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成为党的首脑后，开始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但是，即便是他，也还须受党内领导成员们意见的束缚，特别是开初一段时间。
事实上，总书记若未得到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同意，是不能签署重要的文件的。
勃列日涅夫起初依靠的是中央书记处：那里全都是他的人——苏斯洛夫、基里连科、库拉科夫、乌斯季诺夫，他可以指望得到那里的全力支持。
马祖罗夫回忆说，重要问题都由书记处研究，然后，勃列日涅夫再拿到政治局的会议上，气势威严地说：
“我们经过商议和斟酌，应当如此这般地采取行动。”
接着，他的人便齐声附和：
“说得对，列昂尼德·伊里奇。”
为了在政治局只留下他可以充分依靠的人，勃列日涅夫花了数年时间。
1973年4月的中央全会上，战友们千方百计地颂扬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一马当先，会场里三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苏斯洛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苏斯洛夫的发言，他对“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讲了一大堆阿谀奉承的话。
结果，在中央全会的决议中首次写上了：“……在我们列宁主义的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和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的领导下”。
自此之后，从中央全会到党的普通会议，哪一次开会，也少不了对勃列日涅夫进行颂扬。此前，勃列日涅夫常常取笑苏斯洛夫，如今却对他怀着充分的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委员们再也不便反对勃列日涅夫的决定了。
1973年12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在总结过去一年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时说：
“比如说某些决议，尽管我并不同意，但还得签署。诚然，这样的决议非常之少。我这样做是因为，多数政治局委员在表决时已投了赞成票。
同志们，我和你们工作得很协调，符合列宁遗训的精神……我们的党团结一致，没有任何反对派别，所以我和你们更易于解决各种问题……
当然，我们往往很累，使自己负担过重，但是同志们，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国家所有的人的幸福。有时候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还不得不克服疲劳……”
一般情况下，政治局会议每逢星期四，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政府大厦三楼召开。
总书记的办公室也位于这个楼层（而第二个工作室则在老广场上的中央委员会大楼），总书记从接待室来到所谓“胡桃房间”，会前，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围绕着圆桌齐集于此。
实际上，最重要的问题常常于开会之前即已在这里预先加以说明，因而会议开始的时间，往往会拖延15—20分钟。
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不允许进入“胡桃房间”的。他们只能应召从他们聚集的接待室，进入会议大厅与会，恭顺地静候着以总书记为首的真正的生活主宰者们露面。
勃列日涅夫宣布开会后，问政治局委员们对会议日程是否有意见，但很少有谁提出补充问题，按规矩，一切都应该事先讨论和商定，以免让一些同志陷入难堪境地。
因此，事前未讨论过的建议，在政治局会议上通常都会遭到失败。
1971年11月25日，最高苏维埃会议开幕之前，勃列日涅夫在主席团房间内说，波德戈尔内提出建议，为五年计划的成果褒奖政治局委员、各民族共和国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让大家讨论波德戈尔内的这个意见。但是，该建议并非出自他本人，这使他感到不悦，苏斯洛夫和柯西金立即表示反对——他们都喜欢给同事使绊子。
民族共和国党的最高领导成员们很乐意每逢周四飞往首都参加会议，只有因病或出国公干才可能缺席政治局的会议，而出国同样由政治局决定。
如果发生某种紧急的事，不能前往莫斯科，必须给总书记打电话，请求允许留在共和国内，而为了琐事给总书记打电话，则被视为有失体面。
假若有谁错过一次会议，马上就会产生一个疑问：这么说，他自己什么都懂，不经政治局的商议，也认为完全可以对付？这样的人在政治局肯定待不长久。不过，谁也不愿意放过前往莫斯科这一令人羡慕的机会。
会上讨论的只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其余的决议，则以问询的方式加以通过：中央委员会总务部经由信使向全国各地的政治局委员递送文件，必须在上面加注“赞成”或“不同意”。
共和国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领导人第一时间，内将这些文件报告自己的首脑，莫斯科往往会给政治局委员打来电话，进行暗示：
“大家都已经通过，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经过这一番提醒之后，再也不会有什么人决意反对了。
政治局开会的会场内，人们按照级别和在党内连续拥有该职衔的时间长短在会议桌旁入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坐次。
会议期间，会有人送来茶、咖啡、夹肉面包。如果讨论拖延不决，还会进行中间休息，大家一起在二楼靠近斯维尔德洛夫大厅的一个房间进餐，用餐时，交谈依然继续。
有时候，也允许总书记的助手们列席，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或者他的第一副手，负责写出讨论的进程摘要，并记录所通过的决议。特殊情况下，则须作更为详尽的速记记录。
