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奕超
小城潮州3月午后，韩江边，木棉盛放。
这种火红色的花和它依傍的枝干，因其花朵的颜色和功用，枝干挺拔所表达的意象，深为华南当地人喜爱，广东有个吉他牌子叫红棉，已逝的香港歌手罗文也唱过名为《红棉》的歌曲。
尽管同属华南的潮州和香港在自然方面有些共性，但对于江边的韩山师范学院，即将抵达的这位香港教授可是稀客。
周日下午3时许，鸟鸣、扫地声和篮球弹动声中，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篮球场边的韩山师院门口。头发花白，穿着浅绿长袖毛衣，黑色西装外套，深灰色长裤的李欧梵由韩师的工作人员搀着，一步一步走上阶梯。
该校院长林伦伦口中“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男神”李欧梵，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来潮州是为了参加一次学术周，讲“全球化时代下的人文精神”这个题目。院长介绍，这是“我校有史以来最高级别的讲座”。
“如此’大而无当’的话题，只有李欧梵能讲。”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说。林伦伦谦称自己不够格为李欧梵的讲座当主持，只得请陈平原来。
讲座现场的背景布上，只有演讲题目和李欧梵的名字。的确，除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一职，他还是哈佛大学博士、台湾“中研院”院士，作家......少放了哪个都不合适，不如还是不放了罢。
78岁的李欧梵拿着一本讲义上台。一个小时的讲座过程中，他未看过讲义，也未坐在为他准备的椅子上。李欧梵声音洪亮，讲起来跳跃性极强，从全球化政治、人文、自己的经历、对“全球”和“在地”等文字的考证，再到人文学科的现状。讲毕，他坐到椅子上等待提问，陈平原又花了几十分钟解释了一遍“大家可能不习惯李教授的讲课”内容。
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分别是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三代领军人物。李欧梵以现代文学研究确立学术地位，在哈佛大学任中国文学终身教授，却在2004年提前退休。
他来到妻子李玉莹所在的城市，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除了学术作品，他还写建筑、音乐、城市、电影，写爱情，写专栏文章。最终，他把原本自我认知里的“业余爱好”融进了学术里，成为一个人文学者，给学生开课也全凭兴趣，是香港中文大学唯一一个不属于任何系的教授。
一个名副其实的“狐狸型”学者。
“李欧梵是香港高校的另类，治的是学术，玩的是潮流，过的是生活。”梁文道说。
他在哈佛的继任者王德威，则对学生们说，你们现在不要学李欧梵写《上海摩登》那样写文章。
李欧梵以写作者的身份过了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过着本该七十才有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日子。
1939年，李欧梵出生在河南太康。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的父亲和母亲，给儿子起了个希腊神话音乐神的名字“欧梵”，或许也由此奠定了他后来“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兴趣和处事风格。
李欧梵10岁以前的童年时期都是在大陆度过的。后来全家搬到台湾，姐姐学女高音，李欧梵从小跟着父亲学小提琴，大学想报指挥，当时在学校教书的父亲日子过得清苦，知道音乐之路不易，半开玩笑半认真说，“你学音乐没饭吃”，李欧梵转而投向次之的爱好，外国文学。
据陈平原在李欧梵的讲座上透露，很多年后，李欧梵还是在台湾过了把指挥瘾，指挥了一场交响乐演奏。
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期间，李欧梵师从夏济安，曾为同班同学白先勇、王兴文等人主办的《现代文学》杂志撰稿。毕业后到美国留学的李欧梵，一方面是受美国宽松的环境影响，一方面出于对自己过去“乖孩子”身份的反叛，开始成为一个追求自由的人，追求自己的兴趣。
李欧梵先到芝加哥大学读国际关系，一年后又转学到哈佛学中国近代思想史，师从费正清和史华慈。
费教授是当年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学生们私下也常用他中间的名字———King 作为他的绰号。但李欧梵就是要在太岁头上动土，公然在课上对老师的学术观点提出异议，反而因此得到费教授另眼相看，和费教授的关系亲近起来。
