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一个占据地球表面71%面积的实体，历来是浩瀚且神秘的，随着人类对海洋认知的加深及征服海洋的不断尝试，海洋在人类社会与经济中的重要性也日趋显现。如今，世界上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分布在距海岸100公里的近海地区[1]，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已经离不开海洋了。
中国东南航运中心港区
根据目前已知的Y-DNA系统树追溯全世界男性人类的共同祖先，为距今约十五万年前的非洲人，他们大约在六万年前走出非洲并分布至各大洲[2]。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仅仅经历五百年，分布在世界各地、处于不同文明阶段的人类族群便完成了彼此认知、协作、融合的剧变。
从大陆到海洋，从六万年到五百年，人类社会从量变到质变，海洋的作用之大开始被人类关注并深入研究。
正是看到海洋的积极作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极大地抬高了海洋文明的地位，并指出欧洲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在他看来，世界依赖于不同的地形而衍生出不同的文明：
三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形式，后来被归纳为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而黑格尔的西方中心论与海洋文明至上论则成了后人关于人类文明分类与发展趋势研究的权威。[3]
国际货柜码头
没到过中国的黑格尔，或许并不清楚，其实早在欧洲开启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以前，在中国沿海，中国人的海上活动早已形成系统，其规模之宏大远超想象，而在以西方文明为世界中心为认知前提的人眼中，农耕文明之下的海洋活动及其上层文化是不应该存在的。
2003年5月中国国务院发布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首次以官方的角度定义海洋经济：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4]。
海洋经济及其配套的海洋文化的推动发展，并非当下中国的新创，也不是中国原本照抄西方经验的尝试，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也有自己的海洋文明，只是这种文明形式与黑格尔主张的西方海洋文明是背道而驰的。
西方的海洋文明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精神，以“适者生存”为信仰，以近似强盗式的掠夺、颇为暴力的逼迫为手段，发起海上贸易甚至海上抢夺，从而最终达成西方文明的崛起。
现代遗存的古老码头
中华文明是一个系统的、兼容并蓄的大文明体，因中国拥有复杂且广阔的土地，从远古时代开始，便孕育出多种多样的原始文明，它们至少包含了黑格尔所归纳的三种文明：
三种形态不一的文明在相对封闭的大环境中演变、融合，最终汇聚成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中华文明[5]。
中国海洋文明的实质，其实是基于农耕文明的基础与成果，以百姓的劳动创造产品为基本方式，实现温和的“以货易货”的交易，也就是说处于平原的内陆地区或大江大河三角洲的百姓从事农业、工业生产制造出适宜的产品，处于滨海地带的百姓则以构建经济链条的方式达成商品的集散和交易，从而组合成一个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和谐共处的中国文明，或东方文明。
福船
因此，中国的海洋文明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实践中，拥有完全不同于西方海洋文明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基于农耕基础开发利用海洋的各类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制度、社会、文化等的集合”。
受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中国的海洋文明在不同的时代也表现出相对不一样的特质，特别是处于农耕文明的挤压和排斥下，带有很浓烈的农耕文明意识，这与西方人跳跃式的发展轨迹截然不同，中国海洋文明至始至终未能形成统一且高效的海洋制度和社会，唯一持续且系统演变的是与海洋活动有关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中国海洋文化，得以在中国沿海根深蒂固的传承下来。
正如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海洋文化也呈现由北及南的发展态势，从山东半岛，到长江三角洲，从杭州湾，到福建沿海，再到珠江口的广州，以港口及港口经济为支撑的中国海洋文化体现了中国由陆到海的演变进程。
阿拉伯人在泉州
