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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回忆录11

【注释】

(1) 根据渥克.葛雷保斯基(Volker Grabowsky)的说法:考族(Kao)其实是侩族(Kuai)与寮族(Lao)的合称,他们是占巴塞(在寮国),与寇瑞高原(Khorat Plateau)东南部的两大族裔。

(2) 葛雷保斯基在《地方与国家的整合》(Reg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一书序文中提到,「寮」一字可以指寮人或寮语,它同时也是泰国东北地方所使用的方言。与其它地方比较,泰国东北流通较多不同种类的泰语与方言,光是非泰语的部分,就包括北部吉蔑族与库依族(Kui),而寮语(泰语的一种)主要是由三大族群使用的多种方言融汇而成。其中这三大族群,北从琅勃拉邦或北方等地的族群,向南延伸至黎逸省;中部从永珍或中部的族群,横跨东部边境与黎逸省南部(琅勃拉邦与永珍是寮国都市,而黎逸则在泰国);南部族群则扩及寮国南部。而在东北的这些寮语族群,其方言在不同的乡镇里少有差异。

(3) 在东北地方,人们惯常使用四种不同的寮文。昙体(Tham)是用于佛经,其与北部地区所使用的原体(Yuan)相近。空体(Khom)除了在护身符、刺青、符咒与算命相盘等处尚可见其踪影外,其余他处已不见使用。寮文主要是用来书写地方歌谣与浪漫文学,而曼谷泰文则是透过当局的学校体制,到近期方才引进东北。

(4) 一九二一年,暹罗国王颁布了一道义务教育的法令,要求全国七到十四岁的小朋友,都必须上学接受四年的国民义务教育。然而,这道法令最初只在全国大约百分之四十五左右的地区实行。

(5) 根据阿姜布瓦(Bua)的说法,这类的比赛通常会要求歌者,以即席创作的方式来进行。参赛的两方,无人能针对表演的内容做事前的准备,因为比赛的题目都是当场才决定的,一旦题目确定后,参赛者就必须做即席表演。例如歌唱、演说或模仿与他人争吵的情形,而诗歌朗诵则是比赛中常见的演出。当卫冕者现场吟咏出一首诗歌时,挑战者者必须以另一首合韵的诗来向他挑战,要是卫冕者口吃、支吾其辞、吞吞吐吐或说得不及挑战者流利,那就失败了。比赛的窍门是必须以一个艰涩的韵脚,来作为整首诗的结尾。

(6) 这些男扮女装(lakhuan nauk)的 表演系由素林王室所赞助。当时,所有的角色清一色皆由男性演出,通常那些面貌姣好的男性则会被指定扮演女性。依此,阿姜顿在剧中所扮演过的女性角色,计有 Chaiyachet、Laksanawong 与 Janthakuman 等。

(7) 为阿姜顿立传的作家,在书中并未认定这样的传统,同时也未提及阿姜顿曾在大宗派出家受戒一事,该地的地方传统,若不是寮族就是柬埔寨。一九八八年,光是素林地区就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口信奉柬埔寨传统;在二十世纪初,这样的比例可能还会更高一点。十遍处禅修法是为了加强定力,使心专注而设计的,他们透过专注于某一事物,例如圆盘或燃烧中的烛火,将心中的所思所想通通排除脑外。

(8) 虽然僧侣仍可以在打造牛车时,修习正念与觉知,但以阿姜顿这种经验还不纯熟的禅修者而言,这些世俗的活动,会导致他散乱与分心。

(9) 阿姜辛(Sing Khantayakamo, 1888-1961)在木塘村(Long Pond,今乌汶省安那茶隆县)受沙弥戒。一九○九年,阿姜辛才在素塔寺受戒成为法宗派比丘,而东北区的僧伽区长阿姜宛提梭即是他的戒师。阿姜辛在阿姜曼到乌汶近郊的布拉帕寺(Wat Burapha)雨安居时,前去拜见他,且不顾戒师的反对,成为头陀僧。最后,他更成了柯叻省萨拉旺(Salawan)森林寺的住持。