费正清公开称他是一个“放荡不羁者”（free spirit），处处关心他，请他到家里做客。后来面临博士毕业，李欧梵论文未能写成，申请到欧洲游学半年，费教授非但欣然答应，还为他申请到两千美元的奖学金。
成行前，费教授给李欧梵三封信，要他在适当时机，交给他的三位欧洲汉学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当年在伦敦执教的Stuart Schram教授，看完李欧梵拿出来的信，这位教授大笑说：“看来费教授要我带你到酒吧去喝酒，他说你是一个free spirit。”
李欧梵后来辗转于香港中文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学校执教，1994年回到哈佛，开始十年的哈佛任教生涯。
哈佛的故事后来被他写入《我的哈佛岁月》一书，很多对他的学术未尝有多大兴趣的普通读者，便是在这本回忆录中认识到老先生为学和为人可爱之处的。
在美国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李欧梵和白先勇受邀作为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回台湾建言。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主持的文化会议上面，白先勇说台湾要成立一个文化部，台湾太不注重文化了；李欧梵说要开放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不应该认为中国文学是左派就禁止。
结果国民党一个高官邀请两人去“聊聊”。
“我们两个就觉得好玩，说赶快走。他是个大牌人物，名将之子，我是个小人物，结果到了香港，报纸把我们放炮的事情登上，把我们合在一起了，本来是白李，白先生在前，李欧梵在后，我是跟着他的，后来一说李白比较顺，就放成李白了。”
“我这么建言都是为了鲁迅，我说鲁迅一定要开放给大家看。”李欧梵到了美国才接触到过去在在台湾被禁的鲁迅作品，开始研究鲁迅，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铁屋中的呐喊》一书，在海内外鲁迅研究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自然希望自己生长的土地，也能开放阅读和研究鲁迅。
让他常常被误认为在上海生活过多年的《上海摩登》一书，也是出于他的反叛，还有一丝对童年的回溯。
五六十年代以后，美国学术界中研究中国历史的，对中国文学兴趣不大，更不用说都市文学，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就是乡村文学，都在研究中国的农村。李欧梵想反叛老师，“我说你们研究这个，我就要研究城市。所以中国开放以后，我就贸然地到了上海。我想，研究中国城市，一定要研究上海。”
1948年，9岁的李欧梵曾随母亲到上海呆了一个多月，借住在外祖父所住的中国饭店里。上海的声光化电对他的刺激，甚至只是一盏电灯，都不亚于茅盾小说《子夜》中描写的，老大爷进城受到的惊吓。
一天清晨，祖父嘱他下楼买包子，他被旅馆的旋转门夹住，吓得惊慌失措，丢了包子，门口的黄包车夫也投来不怀好意的眼神，这一切构成了他对“上海都市文明”的惊吓回忆。
1981年再次来到上海，李欧梵却发现这座城市毫无灯火通明的气象，和白先勇的看法对上海的类似：上海已经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人老珠黄的徐娘。《上海摩登》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在文学作品中寻回战前上海的独特摩登风味。
李欧梵从来没有想到，《上海摩登》出版后，会在小资文化圈子里受到那么大的欢迎。
"当时上海研究还没有发达，还没有开始。这其实是个偶然，我对城市文化的兴趣也是一个偶然。”
《上海摩登》2001年推出简体版，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上海文艺圈掀起过一股“李欧梵热”。《上海摩登》译者毛尖，如此描述当年的盛况：“大学生谈谈李欧梵谈谈周星驰，小白领谈谈余秋雨谈谈李欧梵，做学问的谈谈魏绍昌谈谈李欧梵。”
由《上海摩登》开始，李欧梵把研究都市文化作为自己的兴趣，“不过其实我现在反而反过来，对于中国的地方文化、乡村文化兴趣蛮大的。”
就在大家都以为李欧梵已经著作等身，将在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职位上呆一辈子时，李欧梵却定下了离开的计划。