基于自给自足的农耕基础，中国从古到今讲究“以和为贵”、“人之初性本善”的中庸思想。即使在今天，中国参与世界竞争和发展时，也一再强调“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百家争鸣氛围。以此观之，世界的海洋文化不应该只有西方一种，至少中国也应该维持并发扬光大中国式的海洋文化。
以1949年为界，中国的海洋文化分成海洋历史文化和现代海洋文化两种，现代海洋文化在经历了三个“30年”的向西方学习后[6]，尚处于迷失自我的阶段，在“一带一路”大框架下，中国的海洋复兴需要从自己的历史中找到规律，通过规律建立制度，找到方向，以适应中国自己的国情，因此，研究及总结中国海洋历史文化，对于新时代中国海洋战略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海洋历史文化，从春秋时期齐国在山东半岛发展鱼盐之利开始，由片段式、个体式的海洋活动向规模性、政策性、计划性转变，至秦始皇三巡山东并遣人寻仿蓬莱时，海洋活动已经上升至国家层面，至此，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雏形在秦代正式形成，而山东半岛成为当时中原核心区向大海渗透的起点。
如此种种，在汉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海洋的商业性不再是唯一的方式，当局开始懂得利用海洋及航海技术武装军事、扩大统治区域，近海地带开始被纳入帝国的统治范畴，以海洋经济为基础的海洋历史文化正孕育与稳步提升中。
中国四大名桥，海上的洛阳桥
随着京杭大运河的运营，以及因战乱导致的北人南渡普遍化，南方得到规模且有效的集中开发，江南农业、工业经济瞬间跃居全国前列，以扬州、明州为代表的江南河港、海港成为当时隋唐两代的佼佼者。隋唐两代，海洋历史文化成为帝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影响周边国家的途径之一，此即中国海洋文化成型的典范。
受五代十国连续不断的分裂影响，北人南迁更甚于前，该时期偏安东南的闽国成为最大的赢家，以至于从北宋开始，福建俨然海滨邹鲁，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福州、泉州两港相继崛起，在宋元之际，泉州港更是成为马可波罗眼中的东方第一港。该时期，是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巅峰，由阿拉伯商人与中国人共同缔造的海上贸易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海上经济带，而世界上最早的、最系统的海洋文化也在这里产生。
但进入明代后，中国的海禁政策一度让中国的海洋文化中断，已经养成海洋性格的闽南人则是率先突破海禁，寻找海洋机会的先驱，他们在性格上与黑格尔对西方人冒险的、扩张的、开放的、斗争的描述颇为相似，但同时他们又是保守的、苟安的、封闭的、忍耐的。最终，明朝不得不在闽南人下海的坚持下局部开放海禁，使得漳州海澄月港成为当时明朝最大的港口，并因此使得闽南地区手工业蓬勃发展，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
月港古码头
只是随着清朝入关，及郑成功海上力量的抗衡，闽南沿海在明清交替之际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最终使得闽南人北上、南下、东向重新开辟新的“海洋发展基地”。于是一个以闽南商人为主导的广州十三行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而以闽南人为代表的南洋华人也创造出令人赞叹的海上奇迹。明清两代，是以闽南人为代表的中国海洋历史文化广泛传播的高潮，是中国文化输出的成熟期。
因此，从中国海洋历史文化发展的趋势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闽南及闽南人所扮演的角色最突出，持续时间最长，海上活动最频繁，可以说，闽南海洋历史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杰出代表。
那么，闽南海洋历史文化，应该如何定义并赋予其贴切的内涵呢？一门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应至少包含四部分内容：概念、范畴、研究方法和学科标准[7]。
以闽南海洋历史文化为例，它既属于闽南文化的子项，又包含于中国海洋文化，是闽南文化在海的表现，也是中国海洋文化在闽南的集合。
月港船厂
因此从空间上说，闽南海洋历史文化中的闽南，指的是以明代漳州府、泉州府为核心(包括今日的厦漳泉三市及龙岩市的新罗区、漳平县和三明市大田县的一部分)[8]，以闽南人主要分布地为组成区(如台湾、南洋诸国)，以经济辐射腹地(如福建、江西、广东和浙江等，甚至也包括日本、菲律宾及江南地区，依不同历史时期稍有差异)为影响区的大片区域，换个角度说，便是闽南海上经济链条的覆盖区域。
从时间上说，以五代闽国的建立(909年)为起点，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终点，共约一千年的时间。在此时期内，闽南开始在官方的支持及领导下，发展海洋经济，并逐步养成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并重的习惯，从而诞生了中国海洋文化最为浓郁的地方民系，并因此引领中国近一千年的海洋潮流。
