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达（1893～1985）字凭远，浙江黄岩人。保定军校第三期、陆军大学第九期毕业。历任第一师各级军官，为胡宗南手下得力将领。抗战前参与西北地区剿共战役，抗战以后，历任侍从室组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
（一）淞沪会战
1936年，我由师参谋长发表为军参谋长，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时，我在上海。11月，胡先生和罗列带着部队在上海作战，这一仗把所有全国的精华一战而光，十几年来，刻苦训练的中国军队精英在此付之一炬。
上海的防卫战原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当时，之所以决定防守的原因，无非考虑到上海为一国际港，为国际观瞻之所系，并且想在上海召开国际会议，以争取国际性的支持。因此，想在上海站住脚，不外就是基于这种政治性的考虑。
实际上，上海不易守，当时的决策是错误的。本来，在嘉兴苏州之间，曾构筑有一条极坚固的国防工事线，中间有太湖，正面狭窄，参谋本部还筑有碉堡工事及机关枪阵地。
这一带，本来是可以打的，但上海一垮，全军溃退，事先也没做计划性撤退的准备，结果狼狈奔逃。原可以在工事线上一战，这一垮连一战都打不成，否则，南京也不至于这么快地丢去。
军事上溃败之后，便直退湖北，在军事观点上，这是错误的策略。从整个形势上来说，中日战争中，我虽得到最后胜利，却是政略上的跟随英美两胜，在军事上并未曾有过优势。
特别是在战略上始终是失败的，就如在台儿庄之役，我们也不是军事胜利，而只是宣传胜利而已。东北、台湾的收复，也是政治的胜利而非军事上的胜利。
上海的防卫战从军事眼光看也是一次很失败的战争。当然，我们的军事差日本太远，无论在编制、装备、训练、教育各方面，我们都停留在湘淮军的阶段，新的制度和观念从未建立。
尹呈辅（1892～1976），湖北武昌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一期毕业，国民党陆军中将。
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武昌起义。后入保定军官学校及中央军校学习。历任国民党第15军第3师师长、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一处处长。抗战时期，任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处长、军令部第一厅第三处处长、军委会高参、军令部高参等。抗战胜利后，任武汉行营办公厅中将主任、武汉行辕副参谋长等。1949年赴台湾。1976年在台北病逝。
（二）再谈淞沪会战
我个人系参加抗日计划之一员，在参谋本部第一厅就担任了十年的作战处长，因此，对于整个抗日战役之得失，亦较一般人更为了解。
在淞沪（前进阵地）战役之前，论装备与兵力，敌均优于我。是故，八一三淞沪战起，日人处处采取主动、攻势；我则处处采取被动、守势。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所定的作战计划与方针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尽量建筑巩固的阵地，采用攻势防御的战术，与敌人作持久之消耗战。
日本之配备及兵力固然优于我，然亦有其劣点，即国力有限，劳师远来；我则地广人众，以逸待劳。是故，应是抗战得以获得最后胜利之主因。
也许有人要问：八一三淞沪战役，我们固然守了三个多月，但亦死伤了六十多师的精锐部队，两相比较，是否值得？关于这个问题，在抗战期间，亦曾略作讨论，归纳言之，不外下列三派之看法：
一派认为：守了三个多月，牺牲六十师人是值得的、应该的。既然我们抗战的决策是持久战、消耗战，则打的时间愈长，对我们愈有利，淞沪战役守了三个多月，已达到消耗敌人之目的。就我个人而论，我赞同这种观点。
另一派是持相反的意见，彼等认为：
淞沪战役打了三个多月，时间太长；死伤了六十师人，牺牲大大。本来，我们的目的是消耗敌人，其结果反将自己的精锐消耗殆尽，以至其后漏洞百出，疲于应付，殊为不值。
事实上，参加是役者，几均为全国之精华部队，打到最终，连预备队都打掉了（本来预备队乃用以防守后方，万一前方打败，后退有路，不致张皇失措，在一般的情形，预备队非必要时，是不轻易使用的），甚至桂永清的教导师亦用于作战。
我们无论何种部队，三天上去一定垮，我曾经前往战场察看，我们简直是用血肉之躯的人海战术与敌人机械化的部队搏斗，焉能不败？
日人在长江上，两千吨的军舰来往自如，兵舰上的大炮对着我们打，我们竟无还手之余地（射程太短，打不到敌舰），就这样，这里三天一师，那里三天又是一师，几十师就这样牺牲了（由1937年8月13日起，右翼预备两军在金山卫已用尽）。
再一派是折中的，他们认为：打两个月不就可以吗？何必拖三个月；如果少打一个月，即可少牺牲二十师人。换言之，即可多保留二十师之精锐部队，为国家多保留一分元气。
上述三种看法，第一种是是八年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第二种说法，多为反侧有异心之人所主张，不过说说风凉话，找个借口而已。
（三）“城塞组”管理失宜
八一三战起，淞沪列为一前进阵地，苏、常、福（京沪线上的三个据点）被列为本阵地。
抗战既是打的持久战、消耗战，故本阵地之防御工事（掩体）特别重要，当时，设一城塞组专负其责，组长为王鹗（一飞），江苏人，少将阶级。而且，在阵地各个掩体均设有铁门，平常为保养起见，常是锁起来的，使用时方开。