那是1998年，他背疼得厉害，吃完止痛药，躺在床上开始反省：我这一生做学术的意义在哪里。他决定提前退休。但真正离开也花了几年时间，与妻子李玉莹在2000年在美国结婚，在2004年终于辞去哈佛大学教职，到香港执教和写专栏。
哈佛学生为他开退休宴会时，李欧梵是这么说的：我不要做学者，我要回香港做一个文化人。各位现在的学问都比我好，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在研究高深的文化理论。我觉得文化理论太抽象了，我要回到香港做实际的文化工作，叫做Culture Practice。这个工作是什么？就是专栏写作。
要从学术写作转换至专栏写作，并不容易。李欧梵必须删掉文章里所有的抽象学术名词，在限定篇幅内把事情说清楚，让别人能看得下去，这种转换促使他思考，在香港，作为一个以写作为主要工作的文化人，责任是什么？
他又把唱反调的意味带了进来。
“我的专栏文章、散文应该有内容、容易懂。还有一点是为香港读者着想的，就是我常常要唱反调。香港人最热衷的东西是股票，我就唱反股票的，或者写一篇文章，讲法国小说里哪个人炒股失败了。这个反调又不能唱得太厉害，不然大家群起而攘之怎么办？我就很微妙地把这种想法带出来。”
在专栏和散文写作上，他过去爱好的“闲书”和“闲事”终于都正了名，从他出版过的书名便可窥得一二：《音乐的往事追忆》《交响：音乐札记》《睇色，戒——文学．电影．历史》《自己的空间：我的观影自传》。
和妻子李玉莹迟到的爱情，也被写入两人合著的《过平常日子》里。
认李太太作干妹妹的白先勇，还写过一篇描述二人感情的《李欧梵与李玉莹的倾城之恋》。
文中，白先勇是如此描述1999年，他初次见到的，当时还是李欧梵女朋友的李太太：“玉莹秀外慧中，娇小玲珑，是位极可亲的女性，她坐在李欧梵身边，落落大方，极其舒坦，好像两人本来就是天生一对应该互相依靠在一起。”
2017年3月，我在韩山师院二楼会客室见到的李玉莹蓄短发，薄唇上涂着口红，系一条丝巾——精致大方的打扮。李欧梵坐在另一位教授身边，李玉莹坐在侧边的座位。他呷了一口功夫茶，夸好茶，接着在五十五分钟的采访中，赞美太太三次以上，在问出“老婆，你说是不是”得不到回应之后，还插了句嗔怪：你看，她理都不理我。
李欧梵不用微信，没有任何社交网络账号，与外界需要用网络沟通的话，全靠太太帮忙。
2015年，李欧梵被香港书展评选为“年度作家”。Facebook上有人说“李欧梵既不是香港人，也不是作家”，被朋友发现了，拿给李欧梵看。
李欧梵本身很尊重“作家”，把他们看得崇高又神圣，自己并非创作型作者，只写过两部小说，原本打算拒绝奖项，但太太这时说了一句话：“时代不断改变，作家的定义也不再片面，学者用真心写的文字亦有价值。”
“我想到自己虽非创作型写作者，但曾完成了大量杂文和评论，加上评论人与作家等多重身份，或许能引发多些人关心这个议题，激励不同类型的写作人吧？于是决定接受邀请，希望藉书展与公众深入探讨此话题。”
书展上，李欧梵给自己定下了三个身份：人文学者、人文的文化工作者、业余爱好者。他说：“我牺牲了我至少一半的学术生命，放弃写大部头的书，来做我的文化工作。”
他解释，当初只是为了让书展方便展览自己的书，胡乱分了这三类。其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并无区分和敏感，一切只求内心自由。“我很不喜欢把自己的某一种身份、某一种形象拿出来放大，我就是我，可能每个人对我的感觉不一样。我唯一要求的就是只要我老婆对我感觉良好就够了。其他我无所谓，你骂我，我都无所谓。”
拿“我们这一代的人心中的男神”去向他求证，我收到了几句追问，几个小时后听他演讲，才知道这就是他“喜欢挑人毛病，让你反省，看你的立论是不是有问题”的习惯。
“你们怎么定义的？什么叫做男神？”
“你们为什么要崇拜一个人呢？”
“是全盘佩服，就是什么都佩服，还是说只佩服一样东西？”
回归到近来的写作兴趣，他又转回学术，研究对晚清和民国的翻译作品，发表了几篇相关的文章。
“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算是学界里面，对我现在研究的东西，真正感兴趣的也不多。所以这几篇大概没人看，只有少数学者看。"
“我现在觉得乱七八糟的文章越少越好，过一阵子说不定我又要倒过来了，会写什么很难讲。人过七十，至少在这方面我应该随心所欲才对，不要对自己加太多外在的压力。”
三明治：文学以外，您对电影、音乐、建筑、城市，这些方方面面都感兴趣。
李欧梵：对，这个是很自然的，我父母教音乐的，我小时候也学音乐。在台湾念中学的时候，因为环境的影响和压抑，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影，所以养成了一个看电影的习惯，几乎所有在台湾演的、好看的好莱坞电影，我全部都看了。当时只有好莱坞电影可以看，所谓的国语片不好看。后来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