从内涵上说，闽南海洋历史文化是错综复杂的文化集合，从大的方面分类，至少包含了海防、经济活动、交通、经济链条、信仰、过台湾、下南洋等七大类，其中尤以经济链条最具代表性和概括性。
在时空两个维度确定以后，闽南海洋历史文化便是围绕着经济链条展开的。
海澄人在马来西亚
闽南，乃至其赖以生存的周边环境，因多山多水的限制，并不适合大规模的农业种植，因此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如粮食，闽南人必须寻找经济作物或手工业产品作为“以货易货”的货源，同时海洋及配套的航海技术、造船业的发展也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运输条件，很自然的，天时地利人和之下，闽南人掌握了海上贸易的技巧。
基于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事实，国内对于中国自有物资的需求并不强烈，反之来自中亚的阿拉伯人带来了希望，而闽南人也因此找到了走向海洋的方向。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对外输出的商品主要为丝绸、瓷器、茶叶和酒。以宋代瓷器为例，闽南人通过海陆两个方向大量收集南方各窑口的陶瓷制品，集中于泉州刺桐港，或零星汇聚于各沿海小港，通过福船从泉州集结出发或沿线收集，乘季风南下完成交易，待返程时再购买异域的香料、象牙等国内需求品回港，通过原来购买瓷器的渠道完成销售的目的。
在南海一号沉船中发现的瓷器就有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显然以刺桐港为出发港的外销船中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它们是通过经济链条的方式形成销售网络的覆盖，而这种网络使得闽南核心区及其腹地充分地覆盖在海洋历史文化的范畴下，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地方的农耕属性。
月港航标晏海楼
以泉州所属各县窑址数量看，宋代以前共有19处，宋元两代增加至130处，至明清后更是达到了283处；在分布上也体现了海洋腹地逐步推进的趋势，以晋江、南安、惠安、同安为代表的沿海县，宋代以前19处，宋元时期共计58处，到了明清时仅剩下11处，而安溪、永春、德化三个山区县则是宋代以前0处，宋元62处，明清272处[9]。由此可见闽南海洋历史文化并非仅限制于沿海港口，而是通过经济链条不断深入内陆，使得整个海洋文化覆盖面扩大而相得益彰。
闽南海洋历史文化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一千多年的海洋活动中，以经济链条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海洋文化是适应中国传统、与中国农耕文化相辅相成的中国特色海洋文化。在今天，以重振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目标看，闽南海洋历史文化经验仍然适用，以制造业为基础、以基础建设为辅助，缔造四通八达的经济运输体系，足以让中国这制造大国借助海洋的力量走向世界，并屹立于强国之林而不倒。以中国温和的传统看，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走西方国家丛林法则式的西方海洋文化之路，那或许会使中国的特色，或个性在发展中迷失自我，事实证明，传统的就是先进的，就是最有活力的。
参考文献：
[1]王静,何力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东莞的城市形象定位[J].岭南学术研究,2017,4:15-17
[2]李辉. Y染色体与基因家谱[J].世界科学,2013,(2):24-27.
[3]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91-112.
[4]国务院公报.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国发〔2003〕13号：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3/content_62156.htm
[5]王日根.世界海洋文明的地域差异与对接-杨国祯教授对中国海洋史的深邃思索[R]. 2017年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中国与世界：多元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
[6]陈耕.关于地方学、区域文化学的再认识[R].
[7]陈耕.关于海丝学学科建设的思考[R].
[8]陈耕.闽南文化纵横谈[M].金门:黄振良,2015:1-6.
[9]苏基郎(著),李润强(译).刺桐梦华录：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946-1368) [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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