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他是一位不断挑战"权威"的勇士,他是一位对病人充满慈悲的医者,他在上大学期间就开始研究姜片虫,他80岁高龄依然亲临肺吸虫流行区进行现场调查,他创立了临床―现场―实验室的热带病寄生虫病研究模式,他自己的热带病研究论文多达350余篇,但他到晚年...
他是一位不断挑战“权威”的勇士，他是一位对病人充满慈悲的医者，他在上大学期间就开始研究姜片虫，他80岁高龄依然亲临肺吸虫流行区进行现场调查，他创立了临床―现场―实验室的热带病寄生虫病研究模式，他自己的热带病研究论文多达350余篇，但他到晚年却组织150余位专家历时6年余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热带病学》，他对热带病寄生虫病的研究令世界瞩目。
生平简介
钟惠澜原籍广东梅县，生于葡属东帝汶的叻利岛，1921年被保送上海沪江大学理学院医预科学习，1922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2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并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入协和医院内科任住院医师，1940年任协和医学院内科襄教授。1942年5月，经人介绍，钟惠澜率领一批原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进入北平中央医院，出任内科主任，以后又升任医监，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接任医院院长，并将医院改名为中和医院。1950年任北京中央人民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并主持《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工作，兼任总编辑。1951年钟惠澜当选为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以后又兼任内科学会主任委员。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周恩来总理指名钟惠澜出任北京友谊医院院长，1978年创立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80年任世界卫生组织肺吸虫病、肝吸虫病及利什曼病合作中心主任。1982年当选为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名誉会员。
崇尚医学，立志成为扶贫济世的医生
1901年6月24日钟惠澜出生于葡属东帝汶的叻利岛一位“契约华工”的家中，他排行第五，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父亲钟雨湾在第四个儿子出生后，凭他的初中文化程度，翻阅《辞源》，给儿子起名“惠兰”（后改名为惠澜――编者注），意为“广施恩惠于人间”。
钟惠澜自小深得父亲疼爱，常带在身边，不时教他念书识字，但在钟惠澜4岁时父亲因中毒性痢疾不治身亡，本不富裕的家日子更加艰难了。由于从小受父亲影响，虽然家境不允许钟惠澜上学，但只要有机会，他就私下里学习，比如别人上课，他就在教室外“旁听”，在当童工时跟识字不多的小伙伴学，终于在他12岁时进入了华人子弟学校念书。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只用了3年时间就学完了6年的课程。16岁时，钟惠澜从东帝汶回到祖国进入由美国基督教浸信会主办的广益中学读书，最后以他的刻苦认真和优异成绩被保送到上海沪江大学医预科。
钟惠澜在上学前曾经在香港一家客栈当童工。一天，一位住在客栈的加拿大客人发热、腹泻，客栈老板帮助客人找来医生，医生诊断为痢疾，给病人开了处方，客人遵照医嘱服药后，不久就痊愈了。自己的父亲不也是痢疾吗？却不治身亡。父亲如果当时能遇到一位好医生，也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他们远赴天国。医生，从那天起他有了一个愿望，长大后当一个扶贫济世的医生。