(10) 阿姜帖对他远在普安寮的祖父与外祖父并无印象,这是因为两位老人家在他父母都还很年轻时,就去世了。他的外祖母是远从清光(Chiang Khwang)移民而来的普安寮人,而清光在十九世纪的前半叶,曾被国王拉玛三世所率领的暹罗军队占领。于是,一些普安寮的人便迁徙到了网帕省(Uttaradit)的方县(Fang),阿姜范的母亲便是在这里出生。后来,阿姜帖的母亲又与其它亲友搬到黎逸省,并在当地建村,而阿姜帖即在那儿出生,在他的自传里记载了先祖们的故事。

(11) 亲友们(阿姜李的兄姊与姊夫们)似乎很高兴阿姜李成为僧侣。在他受戒后,他们向他借了大半的钱财去 买水牛、田地,同时也从事贸易。  

(12) 阿姜拉解释自己在当沙弥时曾还俗,所以前后参加两次正规佛学课程第三级考试,而当他受戒时,必须再参加一次考试。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的婚姻只维系一年。离婚不到一年后,他再度结婚并生下两个儿子,而这一次的婚姻维系了九年,直到妻子因病过世。他再次出家,同时将妻子所遗留下来的财产(田地、房舍与三条水牛)送给他姊姊,而姊姊也很高兴地认养阿姜拉与妻子所生的两个儿子。

(13) 阿姜拉很感激村落住持并不要求他必须与其它僧侣行为一致,他在孩提时见过的严谨的云游僧,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4) 康邦提梭(Khamphaung Tiso),一九二一年生于宋沛来乡(Songpleuai,今乌汶省肯康给欧县(Kheuan Khamkaew))。之后,康邦在乌隆省马哈采寺(Wat Mahachai)出家、受戒。阿姜康邦的人格特质与阿姜特(Teu)、阿姜宛与马哈布瓦(Bua)等人相仿,耿直坦率,有话直说,不善交际。

抉择云游,寻师访道 

头陀僧的云游因缘与寻师历程 

这些头陀僧本身的特质与对宗教的态度,不同于那些遵循曼谷体制途径的僧侣们, 

他们深信托钵乞食的修行,可以直溯佛陀时代, 

他们知道修学佛法若没有透过实践,那么对于佛法更深层的涵意将犹然无知。

成为头陀僧

当愈来愈多的东北青年僧侣投入泰文经本的研读行列,阿姜曼与几位僧侣也改变了他们的方向。尽管曼谷僧伽当局向他们施压—力劝他们背弃地方传统,安住在官方寺院,还是有许多地方僧侣执意加入头陀传统。到底是什么动机,促使他们愿意肩负起这种艰苦的生活?

〔阿姜曼、阿姜汶、阿姜顿与阿姜范〕

一九八三年,阿姜曼来到乌汶省镇上的里亚寺(Wat Liap)学习,当时乌汶省的僧侣遵循三大佛教传统〔寮族、暹罗、蒙族〕之一。寮族传统从寮国首都永珍传入,是其中饶富地方色彩的一支。而暹罗传统则早在十九世纪初,由阿利亚翁(Ariyawong,本名隋(Sui))的寮国僧侣引进乌汶省,他曾经前往曼谷当时的禅修中心萨给寺(Wat Saket)修学 (1)。蒙族传统则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由另一位寮国僧侣庞图洛(Phanthulo,本名缔(Di))从孟库(Mongkut)国王处引进。

大多数的乌汶僧侣皆奉从寮族传统,只不过这个传统从寺院到隐居所都有不同的色彩,而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师徒传承的结果—一种世代交替的师生关系。  

当蒙族传统进入乌汶省时,便与当地文化融合,并吸引一些认为持戒精严有助于禅修的僧侣。就在曼谷当局开始想要统一管理僧伽时,蒙族传统变成了众所周知的「法宗派」,而寮族与暹罗传统则合并成新的「大宗派」。会产生这样的派系分裂,是因为法宗派自视甚高,他们认为自己比寮、暹罗或其它传统都还要优秀,因此不许非法宗派的僧侣参与他们的宗教仪式。但相反地,寮或是暹罗传统的僧侣,却不介意和法宗派或其它僧侣,一同参与宗教仪式—如果对方愿意的话。