三明治：这些“业余爱好”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李欧梵：我最近才感觉到，我本来是把业余和专业分得很开，现在发现，特别是我从美国回香港以后，我决定不要做美国的那一套东西。因为那一套东西我已经做了二三十年了，我觉得应该在一个华文语境里，为华文读者用中文写作，做一种文化批评。当时很多人在美国用理论太多，我就说我要做一些实践，所以我开始写杂文，写批评的文字。
我以为这是我的业余，我照样教专业学问。可是后来发现教书的时候，我不想教我的专业了，现在我几乎没有教我的专业，没有教中文现代文学。反而把业余资料里得来的一部分灵感，一部分的研究放到我广义的人文研究里面，包括都市、空间、历史回忆、现代性、视觉媒体和书写媒体的问题，这些都有关系，甚至在方法学上我都受到一些业余的影响。目前我还不知道怎么系统地讲。
三明治：您在《一个“闲书呆子”的自白》里写到，在哈佛的时候，您为了逃避正经书，每周日都要读“闲书”，现在也有固定时间的“闲书”时间吗？
李欧梵：现在如果以专业来讲，我看的90%都是闲书，可是我都把它变成正经书来看。全球化影响，很多闲书我们都要把它用正经的态度转换，变成一种对抗过度商业化影响之后，我们保持内心自由的重要法宝。我这人喜欢看书，所以我那篇文章叫做《闲书呆子》，现在我老婆还叫我书呆子。我真的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本的价值超过任何的黄金，另外一个颜如玉，就是书中的语言好像美人一样，不是说像《聊斋志异》里面，真的在书里发现一个美人跳出来。
三明治：您有没有哪部特别喜欢的自己的作品？
李欧梵：白先勇说过，他所有的小说都是他的孩子，他都喜欢，我没有他那个才气。我自己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所有的文章，写完之后，我自己不看的。就好像我生了这么多私生子，全部丢掉了，让他们自生自灭。有人收养那太好了，有的别人不看，就让他们自立求生，没有什么价值的话，消灭算了。
最近浙江大学出版社把我的一些书重新再版，包括《上海摩登》。他们对于我非常美誉，书印得很好。我就想，在道义上我应该为他们写一个再版前言之类的，就是这本书我怎么写的。但我发现写这个很难。
我几乎不想写，可是又觉得他们一番好意，我应该回顾一下我的老书，写这个文章。可是我又不想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心理，也可以说我跟白先勇的想法正相反。
三明治：您跟白先生是多年的好友，平时经常联系吗？会聊什么？
李欧梵：没有，他是个大忙人，我非常支持他的活动，非常了不起。我们最近很少聊天，都没时间聊天。上次聊天是我老婆要求，他凑了一个钟头，跟我老婆聊天，因为他认我老婆做干妹。他对我非常好。
最近他出了六本《红楼梦》的书，三本是自己写的，三本是新版的程乙本，突然就让书店寄给我，我还没有看。我觉得这个好朋友真的是虽然到处跑，但是他知道我很关心他，他也更关心我，所以见面谈什么都无所谓了，我真的不记得我跟他最近见面都聊什么，总之是闲话家常，让彼此保重身体。
三明治：您一般在一天里的什么时间写作？
李欧梵：一般我早上在家里写大概不超过三个小时，两个多小时就差不多了，脑子就不管用了。一到时间，我老婆就会提醒我说你应该开始做操了，我就乖乖听话，开始甩手，做操。所以我现在身体还不错，就是老婆的功劳。别的学者像我这个年纪这么用功的，一个个不是背有问题，就是肩膀有问题，还有的是视网膜脱落，一大堆问题，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问题。不过说不定再过一两年，我又不写学术文章了，太辛苦了。
中午吃完午饭，下午如果精神好的话，我会再写两三个小时，精神不好就睡个午觉，看看书。我发现近来看书的时间也少了，因为我晚上睡觉早，音乐、电影所有的业余兴趣堆在晚上，剩下来看喜欢的书的时间很少。
三明治：近来写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
李欧梵：现在年纪大了，我有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目前大家都用电脑打字，我以前完全是手写的。以前我在美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用英文在电脑上写文章很容易。可是，我不会中文打字，用的最简单的拼音方式，就发现麻烦了，别人可以打得非常快，我非常慢。因为我用的词汇软体（软件）猜不到，我常用某一个字，它就猜成另外一个同音字，打出来错得一塌糊涂。