王这个人很迷糊，竟将铁门之钥匙交给各保甲长管理，既未编号，亦未画出位置详图。迨至战争激烈时，预备队亦调往前进阵地补充，本阵地顿形真空，掩体设施亦乏人照料。
其后，前进阵地撤退，保甲长带着铁门锁匙走了，撤退之部队无工具打开铁门，亦找不到其他掩体防御，此时，敌人逼近，我军张皇失措，阵脚大乱。
原设之防御工事竟至无法利用，亦无法加以占领，王一飞真是误事不少。如果当时稍为注意，将钥匙预先交最高司令长官或其参谋长保管，并将位置详图画出，并加以适当编号，则由前进阵地撤退至本阵地，既可有条不紊地加以占领，又可找到掩体作再战之准备，何至一下溃退至南京外围！这真是一惨痛之教训。
（四）天地人和
八年抗战最后获得胜利，固然是我军民在最高当局领导下，一致奋斗的结果，然日本若干失策，亦不无影响，中国喜说“天意”，此亦一例也。
南京失陷后，日军未再穷追，使我们有了喘息之机会，从容布置，奠定后来胜利之基础，为何日军敌人得了我们国都之后，就停止前进？一般人均习而不察，未作深入研究。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追述日人之战术方式。
缘日人之作战方式颇为奇特，且有计划。
在每一次会战之后（即每一目的地确实占领之后），通常照例是将作战之部队（即前线之部队）调至后方整补，而将原在后方之部队调至前方，作第二次会战，如此循环，周而复始，相当有计划，不像我们胜则穷追，这种战术步骤，几乎成了他们作战的固定方式，很少例外。此其一。
再者，日军占领我国都后，本以为已达到亡中国之目的，等待我们求和；未料，我首都虽已沦陷，却另设陪都于重庆，作持久之抗战准备。此其二。
日人远程作战，占据我国都后，对我民性了解不深，故不敢深入穷追。此其三。
又日人每次会战，计划甚为周详，何处为主攻？何处为助攻（佯攻）？兵力配备若干？均预先拟妥，既不乱打，也不乱攻。此其四。
还有另一主因是，此时敌人分兵浦口，防我军由津浦路夹击，故兵力分散，此乃受我军之压力所致。此其五。
（五）重庆大隧道惨案
重庆大隧道惨案，是抗战期中一大惨剧。其时，我适在重庆，事发后，我曾两度前往现场察看，一片凄惨景象，真是触目惊心，至今思之，犹有余痛。
重庆大隧道惨案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惨案发生的时间是在秋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五点左右），因为是秋天，人们穿的不是单衣而是夹衣；又因为是周末，市民正忙着外出购买粮食或添置日用品，因此，路上行人颇为拥挤。这两项因素，都直接与惨案有关。
惨案发生的地点——重庆大隧道，位于市区之中心，其上即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占地颇广，并不像一般的防空洞，而是一条很长的地道，当天，在那里躲警报的就有两万余人，可见其容量之大。
大隧道共有三个出口（即有三个门），两个在高处，因为不方便，绝少使用，一个在低处（平门），这是唯一的出口，而洞门却是由里向外关的。
重庆大隧道惨案之所以发生，乃是由于下列各项因素偶然而成：
第一，隧道的通风设备不良；
第二，当天解除警报的时间拖得太长；
第三，因为是星期六，人们纷纷到市区购物，因此躲警报的人特多；
第四，事发的季节在秋天，人们穿的都是夹衣，使隧道温度增高，原来空气就很稀薄，上述这些因素又增加空气之污浊；
第五，先是炸弹落于一高处之洞门附近，使此门附近之人纷向平门拥挤；继之炸弹又落于另一高处之洞门，人亦涌向平门，使得低处唯一之通道挤得水泄不通；
第六，更坏的是，洞门是由里向外关，而不是由外向里关，更不是现在之弹簧门，因此，人愈往外挤，门就更关得愈紧。
就这样，你挤我，我挤你，不但门无法打开，并且因为人们拼命挤的关系，呼吸加速，使原本稀薄的空气更不够分配，惨案遂由此酿成。
警报解除后，行人以隧道无一人出来，遂用石头将洞门破坏，惨案的现场被发现后，消息很快地传开了，当时我在军委会一个地下室办公，听到消息，曾赶往现场察看，真是惨不忍睹。
此外，我还亲眼看到一批不是人的东西，他们不是救人，而是趁火打劫，动死人的脑筋。最先到达的是一批消防队及救护队的队员，他们竟置救人的任务于不顾，动手动脚逐个搜身劫财，言之令人痛心！
第二天，我又从江北赶去看了一次。那时无担架，尸体都是一个个背出来，一车一车往朝天门运送，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掘了大壕沟就往下埋，主其事者，惟恐处理太迟，在国际上面子不好看，遂匆匆作了如此草率的处置。
就我所知者，后来救活的，只有两三个人，一个是十多岁的小孩，人家问他，他还莫名其妙，他说：“我不晓得，我在一个角落睡着了。”原来，隧道是弯弯曲曲的，他躲在墙角上睡觉，人们往前冲时，他睡在“死角”上，不但未被波及，反而因呼吸需要量较少而免于一死。
另一被救活的是一位妇人，据她说：“我看到救护队员逐个搜身，怕被他们踩到，躲到一个转弯处假装睡着，默不作声。”
事后，重庆很多人家的门都是锁着的（表示全家死亡）；亦有很多家庭是好几副棺材的，重庆大隧道死亡之惨，由此可以想见。
惨案发生后，蒋介石及其夫人均曾前往现场视察，并指示善后办法，讵知主其事者，亦预先布置现场，将尸体尽量由高地两处洞门（我去看过，洞门小而狭，且有坡度，运送甚难）运出，仅让其在平门看，惨案既已发生，还如此蒙骗、作假、讲场面，真令人不齿。
惨案发生时，当时的卫戍司令的是刘峙，他当然是要负责的，但他为了逃避减轻罪责，死了两万余人，仅报了九千多人，不到二分之一，刘之所以谎报、虚报，以多报少，当然是怕蒋介石责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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