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周报

娱记，在多数人眼里是个贬义词。明星们指责他们又离不开他们，老百姓瞧不起他们又拿他们的东西说事。55岁的何东是著名的娱记，他不怕挨骂，骂声越大越兴奋，写出来的东西更厉害。这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娱记何东现在是电视娱乐节目《何东星问题》的主持人。对此他还谈了心得：“很多所谓知识型、学者型、专家型的主持人，他们一直企图以自己的学识、文化去改造电视同时也驯化观众。而美国著名传媒体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则断言：‘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
　　何东谈论这些似乎为时尚早。他应该很清楚自己的边缘位置。在影视、媒体的圈里圈外，讨厌何东的人挺多。他以一贯的刻薄刁钻风格写了很多影视评论、演员专访，让不少人看了觉得损，觉得过瘾，当然也有不少人讨厌。在电影《英雄》的首映式上，他这样提问导演张艺谋：你这个片子除了打架、风景幻灯片还有什么？不逊的姿态立即激怒了《英雄》一方。电影《手机》公映后，何东对崔永元作了长篇访谈，在提问和旁白中一再直接发言斥责冯小刚，通篇显现的私怨成分前所未见。就这样，两次轩然大波最终争议的焦点都转到了“何东的方式”上面。
　　何东对自己这种“麻辣文风”如何评价？他拐个弯表达：“我老婆很严肃地这么跟我说：‘如果你上街被你骂过的人打，只要不会被打死，不许还嘴、还手。你该，你欠。’”也许正因为圈子中不少艺人对何东那支笔又想又怕，闹得他在娱记里也奇货可居起来，最终被电视瞄上了。他的文字经常让人感觉他有太多的怨气。可为什么他喜欢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这恐怕和经历有关。何东16岁下乡，在黑龙江参加建设兵团8年，其间目睹诸如偷两袋黄豆就被迫上吊这样的事。若说所受到的刺激还算间接的话，四年“黑人”生活可是针针见血了。他因为急于回京，手续出现了问题，户口两头落不上，没户口就甭想上学、工作。“感觉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花一分钱都得向父母要，那是我最黑暗的日子，经常是三天不说一句话。逢年过节，怕治安有问题，‘黑人’先拘留，过了节再放出来，就这样我被抓两次。就是那四年的生活，形成了我小气、狭隘、有怨气的心理。”
　　何东的父亲是资深编辑。他亲眼见到“文革”中那些平常笑眯眯的邻居叔叔阿姨，一夜间撕皮捋肉般互相揭批，斗到他父亲头上，做了八次“触及灵魂”的检讨都没有通过。因此他“从骨子里特别讨厌知识分子”，“在无耻和虚伪里，我绝对选无耻。”“我至今三教九流里都有朋友，但文人一个不交，因为太靠不住了。”这是典型的何东式语言。他用他独特的语言骂了很多人，其中骂错人的最有名的事例是，早年他写过一篇《甜歌星齁死人》，尽兴挖苦了蔡国庆。过了很久，他辗转听说蔡国庆受不了舆论，还把那篇骂文挂在屋里。何东痛悔如此重地伤害了一个人，写文宣称，要给蔡国庆道歉，在100人以上的场合，三次90度鞠躬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