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强人朱艳云当年是大名鼎鼎的江汉饭店总经理,事业上可谓如日中天。谁也没有想到,她的丈夫却是一个小厨师,而且赋闲在家。由于夫妻社会地位悬殊,朱艳云面对一次次的诱惑,情感空间也曾波涛翻滚,危机四伏;然而,朱艳云驾驭的情感方舟没有被风浪颠覆,没有迷失航向。
1971年,21岁的我来到武汉璇宫饭店当服务员,比我早6年参加工作的徐良元当时也是餐厅服务员,并成了我的师傅,重活、苦活抢着干,在业务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记得每年的夏天,我们用老式大壶提水,很吃力,又怕烫着。徐良元总是二话不说,默默无闻地帮助我们几个小姑娘。我们在这样的工作接触中,彼此有了好感,碰撞出爱情的火花。然而,我们的爱情之旅却一波三折,尤其是我承受着种种压力。
首先是单位的团支部书记,向我频频发起爱情攻势。本来,他也是挺不错的一个小伙子,只是我在和他相处时没有找到爱情的感觉,于是,我把“绣球”抛给了为人老实本分的徐良元。当时,徐的父母都没有正式工作,徐良元是长子,下面有6个弟妹,家庭情况可想而知。我的姐妹多,但家境比较好,得知我和一个普通服务员好上了,家里人极力反对。我的姐姐甚至去“侦察”徐家的情况,在摸清徐良元的家底之后,全家人千方百计阻止我们恋爱。平时,我在父母跟前是百依百顺的,这一次选择的是我的终身大事,我得自己拿主意。我认为和心爱的人过日子,是一辈子的事,只要人品好,家穷、兄弟多、社会地位低都算不了什么。我在选择爱情时毫不动摇。
在单位里,领导很器重我。看到我为爱情苦恼,单位领导多次做我的工作,希望我以事业为重,趁自己青春年少多学一些技术,不要过早恋爱结婚。一位领导推心置腹对我说:“你对服务业有天生的悟性,组织上要把你作为管理干部来进行培养。在爱情受挫的时候,我及时转换了一种心境,一心扑在工作上,和徐良元也“冷”了一段时间。在以后的几年中,虽然总有一些“爱情插曲”发生,我却始终产生不了激情,一直和徐良元保持着恋爱关系。1975年,我嫁给了徐良元。
婚后,单位觉得我们都在餐饮部当服务员,不便于工作。徐良元也意识到一个大男人做服务员,也不是长远之计。我们夫妻商量,让丈夫到厨房学西式面点,当一个厨师。
我生下了儿子之后,在单位里也开始崭露头角,摆在我面前的是家庭和事业的选择。作为一个妻子,从传统观念上自然要以家庭为中心,我应该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才对;而从我们夫妻的实际情况看,我在事业上的势头正旺,从餐饮部服务员、领班,到餐饮部经理,正一步一步走向更高的管理岗位。而徐良元一直是个厨师。在这种情况下,丈夫主动承担起家庭重担,照顾家庭孩子,全心全意支持我。有这样的后盾,我甩开包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单位的同事和领导都说我找了一个好丈夫。我自己也觉得,有了徐良元这个“贤夫”,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工作之中。
从1980年开始,我与丈夫的差距越来越大了。我入了党,又提了干,单位还派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外语。1981年,我从北京学成归来,被任命为餐饮部负责人,丈夫徐良元也在我的“管理”之中。
做妻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徐良元又高兴又有压力。一方面,老婆终于事业有成,他这个贤夫功不可没,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压力很重,在那个年代,妻子比丈夫强是很没面子的事。在这种心理下,徐良元也发奋图强了,我发现他变得沉默寡言了,一心一意料理家务,一心一意学西点技术。然而,他虽然成为饭店的“西点大师”,但他从心理上走不出“厨房”的局限。我和丈夫常常在“双重角色”下尴尬难言。在单位里,我是他的领导,他做什么都得听我的;在家里,我又是他的老婆,许多事又得由他做主。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我的职务不断升迁,丈夫感到失落,常常在我跟前打不起精神来。我很理解丈夫的苦衷,为了照顾男人的情绪和便于开展工作,我赞同丈夫调到晴川饭店。换了一个岗位之后,丈夫的心情稍为平静了一些。
但是,我们在生活中的矛盾和磨擦时有发生。平时,我因忙于工作,经常是深更半夜回家,白天在饭店忙忙碌碌,晚上回到家中已是疲惫不堪。有时,我实在太累了,倒床就睡,没有精力和情绪同丈夫交流感情。徐良元对此极为不满,常常责怪我缺少以往的温情。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有个休息时间,被一帮姐妹拉去看电影,丈夫知道后很生气。他说:“你总是拿工作忙作借口,照顾不了家里也就算了。既然单位那么忙,你怎么有空去看电影啊?”