这使得我的构思、我写作的文笔都改变了，我写的文章越短越好，句子越短越好，因为太长了一定错得更多，所以说文言的味道出来了，这是一个耦合。
特别是最近回归学术的时候，写得非常累，别人很快写好，我就累这个东西，研究也受到影响。还有打字的时候，不知道别的学者怎么样，因为改起来太容易了，我就不停地改，所以我老婆一看我写长文章，就担心我的身体。
三明治：跟过去相比，对写作有什么新的理解吗？
李欧梵：我觉得写作越来越困难。我对自己文字的功夫，要求越来越高，总觉得我的中文掌握不够好，哪一方面都掌握不够好。以前我没有这个感觉，以前手写顺了就可以了。最近我就发现有这种压力。特别是因为我在美国写英文写得很多，我感觉到英文他们很注重文体，语言要写得恰到好处，什么样的文章用什么样的文体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字不能错的，你不能换另外一个字，味道就不一样了。我写中文原本从来没有这个要求，最近我开始有这个要求了，这就麻烦了。
我觉得要用中文对得住我的学术文章的话，我做不到，所以写作非常困难。困难之下，使我想到是不是可以有一种办法训练我讲话的能力，让将来我可以出口成章，或者说我讲话的时候，将来有一种机器，我说改一改，它马上给我改一改，这样就可以解决我写作的困难。
三明治：写作不同的类型的文章，会有听不同音乐的习惯吗？
李欧梵：好像没有。我真的写得进去的时候，根本是忘记音乐的。最近我觉得很烦，打字老是错得多，我就听听音乐。我对音乐兴趣非常大，有时候为了使自己的心情平静，就会听音乐，心情很烦时听听莫扎特、听听巴赫，一下子就平静了，这是我的妙药。
我有时候听收音机，可是他一讲话我就觉得吵，所以我就听那种讲话最少的音乐节目。现在香港只有一个古典音乐电台，可是也是讲话，那怎么办呢？我就把我的CD拿来，找比较长的莫扎特，比较柔软的法国弦乐四重奏，这些东西听，把它当作把它当作把它当作一个背景音乐，让我的心理上、灵魂上、思想上可以平静。
三明治：写作对您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李欧梵：我可以引用香港一位有名的专栏作家林行止的话。我刚开始写专栏时还在洛杉矶，当时没有钱押租了，想到可以写专栏，刚好是他在《信报》，给我寄来了一张支票，让我开始写“狐狸洞话语”的。
他比我年纪还大，已经从信报退休了，现在还写各种文章，包括政论。他就说我们退休了以后做什么呢？我们老人要做什么呢？就是写写文章，其他方面就是锻炼身体，见见朋友。
我现在开始有这个感觉了。看书是你吸收别人的文字，写作是把自己的文字写出来，语言之间、文字之间有一种非常巧妙的互动，这个感觉让我非常兴奋，我希望能够继续保持这个状态，所以我想我不会停止写作的。
问题是，实际上它很困难，特别在学术研究上，我发现，我当年那种劲，现在可能做不到了，当年会到图书馆里面找书，废寝忘食，找到一个脚注，就会到处找所有相关的资料。
现在比以前方便多了，可是我又不愿意在电脑上花那么多时间，所以好在现在有几位年轻的朋友帮忙，他们帮我找资料，我就会很快地阅读和吸收，再跟他们讨论。我公开感谢他们，现在重要的、大的学术文章，我都是和人合作的。
三明治：写自己个人经历和故事的作品，跟您写学术文章的作品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李欧梵：我现在发现，写学术文章我也把个人的想法摆进去，有很多“我”字。因为我不相信有客观这回事，客观只是主观的各种程度，学术的主观，或者是理论的主观，或者是个人的主观，或者是私人的。可能过去我把个人的东西讲太多了，不合时宜，我现在开始小心一点。因为我是一个很坦诚的人，所以我的办法就是不大接受访问，接受访问一定讲实话，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不愿意做这种公共媒体的人物。
包括这次采访也是，可是既然来了我就没有办法。上次在书展我就感觉非常不好，一大堆记者，他们的问题都是很无聊的问题，问我政治问题，私人问题，几乎根本对文学没兴趣，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到最后我都不想接待记者了。反而内陆记者赶来了，有几个记者真是问我托尔斯泰，我就说好，一个钟头，我没有时间了，结果一讲我就忘记时间，一下次讲了三个钟头。
三明治：有了婚姻和爱情之后，对您的生活其实有了特别大的改变，对您的写作会有什么改变和影响吗？
李欧梵：当然有影响了，我要是一个人的话，能不能写这么多东西很难讲，特别是中文的。所以没有我老婆的照顾。我不会写这么多东西出来，这不是一个灵感的东西。有人说我很肉麻，我的书都是献给我老婆，其实是真的很需要感谢她。只是我感觉这个东西写多了，似乎不太好，所以最近学术的书不写献给她了。
三明治：林伦伦教授说，您是他跟陈平原教授这一代人心中的男神。更年轻一代的人会觉得，您不只是男神，更是一个大师的身份，年轻人生活在现在的时代，未来可能很难能够达到像您一样的水准。