阿姜曼曾是寮族传统的僧侣,但后来又皈依了法宗派。他参加由西唐寺(Wat Sithaung)所举办的受戒仪式后 (2),便返回常住的里亚寺,在阿姜绍.康塔悉洛(Sao Kantasilo)的座下修学(3),为阿姜曼立传的作家并未在传记里,提及他在这间寺院里住了几年。阿姜绍传授他一套禅修咒语—在心中默念「补哆」(buddho)[1],可以令人心境平和。阿姜绍虽然是法宗派的僧侣,但他依然遵循结合安定的寺院生活与头陀苦行的寮族传统,就在两个雨安居中的空档时间,阿姜曼与阿姜绍出外行脚,为的是寻找一处适合禅修的森林隐居所。

至于阿姜汶,他发觉自己住在紧邻村庄的善道寺(Wat Sangthau),使他不易抗拒外界的诱惑。而在所有的老师,包括叔叔都还俗结婚时,他毅然决定成为头陀僧,而这样的决定,使他的学习生涯暂告结束,因为他觉悟到远离城镇与村落,是唯一能使自己终生出家的方法。

就在遇见阿姜曼后,阿姜顿决定尝试头陀行。一九一九年,阿姜曼在乌汶郊区距离善道寺不远的布拉帕寺(Wat Burapha)雨安居,而当时正在素塔寺的阿姜顿,因久仰阿姜曼的大名,便与阿姜辛两人前往聆听开示。两人皆为阿姜曼清晰的演讲与庄严的行仪所吸引,于是在雨安居结束后,两人便暂别课业,随阿姜曼游历四方,只是阿姜顿还未全然放弃曼谷的宗教课程。在经历几年的云游与禅修后,他送一位沙弥到柯叻省的一所寺院学校读书,当时他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所以便到曼谷桑邦塔翁寺(Wat Samphanthawong)(考寺(Wat Kau))雨安居,他在那里发现自己对学校课业不再感到兴趣,而且很难再把心思专注于教科书上,现在的他,一心一意只想禅修。于是在雨安居结束后,阿姜顿重返头陀生涯。

阿姜范与阿姜曼一样,也是在结合寺院生活与森林云游的传统下出家。当时,村落寺院距离旷野并不远,村落住持总是可以轻易地藉由在森林里静修时,将禅修时段融入于生活作息之中。至于那些想要更密集禅修的人,可以在雨安居结束后,离开寺院到洞穴里禅修,阿姜范的普泰戒师就是如此,他在阿姜范受戒的那天,也告诉他这个方法。当阿姜范出家后的第一个雨安居结束,他重返家乡寺院,在村落住持阿亚库堂(Aya Khu Tham)的指导下继续禅修 (4),住持也教导年轻的僧侣们禅修,雨安居结束后,这位住持带领阿姜范与其它年轻僧侣去行脚 (5)。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们都在东北的森林与山岭间云游,并且躲进洞穴或林间墓地静坐禅修。

〔阿姜帖〕

阿姜帖几乎就是在寺院里长大的,从九岁到十四岁,阿姜帖在村里扮演着僧俗之间联系与传递的角色。一些云游僧经常来到普安寮的村落寺院歇脚,阿姜帖照料他们的饮食与用水的清洁、过滤,并帮他们收集鲜花供佛,如果他们欠缺饮食的话,他就会请村民再多作供养。双亲与村民都很鼓励他做这份工作,并且对他非常慈爱,特别是他的父亲,更是十分虔诚。

一九一六年,阿姜帖十四岁时,有两位云游僧阿姜辛与阿姜康(Kham)来到西达田村,他们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法宗派僧侣(此去乌隆省大约还要三天的脚程)。阿姜帖对他们的修行印象深刻,并觉得他们的禅修法门很适合自己:

他们的修法有别于其它的禅修僧团……,同时这些来访的僧侣也教我各种的道理与责任。例如我学到一些供养僧侣时该与不该的礼节,以及在禅坐时可以默念「补哆」,作为刚开始持诵的对象。这样做的结果,使我的心能安住在禅定中,在这个境界里我没有想和任何人交谈的欲望。这就是我首次经验到禅定所带来的平和与宁静的滋味,令我终生难忘。

在雨安居结束后,阿姜帖离家追随阿姜辛去行脚,他是第一个在这个年纪离开家乡、长途旅行的男孩。亲友们虽然对他终于找到师长感到欣喜,但当他真的要离去时,他们还是不禁泪流满面。

