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牛春梅
乌镇戏剧节期间,不仅能在“小镇对话”活动中听到作家刘恒关于戏剧和文学的高见,还可以经常在剧场里偶遇他。无论是装置戏剧《纸把戏》,还是当代版的《三姊妹》、孟京辉的《太阳和太阳穴》或是小众的《树》,他都像身边的那些年轻人一样,看得很认真。
平日里很低调的刘恒,总是躲着、推着采访,出现在乌镇戏剧节艺委会名单上,挺让人意外的。他说,自己在杭州有工作室,喜欢这边的气候,第一次来就被乌镇戏剧节的氛围给吸引了,就答应列席艺委会,如今已是第四年了。
在他看来,乌镇戏剧节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能够年复一年办下来,完全步入正轨,非常难得,“整个发起人的思路非常珍贵,把这个事情从无到有办起来,需要非常大的智慧。怎么协调这么多国内外剧团,我想想都头疼,他们却做得有条不紊,我非常佩服组织者。”
但让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乌镇吸引了一大批热爱话剧、热爱文艺的年轻人,有些人甚至年年都来。前两年,一个在小镇对话上纠正过他俄语发音的年轻女孩儿,今年又来了。“她发动亲戚和同事二十多个人帮她抢了十几张票,还专门请了年假来乌镇,聊一聊就知道她对戏剧比我了解得更多。”更让刘恒高兴的是,这些年轻人在观演期间呈现出非常好的状态,“他们都很有个性,会穿着汉服来看戏,但又很遵守规则和纪律,检票的时候规规矩矩排队,看戏的时候安安静静,让我真心觉得这一代年轻人挺棒的。”
这几年,刘恒在乌镇看了许多比较先锋、现代、实验的戏剧,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有看得懂的,也有看不懂的。在他过往的经验里,很多人都认为创作的作品要让观众容易接受,影响力才会大,“但在这里看到的许多先锋作品,表达方式非常奇特,和观众之间明显存在障碍,明明知道观众看不懂,为什么还要这么做?”这个问题他想了很久,总算想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是在发布自己的密码系统,现实主义有现实主义密码系统,观众基本能很快接受;先锋实验的作品则是极其个性化的密码系统,很难被人破译,而这种破译过程给创作者带来了成就感,给观众带来了巨大的艺术欣赏快感。”刘恒说,他看到这些创作者奔放的表达,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平时写戏太受束缚、太拘谨。
当然,他并不打算就此放飞自我转型先锋戏剧,“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以往的做法,尽量合乎逻辑地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尽量把事情说明白,破译密码也要给观众一把钥匙。”但他也承认,正是这些千差万别的作品,才让乌镇戏剧节有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多样性符合生物生长的自然原则,社会原则也应如此。”
在他眼里,不仅乌镇戏剧节需要多样性,国内的文学、影视都是越多样越好。许多老作家对网络文学作家会有偏见,可他却非常肯定网络文学作家,认为他们和传统作家没什么不同,“只是呈现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但依赖的才华都是一样的,比如想象力、对文字的敏感和支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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