我当时听了丈夫这番责骂,心里感到十分委屈,觉得丈夫不能理解我。类似的事闹了几次,我在气头上真想到了离婚。但是,争吵过后,我又设身处地为丈夫想想,觉得我们之间还有爱,真的离婚对丈夫太不公平了。
1982年,由于晴川饭店需要管理人员,我又被抽调过去,担任餐饮部经理,管理200多人。生活常常是这样捉弄人,我和丈夫又走到了一起。我惊奇地发现,丈夫的思想观念也落后了。当时,我管理的餐饮部率先推行承包经营,把经济指标下达到各班组。徐良元在家里对我说:“老婆当经理,我承包西点指标可以少一些,这一回可以沾沾光了。”但我不仅没有为他减任务,反而多加了经济指标。因为承包经营刚刚开始,其他人都盯着徐良元的西点,我如果对丈夫徇私情,又怎么能够服众呢?
在家里,我又反复做丈夫的工作,希望他能够理解我。经过我苦口婆心地劝说,他终于肯支持我了。那段时间,丈夫为了完成每月12万元的营业额,玩起命来做。有一段时间,他一直患着感冒,耽误了治疗,从而引发了心肌炎,晕倒在厨房里,那天,我正在给餐饮部员工开会,有人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愣了一下,忍着满腹心酸,控制着心情,依然按计划把会开完。等我赶到医院时,徐良元已脱离危险。夫妻相见,默默无语,彼此的心头均不是滋味。
这一年,丈夫超额完成了任务。谁知还是有些人不服气,说我这个当经理的照顾丈夫,给他定的任务低了。直到这时,徐良元才真正理解到我那时不讲夫妻情面的难处他叹口气说:“谁让我们又是夫妻又是同事呢?”
1990年,我调入江汉饭店,并走上领导岗位。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肩上的担子越压越重,在方方面面与丈夫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我工作中接触的都是一些社会名流,一个个成功男人在我的视野里出现,我面临了太多的情感诱惑。我的内心也很矛盾。一些要好的朋友甚至劝我离婚。说丈夫与我根本就不般配,甚至一些成功的女性也大胆迈出了离婚的一步,其中不少是我的朋友。有些男人对我大献殷勤,为朱艳云有个厨师丈夫惋惜。对此,我总是一笑了之。我觉得,夫妻应不分贵贱,夫妻地位的差距与爱情无关。何况,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确实放不下丈夫和儿子啊。
记得我在武汉某大学进修时,一些同学开玩笑说,我有成熟女人的魅力。大概是这样的原因吧,有些功成名就的男人向我发起“爱情”攻势。其中的一支丘比特之箭,是一位任课老师射来的。他先向我写了一封爱慕信,我看后放在一边。在我快要离校时,这位老师又请我吃饭,我们两人聊得很投缘,不知不觉扯到情感上。他以为我没有收到信,又一次直截了当表达了对我的爱慕之情,他对我表白说:“我渴望的不是婚外情游戏,而是想得到一份真正的爱情”。
当时,我对此早有心理准备,毫不犹豫选择了拒绝。老师很失望,以为我的丈夫比他更优秀。当他得知徐良元不过是一位厨师时,纳闷地问我:“这是为什么?我平静地回答:“我爱人比不上你优秀,但我和他之间的爱情久经磨合和考验,而我和老师之间,虽然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也只能是师生情谊,对我来说,是不会有爱情的……”
1987年,我被选派到香港一家著名酒店深造,学习涉外酒店业务管理。这其间,酒店的一个部门总经理李先生,人过而立之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伴侣。工作中,李先生从理论到实践,给我点点滴滴的辅导,使我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进入“角色”。生活上,李先生对我更是关怀备至,在李先生面前,我禁不住赞叹,这个香港男人太优秀了!
