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克昭盟盟长印
伊盟事变，发生于1943年3月，一般称之为伊盟“三·二六”事变，曾轰动全国。本文作者之一曾任重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伊克昭盟协赞专员，对暴动背景、经过与影响，知之较详；另一作者曾任蒙藏委员会蒙事处科长，直接办理本案有关事项，并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有关会议，以后又随宣慰团到达伊盟，协助处理善后工作。现在我们共同回忆有关伊盟事变。唯事隔多年，不免有误，请读者指正。
伊克昭盟(鄂尔多斯部落)南与山西、陕西的黄土高原毗连，东、西、北三面为黄河环绕。大部分地区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沿黄河流域的土地，水草丰美；其腹地有库布其和毛乌素两大沙漠，常年干旱少雨，是天然的放牧场所，只是靠黄河的地域适于种植。所以伊克昭盟的蒙古族人民世世代代以畜牧为生，草场是广大蒙古族牧民赖以生活和生存的天然资源。满清末年，清政府违背蒙民的意愿，在这里开垦拓荒(实际不荒)曾引起过蒙古族人民的强烈反抗，造成过流血事件。
鄂尔多斯(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为了护灵，曾安置成吉思汗的亲兵300人(也有说500人)守卫。蒙古族人民把这里视为圣地，每年都要进行祭祀。
满清入主中原之后，为了加强对鄂尔多斯部落的控制，于顺治六年（1649年)，将鄂尔多斯分为6旗(后又增划了札萨克旗，现为7旗)。由归顺清政府的额仁钦及其所属分任6旗的札萨克(行政官)。6旗的制度是仿效满清的八旗制度而制定的。它既是行政组织，又是军事组织。1650——1771年，又将分散的6旗，加上了“盟”这样一个松散的领导。盟长由额仁钦及其嫡系子孙担任。由于第一次“会盟”于王爱召，故名伊克昭盟。
盟对旗的领导完全按清廷“钦定理藩院则例”执事。没有更多更大的人事权和军事权。只是每隔三年，在全盟水草丰美的地方，举行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检阅全盟的军队，同时再推选下一届的盟长，原盟长也可连选连任。盟无固定的衙门和办事机构，而是谁被推选盟长，其所在旗便成为盟的所在地，其办事人员亦由盟长自行选定。由于盟长都是从全盟的札萨克中的德高望重者中选出，所以他在全盟有一定的影响和号召力。
蒙古族是一个善骑射、勇征战的民族。伊盟由于地处边疆，生产、文化落后，长期受大民族主义的欺压，尽管他们内部也常发生内哄，但当外来势力侵犯伊盟人民的利益时，就表现得团结一致。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发动全面入侵，进占华北侵犯绥远。在绥远包头沦陷以后，伊盟成为西北屏障。敌人如乘胜而南渡黄河，既可包围山西，又可威胁陕北，截断山西后路，直扣银川大门。八年中间，我驻伊盟各部队，并肩抗击日寇的西侵，而伊盟各族人民，包括王公贵族仕官竭尽人力物力，保证抗日作战的后勤供应，对确保西北后方不受日寇侵略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中期，陈长捷担任伊盟警备司令，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飞扬拔扈，滥杀无辜，并以解决驻军粮食为名，不顾当地蒙古族人民的利益，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决定开垦种粮，遭到以沙盟长为首的全盟人民的反对。陈长捷竟动用军队对抗垦者进行镇压，因而发生了当时震惊全国的“三·二六”事件。这次事件，历时数月，始告平息。
暴动的经过
