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车其磊
陈衍在其《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对钱钟书早年诗作的弊病发出一句善意的劝诫：“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故愿其多读少作也。”类似的话，在陈衍死后钱钟书所写的《石遗先生挽诗》的注解中亦可见到：“先生《续诗话》评余二十岁时诗，以汤卿谋、黄仲则为戒。”
黄仲则，名景仁，清中叶著名诗人，毗陵七子之一，著有《两当轩集》。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以其比行者武松，赞云：“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吴嵩梁《香苏山馆诗钞》誉曰：“仲则诗无奇不有，无妙不臻……吾尝论海内诗人，能从古人出而不为古人所囿者，藏园而外，必推仲则第一。”张维屏《诗人征略》叹其为“天才”、“仙才”，谓之“自古一代无几人，近求之，百余年以来，其惟黄仲则乎？”包世臣《齐民四术》称“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
既然黄仲则的声名如此大，诗歌成就如此高，但为何就入不了民国诗人兼诗论家陈衍先生的“法眼”呢？入不了他自己的法眼也就算了，但他为何还要苦口婆心地劝钱钟书作诗“勿学黄仲则”？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陈衍的诗学观、钱钟书早年的身体状况和黄仲则的诗风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作为“同光体”创始人之一的陈衍主张作诗论诗应以学问为根柢，辅之性情，以学人之学的丰厚材料、博学多闻弥补诗人之诗的肤浅率易，以诗人之诗的活跃性情灵动观察调剂学人之诗的呆板枯燥，两者相互发越，才能写出好诗。陈衍的这种“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诗学观必然导致他对一味专作“才子诗”的黄仲则的鄙视和瞧不起。而当时的钱钟书作诗写诗恰恰走的是“才子诗”一路，轻浮浅薄，绮靡香艳，“皆絮絮昵昵儿女之私”，未登诗之堂室，未臻诗之奥妙。为把钱钟书引入正途，陈衍真心诚意地劝钱钟书转换诗风，“勿学黄仲则”。陈衍“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诗学观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些为别人写的序文和诗评诗话中零星散乱地不断提炼积累而成的。“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第一次明确提出是在陈衍1923年编篡的《近代诗钞述评》。其后，陈衍又屡次谈到他的“学人诗人合一”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有三次：一，1914年《榕阴谈屑叙》：“诗人、学人二者，非肆力兼致，不足以薄风骚，副雅材。”二，1927年《聆风簃诗序》：“余生平论诗，以为必具学人之根柢，诗人之性情，而后才力与怀抱相发越，三百篇之大小雅材是也。”三，1932年陈衍借给钱钟书的第一本诗集《中书君诗初刊》写序的时候最详尽地阐述出自己的诗学观，这一次阐述不仅是陈衍对自己以往诗论观的总结，也是再次指出钱钟书诗病帮助钱钟书尽快走出绮艳诗风的一次重要指点。序云：“余以为性情兴会固与生俱来，根柢阅历必与年俱进。然性情兴趣亦往往先入为主而不自觉。而及其弥永而弥广，有不能自为限量者。未臻至境，遽发为牢愁，遁为旷达，流为绮靡，入于僻涩，皆非深造逢源之道也。默存勉之。以子之强志博览，不亟亟于尽发其覆，性情兴会有不弥广弥永独立自成一家者，吾不信也。”陈衍的诗学观，虽注重学人之诗，却也并不排斥诗人之诗，只不过他对诗人之诗的要求过高吧了！他认为诗人之诗的关键是要“兴味高妙”，“诗有四要三弊，骨力坚苍为一要，兴味高妙为一要，才思横溢，句法超逸，各为一要。然骨力坚苍，其弊也窘。才思横溢，其弊也滥。句法超逸，其弊端也轻与？惟济以兴味高妙则无弊端。”可见，在陈衍看来，你的诗无论是骨力坚苍，还是才思横溢、句法超逸，都是有弊端的，只有加入“兴味高妙”这剂调味品，方可去弊得利。黄仲则的诗，能称得上一个“好”字，就是因为符合“才思横溢”和“句法超逸”的作诗法要，但他忽略了“兴味高妙”这一剂配合药方，故其诗也就无法避免陈衍所说的“滥”与“轻”之病。“滥”“轻”是黄仲则诗之病，亦是早年钱钟书诗之病，二者同病，故陈衍诫钱钟书“勿学黄仲则”实际上是在为医治钱钟书诗病开的一张良方。