之后,阿姜辛带阿姜帖去乌汶镇上的素塔寺,阿姜辛要他待在那里继续学习泰文后,便离开了。阿姜帖花了六年的时间,在素塔寺学习唱诵与诵戒,并研读正规佛学课程的教科书,及练习阅读曼谷泰文版的巴利经典。一九二二年,阿姜帖二十岁时,在法宗派传统下受戒成为比丘,并在初次赴考时,便通过初级正规佛学课程考试。那年,马哈品(MahA Pin)(6)(他不但是阿姜辛的兄弟,同时也是通过第五级巴利文课程考试的僧侣)从曼谷回来,首次在乌汶省采用第二级的正规佛学课程教科书来教学,这或可说是整个东北地区前所未有的事。

阿姜辛在其它四位比丘与两位沙弥的陪同下,返回乌汶。由于这是第一次一群森林禅修僧在法宗派的寺院雨安居,因而备受瞩目。阿姜辛说服阿姜品尝试头陀苦行的生活,在雨安居结束后,便率领十二位比丘与沙弥去行脚。其中有几位新进的成员,包括阿姜品、阿姜帖与其它两位比丘、两位沙弥等,他们都曾经在曼谷的寺院体制下修学。阿姜帖后来并未完成他的正规佛学课程学业。

对于那些拥护现代佛教的人们而言,他们觉得过头陀生活是种羞耻,甚至有人认为那根本就是一种毫无纪律的游荡。事实上,阿姜品是第一位追随头陀行,而又具备「马哈」(mahA,大师)头衔的学问僧,而所谓的「马哈」学问僧,是指那些已经通过第三级巴利文考试的僧侣。阿姜帖观察到:

多数的学院僧侣皆认为修炼头陀行是件不光彩的事。由于有师长阿姜辛在前引导,使我得以践行他们的步履,走上头陀行,因为要是少了我,师长们就必须自己出来诵比丘戒。(7)

虽然,阿姜帖总想要去过头陀僧的生活,但是当机会真的来临时,他才发现离开寺院也是件痛苦的事,在离乡背井的那几年,阿姜帖的身边没有任何亲友。当中央将僧伽集中管理后,僧侣们离开家乡到大城镇求学,已成为一种常态,与阿姜帖一般的年轻僧侣,只有藉由与其它村落的比丘、沙弥间的往来与联系,来化解思乡之苦。在乌汶省的那段日子里,就有两位沙弥与两位在寺院长大的小男孩,成为阿姜帖的学生,而替代了家庭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密切联系,或许也记述了许多师徒间修道关系的特征。

每当到了要离别的时刻,所有的人都泪流满面,心想不知他们今后将多想念我,我也几乎快要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但是身为老师的我,在学生面前哭泣似乎不大妥当,所以我只有咬紧牙根,忍住悲伤,不让自己真实的情感表露出来,我甚至发觉自己的声音,正随着情绪的波动而嘶哑。

当时,那些情绪似乎不这么难控制,只是后来当大家都离开了以后,这些情绪才涌现出来,令我好一阵子感到无精打采、了无生趣。不管我在走路、站立、坐着或卧着时,甚至是说话、进食时也好,我的心总是笼罩着忧郁与悲伤,我实在非常想念我的那些「学生」。 他们将怎么办呢?他们吃些什么?他们吃得饱吗?会没得吃吗?谁来教导他们?会不会有人欺侮他们,对他们颐指气使?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感到如此沮丧。

阿姜帖想到这些孩子并非他的亲人,但对他们的执着却如此强烈时,深感惊讶,他开始看到,原来执着会造成如此的痛苦:

我现在终于意识到渴望与思慕的不利与危险,这层的了解穿透我的心。这种了悟我不曾遗忘。

〔阿姜李〕

当阿姜李发觉自己对村落寺院里的生活感到不满时,他便决定成为云游僧。一九二五年,他在乌汶省的家乡寺院受戒,村落僧要求他背诵和学习曼谷的教典与戒本,但在修行上仍遵循寮族的佛教传统。不过,当阿姜李看到遵从当地的习俗比持守戒律来得重要时,令他倍感困惑。僧侣中有人「下棋、拳击、在为亡者守夜时和女生玩游戏、养鸟、斗鸡,甚至有时在晚上进食。」(8) 也许是因当地的僧侣须经常到很远的地方开示,或是要承担一些寺院周边的粗重劳务,所以当他们饥饿时,对过午而食并不会感到不安 (9)。