然而,当李先生一次次发出爱情信号时,我依然稳住了阵脚,没有被这份“爱情”冲昏头脑,与李先生始终保持着“师徒”的距离。李先生多次带我去逛香港,甚至买一些小礼物送给我。我当面不好推辞,但事后一定按价付款。有一次,李先生生气了,我只得解释说这是内陆人的习惯。我一手拿钱,一手拿着李先生送的礼物说:“两种东西,我们各选一样。”说来也怪,我的倔强劲,更加激起了李先生对我的爱慕之情。当时,我感到既不能泼冷水,又不能太热情,所以,在李先生请我出去玩时,我不再只身前往,而是邀请内陆来的姐妹陪伴,言行举止均不给李先生可乘之机。
我离港回汉前夕,李先生对我说:“你来港的一切学习费用不必担心,我可以替你支付,只要你能留在香港。”我此次来港是公差,如果因为一己私情留在这里,我就是辜负了领导对我的信任。而且,从感情上讲,我更对不起丈夫和儿子。面对这样一个痴迷的求爱者,我内心触动很大。说真的,香港的这个男人对我的诱惑太大了,我当时也有些动心了。反复考虑,我决定放弃。我无奈地对李先生说:“我相信缘分,如果来生有缘,我或许可以再作一次选择。今生今世,我不会违背那份爱的初衷。”
说句心里话,这样的抉择对我来说艰难而痛苦:选择李先生,我也就选择了富裕和高贵;而选择丈夫,我也就选择了贫穷和奋斗。所以,当按期回到武汉以后,徐良元对我说:“知妻莫如夫,我最了解你的性格和为人,我知道你不会忘了家、忘了我和孩子,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的。”看到丈夫那份高兴劲,我顿时感到了家的温暖,也找到了家的感觉。
事后,有些姐妹听说了我在香港的一段“爱情”插曲,一个劲地叹息:“你真傻……”我则一笑了之,是的,我或许会有些遗憾,但我无悔。
那些年,在我的悉心帮助下,丈夫进步不小,他以专业技术见长,在西点技术方面独当一面。1996年初,他以特级厨师的身份,被外交部借调出国,在中国驻塞内加尔和卢旺达使馆帮厨。1998年,丈夫完成任务回国后,在晴川饭店也很风光。此时,我已于1997年被任命为江汉饭店的董事长,因该饭店刚刚进行合资股份改造,总经理本应由外方人员担任,由于我干的时间长、经验丰富,所以外方坚持让我兼任总经理。
然而,生活好像要处处考验我,徐良元的工作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外资入驻晴川饭店后,中方员工大幅裁减,徐良元因年龄关系,被内退回家,成了闲散人员了。以前,丈夫回到家里,还有孩子陪着,所以我不在家时,他并不觉得特别冷清。可这时,孩子已长大成人,而我则比以前更忙了,加之徐良元没有工作,50多岁的人整天在家中闲呆着,那份寂寞和孤独是可想而知的。
1999年5月,丈夫生病住院了。为了给丈夫一些情感上的补偿,我找了最好的医生。经检查,丈夫并没有什么大毛病,身心的不适症状,完全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我知道这个诊断后,专门抽半天时间陪丈夫。我说“老徐,都这么多年了,你要想开一些,开朗一些,乐观一些。”谁知我的话音未落,徐良元竟“呜呜”地哭起来,这一下倒把我惊呆了。我极力地安慰着丈夫,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徐良元责怪我:“你不理解我……”悲哀之中,我也生出了一种委屈:谁又能理解我呢?老伴感到与我的交流不够,需要妻子的温存与理解;饭店要出效益,几百号员工要吃饭,也需要我这个老总的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我要同员工,顾客交流……许多的事,都需要我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妻子兼母亲的“角色”去做,我又是多么难啊!
那天下午,我和丈夫在医院里互诉苦衷,徐良元的精神也慢慢振作起来。在我的耐心开导下,丈夫准备重操旧业,去承包一家饭店的厨房。以后,我更理解丈夫,每天不管有多忙,多晚,我都要回家,陪丈夫坐一会儿,说说话。即使因为出差在外地回不了家,我也要打个电话回来问候一声。
1999年12月25日,20世纪末的圣诞节,江汉饭店更是生意兴隆,因为客人太多,大家忙不过来,我一直忙到次日凌晨3点多钟才回家。我怕惊醒家人,轻轻开门进屋。我发现卧室的灯开着,他没有睡。他对我说:“你没有回来,我睡不踏实……老婆啊,你毕竟上了年纪,身体不比从前了。”听了这话,我又心酸又内疚。
51岁时,我的一位女友从外地归来,得知我的现状,十分吃惊:“你再不离婚可就没有机会了,像我,离婚了不是挺好的吗?”我不同意女友的看法:“我和老徐是糟糠夫妻,恋爱结婚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当总经理,夫妻之间怎么能人阔脸变呢?我和老徐的差距可能还会拉大,但是感情是不会越来越疏的。”
不久后,丈夫的胃不舒服,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忙起床拿水拿药,服侍丈夫吃下。丈夫说有一种药挺不错的,只是贵了点。第二天,我拉着他去买那种药,一个疗程要几百元,丈夫有些舍不得。我掏出钱包,当即买了下来。丈夫很兴奋,逢人就说起这件事。我很感慨,将心比心,点滴之温,足可能燃烧一个人的生命啊!
如今我们年过七旬,孙辈也刚刚成家。而我,经历过婚姻和事业的风云,我始终认为:社会地位只是过眼烟云,工作和职务也不过是一个特殊的角色,而夫妻情,老来伴才是一生一世值得珍惜的东西。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有患难与共的丈夫!那才是真实的幸福和成功啊!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