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记,在多数人眼里是个贬义词。明星们指责他们又离不开他们,老百姓瞧不起他们又拿他们的东西说事。55岁的何东是著名的娱记,他不怕挨骂,骂声越大越兴奋,写出来的东西更厉害。这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娱记何东现在是电视娱乐节目《何东星问题》的主持人。对此他还谈了心得:“很多所谓知识型、学者型、专家型的主持人,他们一直企图以自己的学识、文化去改造电视同时也驯化观众。而美国著名传媒体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则断言:‘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
何东谈论这些似乎为时尚早。他应该很清楚自己的边缘位置。在影视、媒体的圈里圈外,讨厌何东的人挺多。他以一贯的刻薄刁钻风格写了很多影视评论、演员专访,让不少人看了觉得损,觉得过瘾,当然也有不少人讨厌。在电影《英雄》的首映式上,他这样提问导演张艺谋:你这个片子除了打架、风景幻灯片还有什么?不逊的姿态立即激怒了《英雄》一方。电影《手机》公映后,何东对崔永元作了长篇访谈,在提问和旁白中一再直接发言斥责冯小刚,通篇显现的私怨成分前所未见。就这样,两次轩然大波最终争议的焦点都转到了“何东的方式”上面。
何东对自己这种“麻辣文风”如何评价?他拐个弯表达:“我老婆很严肃地这么跟我说:‘如果你上街被你骂过的人打,只要不会被打死,不许还嘴、还手。你该,你欠。’”也许正因为圈子中不少艺人对何东那支笔又想又怕,闹得他在娱记里也奇货可居起来,最终被电视瞄上了。他的文字经常让人感觉他有太多的怨气。可为什么他喜欢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这恐怕和经历有关。何东16岁下乡,在黑龙江参加建设兵团8年,其间目睹诸如偷两袋黄豆就被迫上吊这样的事。若说所受到的刺激还算间接的话,四年“黑人”生活可是针针见血了。他因为急于回京,手续出现了问题,户口两头落不上,没户口就甭想上学、工作。“感觉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花一分钱都得向父母要,那是我最黑暗的日子,经常是三天不说一句话。逢年过节,怕治安有问题,‘黑人’先拘留,过了节再放出来,就这样我被抓两次。就是那四年的生活,形成了我小气、狭隘、有怨气的心理。”
何东的父亲是资深编辑。他亲眼见到“文革”中那些平常笑眯眯的邻居叔叔阿姨,一夜间撕皮捋肉般互相揭批,斗到他父亲头上,做了八次“触及灵魂”的检讨都没有通过。因此他“从骨子里特别讨厌知识分子”,“在无耻和虚伪里,我绝对选无耻。”“我至今三教九流里都有朋友,但文人一个不交,因为太靠不住了。”这是典型的何东式语言。他用他独特的语言骂了很多人,其中骂错人的最有名的事例是,早年他写过一篇《甜歌星齁死人》,尽兴挖苦了蔡国庆。过了很久,他辗转听说蔡国庆受不了舆论,还把那篇骂文挂在屋里。何东痛悔如此重地伤害了一个人,写文宣称,要给蔡国庆道歉,在100人以上的场合,三次90度鞠躬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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