另外一件事—村落僧参与丧礼仪式,也让阿姜李对于村落僧的生活感到嫌恶。在未出家前,他都尽量远离火葬场。事实上,在十九岁以前,他从未踏进坟场一步,甚至在母亲或其它亲友过世时,也不愿去到墓场。作为一个新出家的村落僧,他仍尽力试图回避。他这样写道:

有天,我听到村子里有人哭泣、呻吟,好像有人死掉了。不久,我看到一个男子捧了一盆花、一些香料与蜡烛,来到寺院邀请僧侣们前去亡者的家中诵经。当那名男子一进到住持的寮房,我立刻拔腿往相反的方向跑,在我转身跑掉时,后面还跟着几位同是新进的僧侣。当我们跑到芒果园便各自散开,爬到树上,一人一棵树坐着,然后动也不敢动。不久,住持来找我们,但就是找不到。

一次偶然的机会,为阿姜李的修道生活开启了新方向。一九二八年,在他的第二次雨安居期间,受邀到另一个村庄的本帕威(Bun Phawet)庆典中,开示十个佛陀本生谭的故事。他在开示席上碰巧遇见一位禅修僧。禅修僧说话的模样吸引了阿姜李,他向居士们打听,得知他就是阿姜曼的弟子—阿姜柏(Bot)。集会结束后,阿姜李去会见他,头陀僧的生活方式与其个人的庄严举止,令他赞叹不已。阿姜柏告诉阿姜李,阿姜曼已从沙功那空省南下到乌汶市郊的布拉帕寺,阿姜李于是返回寺院告诉父亲与戒师,他决定要离开村落寺院了。

〔阿姜拉〕

阿姜拉与阿姜帖一样,在小时候也遇见过一位头陀僧,那是一九二三年他十二岁时的事。这位名叫康帕(Khampha)的头陀僧属于寮族传统,同时也是父亲的旧识。父亲为这位老朋友在郊区建造了一座小型高脚台,方便他露宿,并派阿姜拉照料他的饮食,父亲每晚都到这位头陀僧处学习佛法。年轻的阿姜拉对僧侣的言行举止印象深刻,而僧侣所讲的冒险故事,也总是能引起他的高度兴趣。例如,他听过一个在寮国湄公河对岸艾尔毛穴(Aewmaung)的故事 (10)︰

紧贴着悬崖边上,有条长约八十八码的石子小路,往下望去,〔康帕〕只见散落一地的尸骸、钵盘,那些都是不慎失足、坠崖身亡的头陀僧。一次,当他过桥时也失手滑落,虽然他设法自救,但他的钵仍凹了一个洞。与他同行的另外四位僧侣都不幸罹难,不是坠崖,就是因胃病而身亡。

事实上,很多云游僧是因意外或患病而客死异乡,但这些似乎没有动摇阿姜拉想成为头陀僧的决心。一九四五年,他在母亲死后成为僧侣,并住在村落寺院附近,母亲的去世,让他终于得以离开村落寺院。

〔阿姜撰、阿姜宛与阿姜查〕

阿姜撰生平第一次知晓头陀僧生活的经过,与阿姜拉如出一辙,皆是透过一位来访的云游僧得知。一九三五年,阿姜撰十五岁,他看见靠近村落的森林外有位云游僧,因为曾听说头陀僧通常会将带在身上的护身符与人结缘,于是就汲水给僧侣解渴,希望能因此获得保佑平安的护身符,或是学得一两句咒语。但没想到僧侣却问他想不想出家,并送给他一本阿姜辛所写的小册子 Trisaranakhom (11)。他告诉阿姜撰,可以按照书中的步骤来禅修。

一九四一年,阿姜撰在村落寺院出家成为比丘,当时阿姜曼的弟子在伊桑区北部建立许多森林寺院。他发觉安定的修道生活并不适合自己,于是想要重新归投法宗派成为头陀僧 (12),当他说出自己的想法以征求戒师的认可时,不料村落住持一口回绝,他因此而还俗。