二，钱钟书早岁体羸多病的身体状况与三十五岁就已病殁的黄仲则的身体状况极其类似，出于爱才怜才的心理，陈衍对钱钟书提出忠告，希望他“多读少作”，保重身体，养息心神，不要像黄仲则一样因憔悴苦吟而成了短命鬼。关于钱钟书的早年的身体状况，我们可以从两个地方知晓：一，杨绛《记钱钟书与<</SPAN>围城>》第三节《写<</SPAN>围城>的钱钟书》：“我曾看过他们家的旧照片。他的弟弟都精精壮壮，唯他瘦弱，善眉善眼的一副忠厚可怜相。”二，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默存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家学自有渊源也。性强记。喜读余诗，尝寄以近作，遂得其报章云：‘新诗高妙绝跻攀，欲和徒嗟笔力孱。自分不才当被弃，漫因多病颇相关。半年行脚三冬负，万卷撑肠一字艰。那得从公参句法，孤悬灯月订愚顽。’第六句谓余见其多病，劝其多看书少作诗也。”早岁的钱钟书身体状况既然如此不佳，如果还是继续学写黄仲则那类舞风病鹤、咽露秋虫，穷恨凄怆、悲感愁怨的才子短命诗，难保他不会重蹈黄仲则英年早逝的覆辙。为了使这个自己十分器重和赏识的才华出众的年轻人，能活的长些，陈衍对其出言警示，不可不谓“发自衷心的一片苦心”。
三、黄仲则为诗“好作幽苦语”，写境造意多用枯瑟寒微之物，遣词用字多用寒瘦苦涩之辞，故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论其诗如“哀猿之叫月，独雁之啼霜”。如若不信，我们只要翻出他的《两当轩集》，就会发现其所作诗篇中到处充满“恨语”“愁语”“怨语”“悲语”“哀语”“悔语”“穷语”“鬼语”“无奈语”“凄凉语”“失意语”。俗话说“诗为心声”。一个人若是整日长吁短叹，牢骚气短，整日忧愁苦闷、哀多乐少，纵使你想活得长些，也是没有办法只能静静等死。而早岁的钱钟书写诗作诗模拟的正是黄仲则的套路。黄诗的“幽苦”特色，真个是被钱钟书学了个八九不离十。钱钟书早岁的诗与黄仲则的诗相似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要一看陈衍选在《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里的诗就可知道：“《中秋夕作》云：‘不堪无月又无人，兀坐伶仃形影神。忍更追欢圆断梦，好将修道忏前尘。杯盘草草酬佳节，鹅鸭喧喧聒比邻。诗与排愁终失计，车轮肠断步千巡。’又《秋杪杂诗》十四绝句，多缘情悽惋之作。警句如‘春阳歌曲秋声赋，光景无多又一年’、‘巫山岂似神山远，青鸟殷勤枉探看’、‘如此星晨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判将壮悔题全集，尽许文章老更成’、‘春带愁来秋带病，等闲白了少年头’，”流连光景、孤寂难排，苦闷无遣，自悔少作，春愁秋病，壮志难酬……钱钟书早年真真是把黄仲则的诗风学到家了。愁苦之心，发为愁苦之声，复加钱钟书那时的瘦病的身体状态，你说能不让称钱钟书为“世兄”的陈衍老先生担忧之甚吗?
陈衍的劝诫，对钱钟书一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首先，因了陈衍的劝诫，钱钟书的诗风有了很大转变，这只要拿他早年的《中书君诗初刊》和晚年的自定诗集《槐聚诗存》比较一下就可一目了然。其次，正因了陈衍的劝诫，钱钟书才没有像黄仲则一样中年崩殂，而是长寿地活到了88岁，且以这生命的长度建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东岳泰山般的学术高度。
善意的劝诫，在钱钟书身上发生过，在黄仲则的身上又何尝没有发生过呢？黄仲则的业师邵齐焘不忍看弟子苦吟憔悴，以命换诗，对其屡加警戒。邵齐焘《和汉鏞对镜行》题记：“是汉鏞方将镂心鉥肝，以求异于众，亦增病之一端也，殊与仆私指谬矣。夫人百忧感其精，万事劳其形，故其神明易衰，疾疹得而乘之，而文人尤甚。今日所望于汉鏞者，方欲其闭户偃息，屏弃万事，以无为为宗，虽阁笔束书，以诵读吟咏为深戒也。”
同样是恩师对弟子的劝诫，钱钟书听了，故其后半生活得异常精彩，黄仲则没有听，故落得个“为爱幽并悲壮气，顿教仙骨落尘埃”的悲惨下场。
最后，附带一句，陈衍对钱钟书如此关切，除了爱才惜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情原因——钱钟书是陈衍默契好友钱基博的儿子。既然是好友的儿子，做父执的能不极力照顾提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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