在广益中学念书时，钟惠澜有机会参加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召开的会议，见到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会议期间，受张伯苓演讲的启发，钟惠澜发表了“我们肩负的责任”的即兴讲话。他的讲话内容和流利的英语受到张伯苓的关注，会后张与他交谈，了解到钟惠澜想学医的愿望，还特意安排了一次参观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活动并专门邀请钟惠澜参加。这次活动深深吸引了钟惠澜，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协和培养医生的高标准。参观结束后，钟惠澜在他的笔记本中记下了协和医学院代理校长顾临的一段话:“学生毕业后，既是一个好的医生，同时又是一个好的医学教师，一个好的医学科研工作者”。在返回广益中学的途中，钟惠澜拿定了主意，一定要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
1921年钟惠澜被保送到上海沪江大学理学院医预科学习，1年后他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
在协和医学院学习期间，钟惠澜跟随美国热带病学专家、协和医学院襄教授梅勒尼学习科学试验，对疟疾及各种蚊子进行研究。为了完成研究，钟惠澜不仅自己到蚊虫孳生的田边小溪去收集蚊虫，而且还在喂养蚊虫的兔子缺乏之时，让蚊子每天叮咬自己。钟惠澜对待科研的这种精神感动了梅勒尼，在他的悉心指导下，钟惠澜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在中国南方收集蚊子》，并发表于《广东岭南科学杂志》（1929年）。
黑热病研究令世界瞩目
1929年6月钟惠澜从协和医学院毕业，并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在协和医院内科任住院医师。那时候内科病种很多，住院医师必须什么病种的病人都管，在科研方面可以结合临床专攻一个病种。钟惠澜选中了当时病人较多的黑热病，导师为李宗恩。
黑热病当时在我国多地流行，死亡率很高，但一般临床医生知道这种病的人并不多，特别是一些早期病人，由于症状不典型，给诊断和治疗带来了许多困难。1929年初冬，一位持续发热、鼻出血伴有头痛、恶心的病人住进协和医院。钟惠澜检查病人后，初步确认病人是黑热病，可是3次骨髓穿刺都未找到导致黑热病的利什曼病原体。病人的某些症状酷似伤寒，可是从血、尿和粪便中又没有找到伤寒杆菌。直到病人住院4个月后，在第5次骨髓穿刺，才找到利什曼原虫，确诊为黑热病。
那时，像这样不易确诊的黑热病病人很多。怎样才能及时确诊这些病人呢？1930年夏天，钟惠澜在实验室用一个玻璃试管吸吮被感染了利什曼病原体的松鼠血液时，不小心将其吸到嘴里并咽了一部分。是年12月中旬，钟惠澜开始发热、发冷、出汗、鼻出血。他觉得自己患了黑热病住进医院，检查3次都没有找到利什曼病原体，只好当感冒治疗，却始终不愈。后来再次做肝穿刺，才找到了1个利什曼病原体，确诊了黑热病。于是他将自己患病早期种种不典型症状进行总结，写了一篇《一例早期黑热病病人》发表在1931年《中华医学杂志》第17期上。后来他又从自己经管的394例黑热病病人中挑选54例早期病人进行多方面探讨，写了题为《中国黑热病人的早期表现和临床研究》的论文发表在1934年《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第49期上。此后，他又证实，晚期黑热病病人网状内皮系统受到利什曼病原体侵害，人体免疫力低下导致黑热病病人容易继发感染。从1929年到1932年，在黑热病研究方面钟惠澜共发表了9篇论文。
1934年，钟惠澜在美、英等国进修，一年后于1936年1月回国升任协和医院主治医师兼讲师。在临床，他发现国内的黑热病病人依然很多，他认为应该尽快弄清黑热病的传播机制、原理，以便更好地预防、治疗。
一天，一位邓姓的8岁黑热病男童前来就诊，钟惠澜为他诊治后，在第二天中午利用午休来到男孩的家里仔细观察周围环境，看到了一条全身癞疤的狗。半个月后，美国记者约翰请钟惠澜到家里给母亲诊治黑热病。约翰家在大草厂胡同与邓家的小草厂胡同相隔几十米，在约翰家，钟惠澜看到了一只膘壮的丹麦大洋狗。又是狗！钟惠澜要求查看约翰家的狗和狗窝，结果发现了狗耳朵有一小块癞疤，与邓家狗的癞疤很像，于是立即用刀片刮下一些癞疤的皮屑。查看狗窝，钟惠澜发现有许多中华白蛉。钟惠澜回到实验室检查从邓家和约翰家收集的狗的癞疤皮屑，发现每个细胞都有利什曼病原体。