1942年秋天，伊盟守备司令陈长捷以伊盟驻军云集，运输困难。如实行屯垦，可使军用粮食达到自给为由，提出屯垦计划。这个计划直接呈报蒋介石的同时，抄报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当时由蒋的侍从室转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召集军令部、农林部、内政部和蒙藏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开会讨论，会上，内政部不置可否，蒙藏委员会谈了蒙旗开垦的利弊，指出开垦必须照顾蒙民生计和听取王公意见，应因地制宜，慎重从事，以民族团结为重。会议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最后呈蒋介石，却得到了蒋的批准。
陈长捷得到蒋介石允准之后，亲自到札萨克旗会晤盟长沙王，商谈在伊盟开垦五百万亩土地事宜。会上，陈态度蛮横，沙王表示：“这事关系到蒙古人民的生计，需要同七旗的仕官和民众商量，才能决定，我个人不能作主。”陈长捷却说：“伊盟开垦问题，是蒋委员长批准的，无论如何要开。”这时陈的随从副官当场从腰里掏出手枪进行威胁。结果会议不欢而散。
陈见威胁不成，便派军队到处强迫开垦，并且还要开垦伊金霍洛成陵圣地，这就更激怒了各蒙旗人民。陈长捷还采取在盟、旗内部进行分化，争取同情，达到开垦的目的。恰好这时沙王的僚属中有反开垦和同意开垦的两派意见。反对派以西协理鄂齐尔巴图和保安队排长老瑞为代表；同意开垦的则以白音仓，顾列三等为代表。反对派掌握旗保安队的指挥权，同时，得到沙王和广大蒙族牧民的同情和支持。
白音仓、顾列三原是东蒙知识分子，被沙王父子延揽到札萨克旗以后，深得沙王信任。白音仓还担任了绥境蒙政会委员，顾列三也被提升为伊盟保安长官公署副官主任兼参谋。白、顾二人侍宠傲物，排挤本旗籍的仕官。拉拢一些人不仅把持盟旗的交际事务，还参与盟旗内政，因而与本旗仕官形同水火。在旗里，当沙王派白去东胜(陈长捷的司令部所在地)见陈长捷，让他说服陈改变开垦的主意时，他却背着沙王私下同意开垦。事情被鄂齐尔巴图等人得悉，决定除掉白、顾，抗垦到底。白音仓消息不灵，对情况毫无所知，顾列三虽有觉察，亦不知来势如此迅猛。鄂齐尔巴图酝酿并按照当地习俗，举行各种测算，恰好测定白、顾该死，因此决定先将白杀害。据说沙王得悉这个情况后，还认为白音仓年纪轻、不懂事，要西协理原谅，让他回东部算了。而鄂等以为除白是天意，非处理不可、1943年春节后不久，白音仓带蒙汉卫士各一人去榆林看望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副长官朱绶光。鄂以为他去商讨伊盟开垦问题，遂部署保安队于白返回至札萨克旗附近时，在沙窝红柳林里设伏暗杀。当场击毙白音仓和蒙族卫士。汉族战士骑马逃到附近保安队呼救，被该连的蒙古战士打死，把尸首抛进枯井中灭迹。
白死后，顾神志紧张，要求追查杀白凶手。紧张空气持续了两周。到1943年3月25日夜间，札旗保安队出动，鸣枪举行暴动，并将陈长捷驻札旗办事处主任王兰夫枪决，还误伤了绥蒙会的秘书许某。
当晚旗保安队围攻了顾列三的住宅。顾早有准备，令其妻避走后，自己紧闭院门，持枪自卫。由于人们素知顾枪法好，不敢近攻。双方对峙，相持到天明，顾在院门被手榴弹炸开后，退守库房，凭物资包裹掩护还击，人们无可奈何。随后又让白音仓的妻子喊话，亦未奏效，只听顾在房内大喊，“骑7师的兄弟们快来呀”!显然是在等待外援。相持到下午，顾弹尽援绝，自知无望。高喊了几声：“骑7师长官和弟兄们再见。”用最后一粒子弹自杀。
据说这次暴动决定在1943年3月25日举行，是因为西协理得悉白死后，顾已与国民党的骑7师密谋，'要在3月26日出动军队为白复仇。在举事的第二天(即3月26日)陈长捷果然派出一团骑兵围攻沙王府。经过一阵混战，互有伤亡，王府未被攻破。沙王父子和仕官情知寡不敌众，趁黎明前国民党骑兵退到附近休息时，在旗保安队的掩护下，携带家小轻骑撤离王府，进入沙漠，在红柳林掩护中，向乌审、鄂托克旗撤退。待国民党军队发觉时，已无法追赶，乃将王府洗劫一空，而后撤退。