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赫鲁晓夫时期，实际上所有的记录都是马林作的，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则是契尔年科。他要注明谁人出席，讨论了哪些话题，用一两句话，表达每个发言的人所持观点的理由，记录下最后的决议。
政治局会议上磁带录音（即便在这种技术久已面世之时）始终被排斥，第一，是为了保密，第二，不管这听起来多么奇怪，则是打着表达自由的旗号。
早在列宁时代，政治局委员们便约定，不作速记记录，以便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不会担心日后有人读了记录，得知谁人持有何种主张。
部长、元帅、院士、经理以及其他领导人，也可应召参加政治局会议，让他们作完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并通过决议。
按照传统，不知何故不邀请候任的大使与会，他们都坐在接待室里，直至作出派遣他们到某个国家的决定之时为止。
在接待室中，候任的应邀与会之人，服务员也都给端茶送水，值班秘书按照议事日程，宣布待讨论问题的顺序号，为这个问题应召前来的人便走进会议厅，讨论之后又立即退出，不允许滞留。
1971年4月，政治局讨论埃及的局势，奉召自开罗归来的苏联政治情报局副局长基尔皮琴科记得，当时勃列日涅夫是唯一未系领带的人：
显然，他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便只穿了一件与西装色调相匹配的深蓝色羊毛衬衫。他主持会议时四平八稳，让我感觉毫无兴味，无异于应付差事……
给中间的会议桌送上的是夹有名贵小鱼、红色和黑色鱼子酱的面包片，而给我们紧靠会议厅墙边的人端上的面包片，则仅只夹了香肠和奶酪。
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会又一次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
现在，勃列日涅夫逐步摒除所有对他不够忠诚的人，他甩掉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俄罗斯联邦政府首脑沃罗诺夫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波利扬斯基。
沃罗诺夫业已退休之后曾经讲述过，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他们在“胡桃房间”饮茶的情形，所讨论的是关于一个大型汽车制造厂的建设问题。
沃罗诺夫认为，厂子应当建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的阿巴坎。
勃列日涅夫突然说道：
“可我觉得，这个厂应当建在卡马河畔切尔内。”
沃罗诺夫勃然大怒：
“怎么能这样呢，列昂尼德·伊里奇，问题已经讨论过了嘛！”
勃列日涅夫惊讶地说：
“还从来没有谁像沃罗诺夫这样对我大喊大叫过。”
“我并没有大喊大叫，而是您在使劲儿嚷嚷。我只不过是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仔细研究过了。您要是拿出另外的材料，我们倒是可以加以分析。”
“没有什么可分析的，”勃列日涅夫一口回绝，“我取消这个问题的讨论。”
勃列日涅夫自然是固执己见，那个工厂便建在了卡马河畔切尔内。不久之后，他也就与性情执拗的沃罗诺夫分道扬镳。
总书记机关的人都不喜欢沃罗诺夫，《共青团真理报》总编辑潘金曾参与起草勃列日涅夫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勃列日涅夫阅读了讲话，很喜欢这篇文字，便下令将其分发给政治局委员们。
讲话作者之一得意地说：
“万事大吉，勃列日涅夫首肯之后谁也不会有意见了。”
“沃罗诺夫除外，”阿根托夫迅即指出，“这位老爷从不放过机会，总要写上十来页意见才退给你。简直像个作家……”
潘金第一次听到助手（哪怕是头号人物的助手）如此满不在乎地谈论一位政治局委员。事后，他很想知道，那究竟是些什么意见。
总书记的另一位助手楚卡诺夫回忆说，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意见。
“这次沃罗诺夫怎么样？”
“像平日一样，翻上几页，就让放在那里不理不睬了。”楚卡诺夫怀着难以掩饰的满意心情告诉大家。
潘金本人却对沃罗诺夫怀着敬意，沃罗诺夫曾支持所谓生产小队包工运动。这是一种集体承包，将一部分土地、技术设备、肥料固定给一组农民，条件是：他们应当向国家上交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其余的则可以出售或作为工资。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的兴趣。
据说，沃罗诺夫丢掉自己的职位是因为，他未能搞好与州委第一书记们的关系。
据一位外地的州委书记说，沃罗诺夫在讲话时“爱显示自己的学识渊博，不胜其烦，令人生厌地教训人，使人觉得他像一位装腔作势的小地方的演说家，而不是俄罗斯量级的国务活动家。”
1971年，沃罗诺夫调任一个貌似重要的职务——苏联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他开始了解新的工作，从书架上取下一卷《列宁文集》，其中载有那篇著名的文章《我们应当如何改组工人检察院》。
沃罗诺夫很快便确信，勃列日涅夫将他这个部门看得一钱不值。
“我看不出人民监察有何好处，”勃列日涅夫多次说过，“比如，当年有个梅赫利斯，所有的人都怕他。”
沃罗诺夫乘飞机去皮聪达晋见正在那里休养的勃列日涅夫，带去了一份关于改进人民监察制度的报告。
勃列日涅夫让这位来客去洗澡，然后，他们又坐下来与助手们玩多米诺骨牌，还有人送上来了白兰地。勃列日涅夫根本不想过问报告中的事。
苏斯洛夫将沃罗诺夫邀约到他那里，告诉沃罗诺夫，监察委员会主席不应当是政治局委员，沃罗诺夫不等人家甩掉他，1973年4月便自己提请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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