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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2日，《北京日报》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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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十八里店大队社员举办集体婚礼。 刘瑞聪/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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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月1日，《北京日报》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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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2月14日，《北京日报》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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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6日，市公安局在“鸟巢”前为因奥运安保工作推迟婚期的民警举行集体婚礼。 饶强/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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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一场集体婚礼中，30对大龄青年双双对对进入会场。叶用才/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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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长城上举行的一场集体婚礼。孟昭禄/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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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24日，《北京日报》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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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3日，《北京日报》2版 |
很多新人选在金秋十月举办婚礼，其中一些人选择参加集体婚礼。上世纪80年代，倡导婚事新办，集体婚礼兴起，这种简朴而新颖的婚礼形式，不仅让幸福的婚姻有了一个美好的开始，也为城市文明写下了新的一页。
1 改革开放后兴起集体婚礼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办喜事也越来越讲究排场，公车迎亲、攀比贺礼的现象愈演愈烈。很多家庭为了把婚事办得“体面”，即使家境不宽裕，也要大摆酒席，结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有的人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推动移风易俗、婚事新办一度成为全社会的大事。
其实，不少人也愿意把婚事办得简朴些，可是又怕过不了“人情关”。有些青年很讨厌这种大操大办的坏风气，轮到自己办婚事时，勇气大的，就谁也不通知，悄悄办了，结果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勇气小的，不得不屈服于这股歪风，不乐意也得办。
集体婚礼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
1979年12月30日夜晚，电报大楼二楼礼堂里张灯结彩，非常热闹。北京长途电话局工会、团委在这里为两对年轻人举办集体结婚典礼。
整个礼堂挤满了人。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两对胸戴红花的新人走进了礼堂。整个大厅活跃起来。有人鼓掌祝贺，有人大声祝福，还有人议论着：这样办婚礼真好，又省钱，又大方，又热闹，多有意思呀！
新郎、新娘在人们的要求下介绍了他们的恋爱经过。送报员李柱山和长话班的韩兰茹自由恋爱，决定结婚。喜事怎么办？是按老规矩送彩礼、办酒席，还是来一个勤俭节约，婚事新办？他们一商量，决定参加集体结婚典礼。父母都挺支持，就是李柱山的奶奶不同意。她认为，柱山是大孙子，如今的日子也好过了，说啥也得把这件喜事好好办办。李柱山给老人做了不少工作，奶奶最后终于想通了。她说：“这年头，大伙儿都在奔四化，自然是婚事也应该新办哟！”（1980年1月1日《北京日报》2版，《新婚新办》）
自此后，“集体婚礼”这个词就屡屡见诸报端。工会、团委、妇联等组织和各类单位，纷纷为职工办起了集体婚礼。
1981年8月30日上午，市第二建筑构件厂工会、团委为厂里的10对新婚青年职工举行集体婚礼。这10对青年夫妇，一不请客、二不收份礼、三不坐小汽车，而且无论家住多远，一律骑着自行车或者乘坐公共电、汽车赶来参加婚礼。（1981年8月31日《北京日报》2版，《第二建筑构件厂十对青年昨举行集体婚礼》）
2 份子钱大“减负”受欢迎
1981年9月11日本报1版专门刊登了团市委、市青联的《致即将结婚的青年朋友的信》，大力提倡喜事新办，号召青年人积极参加各单位举办的集体婚礼，做到不大摆宴席、不收彩礼、不用公家车辆迎送，以实际行动抵制形形色色的旧风俗、旧习惯。
在婚事新办浓厚的宣传氛围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集体婚礼这种形式，也很快体验到了“减负”的效果。
1982年1月16日上午，朝阳区十八里店公社十八里店大队为4对青年举行集体结婚典礼。前来贺喜的人很多，欢笑声不绝。十二队党支部书记乔全英说：“原来我们大队结婚大办酒席的风越刮越猛，简直成了‘公害’，去年我家卖了四口大肥猪全交了份子钱。如今实行婚事简办，大家都减轻了负担，怎么能不高兴！”（1982年2月14日《北京日报》2版，《辛勤劳动成果 不为婚事花光》）