伊盟事变的消息传到榆林，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绥蒙指导长官公署副长官朱绶光，22军军长高双成等唯恐事态扩大，立即组成工作团到乌审旗迎接沙王，不料札旗暴动后，乌审旗形势也发生变化，旗保安队一些人员将国民党派驻该旗的特工人员和一些其他官员杀死。适榆林派出人员到达乌审旗政府，该旗保安队进行检查，发现高双成的副官主任宫某带有手枪，令其交出，宫未同意，一蒙古兵当即开枪把宫打死。这时，沙王一行已直奔鄂托克旗，代表团一时未见到，想直赴鄂旗，却遭到乌审旗的阻止，只好返回榆林。陈长捷即派部队，前往乌审旗进行血醒镇压，烧杀掠夺，无所不为。乌审旗动乱之后，伊盟形势更加紧张。各旗保安队也积极串联，准备自卫。一场以反垦反陈为号召的蒙旗联合武装行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黄河彼岸又传来伪蒙疆的德王、李守信企图趁火打劫，大举进犯伊盟的风声，一时人心惶惶，恐怖笼罩了整个伊盟。“三·二六”事件的消息传出之后，全国舆论哗然，纷纷指责国民党中央对蒙政策的错误，指责陈长捷纵兵迫害国府委员沙王和杀掠伊盟人民的暴行。在此情况下，蒋介石让陈长捷引咎辞职，并撤销伊盟警备司令部，以缓和蒙族人民的愤怒情绪。把部队和防务交由傅作义统辖，并令傅处理伊盟事变的一切善后事宜。傅当即派精通蒙务的陈玉甲为代表，专程前往鄂托克旗，与沙王父子会晤，说明屯垦停止执行。对各旗官员不追查责任；蒙政机构遭破坏，应即恢复；沙王府在暴乱中所受之损失，由政府拨款修复、赔偿；蒙民在战乱中受害者予以救济。希望沙王父子早日回府，领导全盟人民恢复生产，团结抗战。这些善后措施，得到沙王同意之后，由陈玉甲陪同沙王父子回到札旗王府。至此，震惊全国的伊盟“三·二六”事变才告平息。
伊盟宣慰团的活动
沙王回府，伊盟局势基本平静之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安抚蒙旗，进一步挽回恶劣影响，决定以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派出宣慰团，到伊盟札萨克旗进行慰问。代表团由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任团长，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楚明善任副团长，蒙事处科长张中徽、白凤兆(蒙族)任秘书，军令部参谋关某、绥蒙会驻京办事处秘书田曾饴为随员。宣慰团于1943年12月由重庆乘飞机到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宴招待。第二天到兰州近郊兴隆山致祭成吉思汗灵寝(成吉思汗灵寝原在伊盟，抗战时期移到兰州兴隆山，以防日寇劫夺，解放后迁返伊盟)。接着宣慰团乘车经平凉到达银川。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为宣慰团组织了晚会，并到慰问团驻所拜访。因当时黄河刚结冰不能通车，代表团滞留银川半个多月，随后才从石咀山渡河，当晚住宿桃力民，第二天到达札萨克旗沙王府。
路过桃力民时，宣慰团住在26师师部，师长何文鼎在向姚琮汇报时，把这次事变的责任完全推到蒙旗方面，还控告了蒙藏委员会事事为蒙旗说话，向蒙旗通风报信。他却不知道这个宣慰团的副团长楚明善就是蒙藏委员会的蒙事处长。事后楚明善向作者谈及此事时，付之一笑。
通过电报联系，傅作义和宣慰团约定同时到沙王府。与宣慰团同时到达沙王府的还有伊盟各蒙旗的代表和邓宝珊、高双成、朱绶光的代表。东北抗日挺进军司令马占山也赶到了这里。
宣慰团到札旗的第二天，召开了一次有全盟旗代表参加的宣慰大会。当天正下着雪，代表团由住地出发到会场，须要通过一段旷野。沿途由傅作义带来的部队，担任警戒，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会上姚琮和傅作义都讲了话。姚在讲话中左一个委座，右一个总裁，重点谈了抗日的重要，谈什么胜利在望和必须加强国军云云。由于他操一口浙江温州话，估计谁也没有听懂。
当晚，傅作义、姚琮、楚明善进行了会谈。楚提出蒙旗代表要求撤消达拉特旗组训处和桃力民办事处的问题，傅没有接受。当然更谈不上这次会议对蒙旗政策有什么新的改变。
宣慰团在沙王府住了两天，怕大雪封路，就匆匆返回。此行除了给沙王送了一些礼物，吃了两顿全羊，说了些所谓“宣示中央德意”的废话之外，正经事一件未办。姚琮回重庆后，给蒋介石写了个报告，把陈长捷的参谋长黄某作为替罪羊，建议撤职查办。但事后是否真的查办，也不得而知。而真正受到查办的却是蒙旗。1944年3月，傅作义以部队演习为由，诱捕并杀害了“3·26”事变时札萨克旗军队领导人老瑞，以示其一贯坚持的“恩威并举”的民族政策，这实际是镇压蒙旗的继续。
