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项，张景惠为了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钢铁的需要，也使出了浑身解数进行征搜。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为了与美国争夺制空权和制海权，倾泻了大量钢铁。几次大海战，日本不少舰只被击沉，成百架的飞机被击毁。
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内不产钢铁，它所需的军用物资便转嫁到中国东北，而且随着战局的发展，需求量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急。于是，张景惠主持的“国务院”制定了《金属类回收法》，将群众手中的各种金属制品悉数搜去，象门拉手，吃饭用的汤匙等，也都列入收缴的范围，点心模子、乐谱架子、炉篦子······,不论物品大小，凡沾上金属边的，统统列在《金属类回收法》的清单中，连老太太平时嘴叨的铜烟袋锅也是回收对象。
当时报纸曾大吹大擂，专门报道，“说德都县为响应张“国务总理大臣”献纳金属的号召，专门举行仪式，将187尊明朝以来铸就的大铜佛全部献了出来，协力圣战”。当下人们议论纷纷，说铜佛如有知，也会叱骂以张景惠为首的汉奸集团的媚日罪行。当时由于张景惠的鼓动，全“满洲国”一时刮起献纳金属的旋风，连伪皇帝溥仪也不得不装模作样拿出一些金属制品，甚至还动员他身边的子侄们“献纳”。
张景惠自然更是表示“以身作则”了，他令伪国务院将办公楼门窗上的铜拉手全部卸下来，连伪国务院大门口颇有些威势的大铜吊灯也摘了下来，献纳出去，门口立时显得光秃秃的，人们走过那里，自然议论说：张“总理”为博得日本人满意，顾不上“摆谱”，连门面都不要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还真解决了日本军需金属物资的燃眉之急。1944年，古海忠之去上海采办日本军需品时，一次就从东北运出20吨铜。对张景惠的“忠心”，日本人怎能不欣赏呢！
第三项，为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钱的需要，张景惠也不含糊。仅通过伪满税收一项收入，就为关东军暗；聚敛了十分可观的经费了。1932年伪满刚成立，全东北税收为1. 7亿元伪币。张景惠上台执政后，巧立名目，拼命向人民征税。据清原县太平川村一位伪甲长回忆，他经手收的税，就有土地税、人头税、畜牲税、车轮税等。此外，还征收各种费，什么保甲费、协和会费、门户费、天照大神供奉费、狗牌子费，连养鸡、鸭、猪等也全都上税，经这位甲长初步折算一下，在当时，一般老百姓平均一年得拿300多斤粮食的杂税。1937年，伪满税收为3亿元（含专卖收入），1944年度增到11亿元（含专卖收入）。
第四项，张景惠帮助日本要地。日本侵略者的本质是掠夺成性的。为了制造向外侵略的舆论，它们叫嚷说日本的“国土狭小”，影响发展，要争取生存空间，以此作为其向外扩张的理论根据。曾任陆军大臣的荒木贞夫就公开宣扬：“日本的命运就在于发展它的空间”。军国主义分子要发展的“空间”，按其“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除朝鲜外，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东北，他们要把空间从日本列岛延长到中国大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版的地图中，有的就把中国东北和日本本土列岛涂上同一颜色。按照他们的逻辑，向中国东北移民乃是天经地义之事。等张景惠上台执政二年，关东军认为已全面确立对东北的殖民统治秩序后，1937年夏，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植田谦吉和张景惠共同签订了《满洲拓殖会社协定》，依此“协定”，日本国以20年为期，将向“满洲国”移民20万户，100万人。为了移民，自然要先占地，自1937年后，有650万公顷土地被占用（含山林荒地），其中有1200万垧良田。仅此，就逼得40700余户农民无立足之地，只好背井离乡，到处流浪。
再一项，就是掠夺中国的劳动力，让东北人民无偿地为关东军服劳役，叫做“出劳工”。当时，老百姓普遍认为，谁去了“劳工”，谁就登上了望乡台，去时容易回来难，活着回来的人屈指可数。开始征用劳工是去修煤矿和水电站；后来，关东军搞什么“北部振兴计划”，大修军事工程，要征用大量的劳工。只要日本主子一发话，张景惠无不加以满足。还是经过他的手，制定了《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凡18岁到45岁的男子，都有当劳工的“义务”。
一时间从省到市县，由市县到区乡，层层摊派出劳工，谁要不从，就捕捉处罚。关东军每年所需劳工最少是50万，有时竟达百万。1942年，为了落实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计划，临时紧急征用劳工240万。这么多的人一时难以征到，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大城市抓“浮浪”，把一些上街办事或闲散市民，当作扰乱社会秩序的“浮浪”抓去，押运到东部或西部边境，修建军事工程。这些人在那里每天平均要干十二三小时的活，有时多达十五六个小时，他们住在阴暗潮湿的工棚子里或者地窖子里，由于不得温饱，加上传染病流行，死亡率极高。
一些地方因死人过多，就把死人垛成垛，成车往外拉，拉到“万人坑”去集体埋掉。这种惨绝人寰的奴役，引起民众的愤恨，怨气沸腾。关东军听说后找张景惠，他却说：“满洲人苦力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你们不要顾虑······”有张总理大臣的慨然应允，日本人更加猖狂，也大喊大叫说：“满洲人大大的有，死了的，没关系。”自此，东北凡修工厂、矿山和各军事要塞，就要捕抓大批劳工，又死亡大批劳工，到处白骨累累，“万人坑”触目皆是，成为张景惠“要啥给啥”主义的罪证。
正是在张景惠“要啥给啥”的主张下，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东北的疯狂性。据有关方面统计，从1933年到1944年，日本从东北掠走煤炭21661万吨，铁1183万吨；从1935年到1944年，掠夺钢、钢片988. 6万吨，钢材319. 6万吨。这些数字，对当时中国东北的生产能力来说，已经是近乎天文数字那样可观了。
张景惠，这位铁杆亲日派汉奸，为了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不仅出卖祖国的各种资源、财富和人力，还出卖祖宗。日本侵略者统治东北的殖民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论持久战）关东军在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对东北人民加强了思想奴役。
1942年，当“满洲国”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关东军策动伪满当局说，十
年的历史发展已使日满结成不可分的父子关系，满洲应该称日本为“亲邦”，以示和其它称“友邦”、“盟邦”的共荣圈国家相区别，还迫使溥仪写“亲书”给日本天皇裕仁，派专使去东京面谢日本10年的援助，将“亲邦”的父子关系公之于全世界。
这份专差自然落到张景惠头上，他在东京演了一出“拜父”的丑戏。张景惠作为谢恩大使去日本，谒见裕仁天皇递上溥仪的亲书后，于第三天晚上在帝国旅馆举行招待宴会，参加者有近卫内阁诸大臣，各有关团体机关以及新闻记者等，大约有300余人。张景惠在致辞中，声声称日本为“亲邦”不下20余处，秘书官松本益雄在翻译时，毫不含糊地解释说：“亲邦就是父母之邦的意思，日本是父亲，满洲国是儿子。”张景惠闻听，蚬颜谄笑，欣然受之。这时他的“要啥给啥”主义已经发展到数典忘祖可鄙而又可笑的地步了。
日本殖民统治者很欣赏张景惠的“主义”，夸奖他对日本人的“忠心”。1944年日本已面临全面崩溃的形势，曾任过关东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对松本益雄说：“在现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张景惠仍然倾向日本，为日本尽力”。好像为了印证这段话似的，当1945年4月，张景惠最后一次去日本送米送盐进行“慰问”时，也向铃木贯太郎首相拍胸保证说：“请放心吧，只要有我，满洲国的一切都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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