李欧梵：我不承认我是大师，我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出不了大师了，我讲了好几次这种话。问题是现在自我吹嘘的大师太多了，大师不是那么容易能叫这个名字的。
对于你这个问题，我想做一个自我解构。不是说完全否定你的说法，第一，我在《我的哈佛岁月》里讲了好多次，我当时到美国留学完全是意外，一窝蜂，大家去我就去了。进到哈佛所谓名校读书也是意外，我当时只是运气好，碰到名师，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就有一位名师，他写介绍信介绍我去哈佛，不然我去不了。
当时我唯一的动力就是充满了好奇心，充满着冲劲，不考虑现实问题。如果说大家佩服我这一点，我希望鼓励年轻人不要考虑现实上的得失，赚不赚得着钱，我学这个是不是将来有饭吃，或者说我将来会怎么样，或者父母亲会不会同意。
我当时就为了我自己，我要找寻我自己人生的意义。好在我父母亲都在台湾，不管我的，我没有收到任何父母亲的压力，所有的压力都出在我自己，出在外在的环境。
这一点我自己相当自豪，我当时是穷到根本没有钱回台湾看父母亲，八年没有回去，根本没有钱，刚开始甚至饿肚子，可是饿肚子也要看电影，我非常自豪，就是我可以晚饭不吃，可是我一定要看这个好电影。
这种精神现在快没有了，大家都太舒服了。接下来的兴趣都是很自然的，我并不认为我做的这些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特别是我写的。我当时其实是为香港的读者写的，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社会，我就故意写一些跟他们商业化不一样的东西，讲古典文学、讲经典电影。
结果没有想到，内陆出版业兴盛之后，反而在内陆，会有很多年轻人和同好喜欢。所以我要公开感谢内陆的读者，我在中文大学最好的学生，也大部分都是内陆来的。
年轻人你们这一代真的是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拜神”、“敬神”太厉害了，要相信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你们是可以靠自己的。我相信能力是平等的，机缘不一样。可是机缘要自己找，你如果待在家里哪里都不去，过着好好的生活，你没有机缘。
三明治：您怎么看待现在有点浮躁化，碎片化的时代下这些年轻的写作者他们面临的这个时代，和他们写出来的作品。
李欧梵：浮躁化现象是一个全球化影响，节奏越来越快，张爱玲那句话被曲解，成名要快。大家几乎没有时间做反省，所以这个时候，在这种时间的压力之下，怎么样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反省的机会？我反而觉得，每天的时间应该有快有慢。我每天有一段时间好像发愣一样，其实是在反思，或者说我同时思考两三件事情。
有一个思考的角度，是一个所谓“后设”，或者在上面看我自己。不要以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这文章写得好，不要以为这句话写得好，其实差得远，要嘲笑自己，多年来我养成一个自嘲的习惯。所以对我来讲，希望我能够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和环境里面，找到我个人认为有意义的一条路，我只能这么讲。
三明治：您对现在年轻人的作品和他们未来的发展怎么看？
李欧梵：年轻人的作品我看的比较少，我没有资格讲。我看得很少，甚至对于当代文学的作品我看得都不够实在顾不及了。
如果泛泛而论的话，每个人都有一种创作欲，甚至有一种发表欲，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其实网络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应该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空间，让这些年轻人不要社交太厉害了，不如发表一点东西，不要互相吵来吵去，骂来骂去，传播谣言，把自己的创作的东西让大家来看看。将来爱好文学的人会越来越少，所以应该利用这个平台大家互相支援，不要互相对骂。
我偶尔上一上西洋古典音乐的网站，平常只看他们怎么写。一次我问了一个问题，说好像哪一位指挥家以前演奏过的什么作品我忘了，不到几分钟马上有人回答，我心里觉得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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