日本从东北掠走煤炭21661万吨,铁1183万吨;从1935年到1944年,掠夺钢、钢片988. 6万吨,钢材319. 6万吨。这些数字,对当时中国东北的生产能力来说,已经是近乎天文数字那样可观了。
张景惠,这位铁杆亲日派汉奸,为了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不仅出卖祖国的各种资源、财富和人力,还出卖祖宗。日本侵略者统治东北的殖民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论持久战)关东军在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对东北人民加强了思想奴役。
1942年,当“满洲国”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关东军策动伪满当局说,十
年的历史发展已使日满结成不可分的父子关系,满洲应该称日本为“亲邦”,以示和其它称“友邦”、“盟邦”的共荣圈国家相区别,还迫使溥仪写“亲书”给日本天皇裕仁,派专使去东京面谢日本10年的援助,将“亲邦”的父子关系公之于全世界。
这份专差自然落到张景惠头上,他在东京演了一出“拜父”的丑戏。张景惠作为谢恩大使去日本,谒见裕仁天皇递上溥仪的亲书后,于第三天晚上在帝国旅馆举行招待宴会,参加者有近卫内阁诸大臣,各有关团体机关以及新闻记者等,大约有300余人。张景惠在致辞中,声声称日本为“亲邦”不下20余处,秘书官松本益雄在翻译时,毫不含糊地解释说:“亲邦就是父母之邦的意思,日本是父亲,满洲国是儿子。”张景惠闻听,蚬颜谄笑,欣然受之。这时他的“要啥给啥”主义已经发展到数典忘祖可鄙而又可笑的地步了。
日本殖民统治者很欣赏张景惠的“主义”,夸奖他对日本人的“忠心”。1944年日本已面临全面崩溃的形势,曾任过关东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对松本益雄说:“在现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张景惠仍然倾向日本,为日本尽力”。好像为了印证这段话似的,当1945年4月,张景惠最后一次去日本送米送盐进行“慰问”时,也向铃木贯太郎首相拍胸保证说:“请放心吧,只要有我,满洲国的一切都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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