此前，国际上黑热病专家研究认为，地中海地区黑热病流行与狗密切相关，但在中国，黑热病人人传播是通过白蛉子传染的。对于这样的结果，钟惠澜产生了疑问。不久，在北京南苑槐房村不断有农民带着黑热病患儿前来就诊，不足1000口人的村子，有20余人先后患病，于是钟惠澜来到该村进行调查，并在此地的真武庙内建立了一个特殊门诊，专门诊治黑热病，并对村子里的狗进行试验检查，发现了黑热病病原体，提出了中国的黑热病病人与狗关系密切，狗是传染黑热病的重要储存宿主的推断。
为了证明自己的推断，钟惠澜自己出钱请人在农村买来5条患有黑热病的癞狗，在自己家里喂养。由于钟惠澜既往有黑热病史，在自己身上试验效果不准确，他想劝说自己的妻子李懿征医生接受试验。李大夫完全理解丈夫的心思，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于是钟惠澜请人抽取病狗的骨髓注射到李医生的体内，5个半月后李医生开始发热，逐渐出现黑热病的典型症状，卧床不起了。可此时钟惠澜还不能给妻子治疗，要等到黑热病病原体在体内繁殖得更多，查到利什曼病原体后才能治疗。李医生完全理解并支持丈夫的决定，坚持忍受着病痛。又过了3周，钟惠澜从妻子的骨髓液里找到了黑热病病原体，然后又将李医生的骨髓液接种田鼠，田鼠也产生了黑热病病变，并查到了大量黑热病病原体。
钟惠澜严谨的科学验证，在世界上第一次证明狗的黑热病病原体对人是有致病力的，狗黑热病病原体、白岭子黑热病病原体和人类黑热病病原体从流行病学、形态学、免疫学、临床学等方面，都属于同一虫种。这一研究成果推翻了西方学者的论断，为我国日后防治黑热病，预防黑热病传播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这段时间里，钟惠澜的研究工作除与实验室相结合外，还注意到深入现场去调查，这种临床―现场―实验室相结合的科学方法，尔后成为他终生遵循的科学准则，并在他的累累成果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钟惠澜在国内首次倡导用骨髓穿刺的方法检查黑热病病原体，使许多早期黑热病病人得到及时诊断治疗；倡导用青霉素防治黑热病患者合并走马疳，从而降低了死亡率。后来他又与周华康、冯水连等一起，经过大量研究试验，将国外用于治疗动物“台盼原虫病”的锑酸甘露醇钠盐用于治疗黑热病，提高了治愈率。
1946年，钟惠澜和张安与美国血液病学者卡特瑞一起对黑热病的血液学变化进行研究，发现脾脏肿大与病人全血细胞下降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于1948年在美国《血液病学》杂志上发表了《黑热病病人全血细胞减少症》的论文。由此，钟惠澜推测切除病人脾脏，或许可以改善患者的血象。于是他们对8例服用各种药物疗效不显著的中、晚期黑热病病人，施行了脾脏切除，全部患者的血象恢复正常，在加用药物治疗后全部恢复健康。随后，钟惠澜与张乃铮一起，把从病人身上切下的脾脏制成抗原，对112例早期黑热病病人及83名非黑热病病人进行补体结合试验，结果前者111例呈阳性反应，而后者均呈阴性反应。为了观察补体结合试验方法的预后价值，他们对21例已经治愈的黑热病病人进行了长时间随访，结果证实有半数病人在症状消失两年到三年后，补体结合试验才能转为阴性。钟惠澜与张乃铮合写的论文《黑热病补体结合试验法之诊断及预后价值》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关注。
灵感来源于泥土？
钟惠澜深入、细致、并富于挑战性的研究，在黑热病的流行传播途径、发病机制、早期诊断、临床治疗及预防方面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将自己的研究重点与当时穷苦百姓的多发病紧密相连。除了黑热病，他还在其他热带病及寄生虫疾病，如回归热、斑疹伤寒、肺吸虫、钩端螺旋体病等进行了同样深入的研究。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国内许多地方流行与这些状况密切相关的回归热和斑疹伤寒，这两种病的传染媒介是虱子。为了研究回归热，钟惠澜在早春二月，天还没亮，就骑着自行车来到前门的一些草棚子里观察病人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在晚上六七点钟这些贫苦百姓回来后，他又出现在草棚中。经过连续几个月的观察，钟惠澜发现，与回归热病人张大爷挨着睡觉的小童没有发病。钟惠澜在小童的棉袄上一次就逮到二百多个虱子，小童身上让虱子咬得斑斑点点，却没有发病，另一位与张大爷离得很远的郭性男子却患了回归热。小郭很爱干净，经常换洗衣服并在太阳下晾晒。钟惠澜只在小郭的衣服上找到十几个虱子。这种情境引起了钟惠澜的注意。