老瑞是札旗保安队的排长。他虽然杀死了白音仓，又指挥围攻顾列三，抗击了骑七师对沙王府的进攻，但他仅是在沙王和鄂齐尔巴图手下的一名下级军官。傅作义不敢面对沙王和鄂齐尔巴图，而是想通过处理老瑞，压服沙王，镇压蒙旗。
事变的教训
伊盟“三·二六”事变，发生在抗日前线的少数民族地区，绝非偶然。它是国民党长期执行大汉族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这次事变，虽然以蒋介石的妥协而告终，但也充分暴露了蒋介石集团官僚作风、独裁、腐朽和内部重重矛盾。
一、草原不得随意开垦
从清末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屯垦戍边之论，风靡一时。沿边省政当局，大量移民开垦，借以扩展省县治权。内蒙千里草原，不少辟为农田。就发展边疆农业而言，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弊端。其一，缺乏统筹计划，不顾土壤、气候水利等自然条件，不问宜农宜牧，任意垦植，一些地方随垦随废，甚至有种无收，严重地破坏了牧场植被，影响了生态平衡，人为地加速了沙化，造成了灾难。其二，不顾蒙旗利益和牧民生活，加深了民族矛盾。解放前蒙旗的土地，属于王公所有，蒙古族牧民以畜牧业为生计，逐水草而居，是依附于王公贵族的奴隶，常年向王公贵族交纳大量的劳动果实，提供无偿的劳役，生活已很困苦。自从开垦以后，许多水草丰美的草场辟为农田，而另一些草场开垦以后，破坏了植被，使草场沙化，牧民无地放牧，生活更加陷入困境。而当时的政府又不教民稼穑，自然就激起了蒙古族牧民的反抗。开垦之后，来自三边、神木和府谷一带的汉族农民多了，省方就要在汉民聚居处组织保甲，设办事处管理，进而设局、设县。即汉民所至，省县的政权也随之建立起来。实际上吞食了王公的土地和权利。起初王公仕官慑于省政当局的威势，或贪图贿赂和汉农四六分成或三七交租，尚能俯首听命，后来地盘一天天缩小，治权一天天削弱，收入一天天锐减，“反垦”便逐渐成为王公、平民的共同呼声。而好大喜功的伊盟警备司令陈长捷不顾蒙旗社会和生产生态的实际，竟提出驻军屯垦的荒唐计划，并且直接呈报中央，一向不承认少数民族而又武断专横的蒋介石，竟冒然批准了陈长捷的错误计划，终于激发了伊盟一些蒙旗从上而下的反垦暴动。国民党这种大汉族主义的屯垦政策，诚可恨又可悲!
二、军垦事变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暴露和加深
陈长捷原属阎锡山的旧部，因为与阎不和而投靠了蒋介石。蒋为了控制绥远把陈当作亲信，委为伊盟警备司令，把原驻伊盟的何文鼎的26师和骑兵第七师以及白海风的新三师交由陈长捷统一指挥，陈长捷便以抗日戍边的名义，实际上执行了监督傅作义和防范陕北牵制共产党活动的任务。所以陈长捷才在屯垦的问题上，敢于避开傅作义这个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把计划直接呈报蒋介石。蒋介石则认为通过屯垦实现军队自给可抬高陈的身价，竟越级批准了陈的军垦计划。不曾想到这个脱离实际的狂妄计划和执行中的强制手段，竟引起了伊盟蒙古族人民的武装反抗，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最后不得不请傅作义出面收场。使傅作义看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加深了对蒋的不信任。
事变发生以后，蒋介石又诿过于人，让陈长捷引咎辞职，并撤销了参谋长黄某的职务，交军委查办。严重地破坏了蒋介石在僚属中的形象。
伊盟“三·二六”事变，是国民党蒋介石在其错误的政策的指导下，错误地任用陈长捷，听任陈长捷的错误主张，在执行中又采取了错误的作法，导致伊盟蒙古族人民的反抗。这是一切反动政权脱离人民、脱离实际的必然后果。
转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