还俗后的阿姜撰,以缝衣营生。当时正逢泰、法两国之间发生战争(1940-1941),做衣服的布料相当昂贵,也不易取得。他必须一村走过一村,去搜集一些手工编织的丝布。一次,他染患严重的疟疾,服用任何药都无效。于是他发了一个愿:「若我还有足够的福报得以出家的话,那么赶快让我复原起来吧!康复后我就立刻出家。」四处打听的结果,最后他到桑兰尼瓦(Samranniwat)森林寺落脚(在安那茶隆县),并在法宗派出家为僧。

年轻的阿姜宛的修道生活,不同于阿姜帖与阿姜撰,因为他熟悉僧伽的行政管理工作。他于一九四二年受比丘戒,当时他已在曼谷的寺院教育体制下,以沙弥的身分读了六年书。那时,法宗派的僧侣只要通过正规佛学课程考试,都须领行政执事,因为他在最高级的正规佛学课程考试中获得第一名,本瑞县(Bunthrik)(乌汶省)的僧伽县长便想请他当助手,同时担任僧伽乡长。可是他与其它僧侣同学不同,对于头衔或地位并无追求的野心:

我仔细地想过这些事,觉得它并非是一条指向自我觉醒的道路。若真要提到那些叫人趋之若骛的头衔与名望,我想它们只会造成更大的我执吧!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我曾经是一名学问僧,看过许多这种情况的同学,他们其中有的人去了曼谷,有的人则到一些不同省分的乡下地方。我知道这些学问僧在想什么,我也担任过一位僧伽首长的行政助理好几年,与其它同领行政执事的僧侣有过来往,相当了解他们所谈论的东西,在这点上没有人能骗得了我,所以我才不会想要当什么老师或僧伽首长。一直以来,我都试着要让自己摆脱这些负担。(13)

一九四三年,日军占领泰国期间,泰军积极地在沙功那空省的乡下号召年轻人从军,因此阿姜宛必须返乡向政府部门报到。然而,因为拥有通过正规佛学课程的证书,让他免除被征召入伍的命运。当他还留在村子里时,染患疟疾,病情持续恶化,迫使他去思考到底自己要当学问僧或修行僧。尽管早些年前,他曾追随禅师阿姜绍(阿姜曼的老师),且服侍过他,但当时并未把太多心思放在修学止观(内观)法门。就在身体变得虚弱时,他将自己的心专注在呼吸上,于是,一些不寻常的事发生了,不论他坐卧成什么姿势,心总是可以保持专注。

尽管我对禅定兴趣缺缺,但是当我的心进入禅定时,我仍感到惊愕。我也忍不住要嘲笑自己了,即使用上所学过的专业知识,也无法将它弄清楚,我不知道其它僧侣是否有过相同的经验,因为我想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后来,我遇到一些精于禅修、能为我解惑的禅师,有位禅师告诉我,我所经验到的其实是修习安般念(观呼吸)所得的近行定,只要我将自己的心长时间专注于一处,那么就会进入安止定。可惜的是,我并不知道自己只差一步就达到了。真是可惜啊!要让心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若是说得鲁莽一点,我真恨不得把自己给宰了,尽管我念了这么多书,竟还是如此无知呢! 

阿姜宛想到那些昔日圣僧们一生的事迹,与他们这一代是如此截然不同,他相信在佛陀的那个时代,人们出家是为了要修习禅定,并于轮回中获得解脱。最后,他下定决心要开始展开禅修之旅。

同年(1943),阿姜查在姆安桑西县(乌汶省)的寺院学校读书,在通过初级的正规佛学课程考试后,他返家照顾奄奄一息的父亲。父亲去世后,他回去继续修学未完成的课业,但此时他已无法将心思专注在课业上,父亲嬴弱、多病的影像持续萦绕在脑海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听到被征召入伍的弟弟也战死沙场后,他的心更加困扰了。

最后,阿姜查彻底地厌倦了读书,并且认为即使是佛陀也不希望出家人只是一味地读书:

对于课本上的知识,我已经知道得够多了,我很想去试试禅修,希望藉此能知道其中的差异。但在我的身边,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位令我信赖的禅师。

一九四五年,经过六年的寺院教育,阿姜查通过了最高级的正规佛学课程考试。从那时起,他开始走上另一段寻师访道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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