早在1912年，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尼柯尔等学者研究认为，回归热是由于人感染了回归热病虱叮咬或接触病虱的粪便所致。西方学者的论断无法解释钟惠澜眼前的现状，他又一次怀疑了。
于是，他开始在自己身上试验。他在一个特殊的小盒子里养了许多带有回归热螺旋体的病虱，并将盒子系在自己的身上，任虱子叮咬，在腿上放久了，痒得不行了，就放在肩膀上，还故意擦破一点皮肤让病虱在上面叮咬，排便，可是他没有患病。钟惠澜将注意力集中到小郭身上，他常去那个草棚，坐在小郭身边给他服药。一天，小郭退热后精神好了些，又拿起棉袄找虱子，每找到一个虱子，就用两个大拇指甲盖一挤，把虱子挤死，有时还放在嘴里咬死。草棚里的另一个人告诉钟惠澜，张大爷与小郭一样，没事就找虱子，挤虱子。
经过现场观察和实验室对虱子的仔细解剖，钟惠澜发现，雌、雄虱子都不能通过交配互相传播回归热螺旋体，而且感染了回归热螺旋体的病虱唾液腺、卵巢、睾丸、马尔皮基管、虱卵中都没有螺旋体，虱子的粪便中也没有活的螺旋体，证明虱子并不是通过唾液或粪便传播回归热。而病虱体腔长期存着大量活的螺旋体，病虱被挤碎时大量螺旋体就从病虱体内逸出。钟惠澜用逸出的螺旋体去感染擦破皮肤的松鼠，不久，松鼠身上就能找到回归热螺旋体。钟惠澜终于找到了自己和小童被病虱叮咬不感染，而张大爷、小郭感染回归热的答案了。这些研究结果推翻了尼柯尔等学者的学说，得到国际医学科学界的认可，并且被各国的医学教科书所引用，同时也为我国消灭回归热、斑疹伤寒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广施恩惠于人间
除了黑热病、回归热，钟惠澜在华北流行斑疹伤寒时，对该病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北平的病人身上分离出流行性斑疹伤寒的病原体――普氏立克次体和地方性斑疹伤寒的病原体――莫氏立克次体。他还证实了阴虱也可以传播斑疹伤寒。钟惠澜本人也因多次深入流行现场而感染了斑疹伤寒。
在肺吸虫研究方面，从1955年开始，到1978年，钟惠澜与助手走遍了除台湾、西藏、新疆、宁夏等少数地区以外的24个省、市自治区，对其中一百多个县市进行了肺吸虫流行病学调查，年近八旬还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诊治了大量肺吸虫病人，先后发现9种中外文献上未曾见记载的肺吸虫新种。全国解放以后，共发现16种肺吸虫新种，确认能致病的正是钟惠澜及其助手所发现的四川肺吸虫、卫氏肺吸虫四川变种、卫氏肺吸虫伊春变种、团山肺吸虫和会同肺吸虫五个新种。
钟惠澜一生科研不断，笔耕不辍，从1926年到1985年，他与同事、助手共取得科研成果近百项，产生论文350多篇，成果中近一半是在国际国内属于开拓性的。上世纪70年代末，有好心人建议将钟惠澜的论文汇集成册，但他将个人的荣誉放在一边，组织了150多位中青年热带病研究者历经六七年，撰写了180余万字的《热带病学》。
钟惠澜将其毕生奉献给中国的热带病及寄生虫病学。在此引用老一辈著名热带病专家应元岳在为《热带病学》撰写序言时所述:“他数十年来对热带病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获得大量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的成就，充实、丰富了热带医学的内容，他数十年如一日，以其渊博的常识和充沛的精力，不仅勤于研究，还不辞劳苦，广泛进行实地调查。……其老当益壮的精神和始终贯彻临床、实验室、现场相结合的科学方法，为后辈树立了良好榜样，诚令人无涯钦佩，叹我不如。”这一切都印证了钟惠澜父亲“广施恩惠于人间”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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