新娘子王焕清的父亲王守义说：“两年前，我大女儿结婚，办了40桌酒席，加上陪送的嫁妆，全家四五个劳动力一年挣的钱还不够，又借了三百多元的债，本来是富富裕裕的日子，让一次喜事儿给办得全家生活紧紧张张的。前些天，我正为二女儿的婚事犯愁，大队党总支动员我们婚事简办，二女儿高兴，我也举双手赞成。”
新娘子的母亲接过话茬说：“不办酒席省了四五百元钱，以后也不出份子礼啦，一年又省五百多元。”
大队党总支干部老于和老孟告诉记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员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一开始，大家想着，生活有富余了，娶媳妇、聘姑娘，大家吃点喝点，高兴高兴也是应该的。没想到这股风越刮越猛，份子礼由五毛钱长到五块，又由五块长到十块、二十块，酒席也由三五桌变成几十桌，最多的办七八十桌，酒席上的菜也由八个变成了十六个。这股风刮得四邻不安。
于是，大队党总支把提倡婚事新办当作一件重要工作来做，领导干部到准备办喜事的社员户一家一家地做宣传、说服工作，并决定举办集体婚礼。当时就有10对青年报名参加集体结婚，把事先订的酒席和汽车都退了，没报名的也简办了。大伙儿反映说：大队办了一件得人心的好事。
3 集体婚礼后有人重摆宴席
1982年，集体婚礼形成一波热潮。
1982年1月，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和市青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组织在春节期间积极筹办“北京市各界青年集体婚礼”。
当年的这场婚礼最终吸引了全市5554对新婚夫妇参加，其中包括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最小的女儿时玉华。当时，时玉华已经预租好两辆小卧车、一辆面包车，同时着手准备要办十多桌宴席。听说有集体婚礼，小时想要参加，娘家人和婆家人也都支持。于是，她退掉租好的汽车，不办酒席，参加了集体婚礼。（1982年2月4日《北京日报》2版，《不租车不摆宴》）
不过，在推行集体婚礼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问题。有些人守着“结婚不讲排场不气派”的旧思想，仍在盘算着怎样把婚事办得“像个样儿”。但是，移风易俗办婚事的宣传声势浩大，深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再把“老一套”原封不动地搬出来，就太“显眼”了，于是就变换形式大办婚事。比如，有些人表面上参加了集体婚礼，但之后，重摆宴席招待亲朋。（1982年9月24日《北京日报》2版，《不要变换形式摆阔气》）
团市委负责人表示，这说明，要扭转一种不良风气，不是一次两次活动就能解决的，必须经常地，坚持不懈地抓，一定要使婚事新办的风气吹遍全市每个角落。
4 一对求助青年教师如愿以偿
1988年，本报收到青年教师李汉臣、孙瑞华发来的求助信。这两位教师决定当年“五一”结婚。究竟以什么方式举行婚礼，引发了两代人间的严重分歧。老人坚持大办婚礼，经过二人的说服，勉强同意他们参加集体婚礼。然而，二人四下打听后很失望——所在系统和街道近期没有集体婚礼可参加。
“眼看只有一个月了，父母催问：‘还没消息？死了这份心吧！我们可要准备鸡鸭鱼肉和小卧车了。’怎么办？我们很想响应妇联和共青团的号召，做无愧于这个时代和我们后代的青年；可我们又将不得不向旧习惯低头、重入窠臼，可能还要欠债。谁能帮助我们？” （1988年4月2日《北京日报》2版，《我们要求参加集体婚礼！》）
本报不仅将这封来信全文刊登，并附“编后”，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
这封来信刊发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众多单位主动来人、来电话与本报联系，欢迎这对青年教师参加他们单位办的集体婚礼。市教育工会、市教育局、市高教局、北京饭店与本报，也于4月27日联合在北京饭店举办了一次集体婚礼，为50对新人举行婚礼仪式。两位教师就是其中的一对，他们终于如愿以偿！
5 婚礼仪式“走出”单位礼堂
早期的集体婚礼，为了不铺张浪费，大多是在单位食堂、礼堂等场所举办。1980年2月6日，大兴长子营公社就在公社礼堂里为四对青年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北京电视台都赶来拍摄电视新闻。
1981年，市二商工会、团委组织了两次集体婚礼，共有38对青年参加。在大伙儿的支持下，两场婚礼都办得既节俭又热闹。首先，会场布置得活泼。没有礼堂，就利用局招待所食堂作场地，装饰得喜气洋洋。另外，仪式办得隆重、热烈。除了各方代表到场致贺外，还安排了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1981年12月22日《北京日报》1版，《集体婚礼受欢迎》）
到了新世纪，集体婚礼逐渐走出单位食堂、礼堂，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出现了长城婚礼、海边婚礼、骑行低碳婚礼等众多个性化的集体婚礼。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婚礼的内涵和意义主要是婚事简办的新风尚，进入新世纪后，集体婚礼在这个基础上又多了创新、奉献的新变化。
医护人员集体婚礼、最美劳动者集体婚礼、大学生村官集体婚礼……各行各业组织的集体婚礼凸显了职业奉献精神。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为了工作推迟婚期。一场简单而隆重的集体婚礼，也算是送给他们一份值得纪念的新婚贺礼。
2008年10月26日，“鸟巢”前就举行了一场民警集体婚礼。208对新人中的一方、甚至双方都是民警，因为服务北京奥运会，他们都将婚期一拖再拖。在奥运中心区举办集体婚礼，对于他们来说意义非凡。据市公安局统计，当年大约有300多名北京民警为了奥运推迟了婚期。仪式现场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人群中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市民周先生说，“真的要感谢这些民警，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平安奥运。”更有外国游客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下了这场别开生面的警察集体婚礼。（2008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1版，《208对民警新人“鸟巢”前结良缘》）
本版文字：侯莎莎 制图：焦剑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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