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风尚——青羊宫文化时期
青羊宫文化是以成都青羊宫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青羊宫文化时期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而止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即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时代至汉代早期。青羊宫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学衔接并不十分紧密，加之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古蜀国灭亡而蜀文化尚延续至西汉早期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后，因此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也被统称为“晚期蜀文化”，是相对于以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的一种习称。
目前考古发掘的青羊宫文化遗址较少，仅有成都青羊宫遗址和上汪家拐街遗址，但发现的蜀墓数暈众多。这批蜀墓中，最著名的当属1980年发现于新都马家乡的大型木椁墓。该墓规模宏大,虽多次被盗，但置于梓室底部腰坑内的珍贵文物躲过数劫。腰坑内出土铜器近二百件，多五件成组，少数两件成组，是非常罕见的组合现象。从墓葬规模和出土文物来看，足可彰显古蜀文明末期恢宏磅礴的王者之气，墓主应是一代蜀王。
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蜀墓中发现的文物依旧表现出古蜀文明瑰异的文化气质，并与同处四川盆地的巴文化产生了难分你我的文化面貌，且与盆地之外的中原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等地域文化产生了愈加密切的交流。
巴蜀交融
青羊宫文化时期，古蜀文明与同处四川盆地的巴文化产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景观，两者相互交融，形成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这种特色文化主要表现为青铜鍪一类園底铜器，以及柳叶剑、菱形矛、三角形援戈等巴蜀式兵器的广泛应用。此外，“巴蜀图语”在容器、兵器、印章、漆器、石器等器物上频繁出现，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据《蜀王本纪〉，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因此传统上认为古蜀文化缺乏文字这一个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巴蜀图语”可能是巴蜀地区通行的一种独立文字，是未来破解巴蜀文化密码的钥匙。
带盖双耳青铜鍪
高43厘米，腹径37厘米
战国
1955年成都羊子山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青铜鍪是巴蜀文化的创制，约在春秋战国之际起源于巴蜀地区，是最具地域特色的一类器物。秦并巴蜀后，青铜鍪被秦文化吸收，并随秦国的武力扩张向各地传播。青铜鍪的传播过程，是巴蜀文化融入华夏文明的侧影。
柳叶形虎纹青铜剑
长47.5厘米，宽4.5厘米
战国
1972年成都独柏村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柳叶剑是对巴蜀式青铜剑的一种习称，因其外形似柳叶细长而得名。这把柳叶剑剑身两面均铸饰长身虎纹，虎尾下方还有抽象的“巴蜀图语”，是颇具代表性的巴蜀兵器。三星堆一号坑曾出土一件柳叶形玉剑，时代可上溯到商代中晚期，应当是巴蜀文化中柳叶剑的前身。
双鞘青铜剑一组
鞘长28.5厘米，鞘宽13.7厘米，剑长28.9厘米
战国
1973年成都中医学院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蜀文化墓葬中有一种双剑一鞘的组合，双剑即巴蜀兵器中习见的柳叶剑，但双剑鞘应是蜀文化的独创。
蝉纹青铜矛一组
长28.3厘米，宽8.6厘米
战国
1993年彭州致和乡出土
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柳叶矛是巴蜀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这对青铜矛的矛叶较宽，近菱形，几乎难以看出柳叶的纤细外形，但骹部铸饰抽象的蝉纹、手纹，是巴蜀图语在兵器上的典型装饰。
尖底青铜盖
高10.8厘米，口径11.9
战国
1965年成都百花潭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青铜尖底盏由十二桥文化时期的陶尖底盏发展而来，在青羊宫文化时期十分流行，是蜀文化代表铜器之一。
虎纹青铜钲
高41.8厘米，宽14.8厘米
战国
1951年广汉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青铜钲是兵乐器，在战场上用来指挥士兵的行进。《诗经·小雅·采岂》有“钲以静之，鼓以动之”，说明钲是用来传递止兵肃静的战场乐器。钲在战国时期很多区域文化中都有存在，但外形和装饰纹样各有千秋。虎纹钲是巴蜀文化习见的器物。
虎纹青铜戈
长25.3厘米，胡长8厘米，阑长13.6厘米
战国
这件青铜戈带有中原地区青铜戈的造型特征，装饰纹样却以虎纹为主，胡部与援脊下部也铸有巴蜀符号，是巴蜀式戈的代表装饰。其精绝之处在于正面的援脊上部有一行巴蜀符号的刻铭，带有很强烈的文字意味。《蜀王本纪》称蜀人“不晓文字”，但从这行巴蜀符号来看，应不同于胡部的浮雕象形符号，也不同于援脊下部的浮雕抽象符号，可能已经是未能破解的文字。
青铜印章
高1.4厘米，边长3厘米
战国
新都马家乡木椁墓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1.青铜印章
高1.2厘米，直径3.7厘米
战国
芦山清仁乡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2.青铜印章
高1.2厘米，直径4.5厘米
战国
犍为五联公社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3.青铜印章
高1.6厘米，直径1.6厘米
战国
成都百花潭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4.青铜印章
高0.3厘米，直径3厘米
战国
宣汉罗家坝二十五号墓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5.青铜印章
高1厘米，直径2.8厘米
战国
峨眉符溪公社砖瓦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闭而不塞
青羊宫文化时期，古蜀文明与四川盆地之外其他文化的交流局面日益扩大。此时的文化互动已不限于三星堆文化时期零星的因素交流，也不止于十二桥文化时期特定历史事件的积极参与，而是初步开启了四川盆地的四方“蜀道”。
蜀道这一历史地理的文化概念，在狭义上指由关中地区经汉中通往四川盆地的数条道路，广义上则指四川盆地北达关中、东出峡江、南抵滇缅、西上川藏的各种通往外界的陆路、水路通道。
通过这一时期四川盆地及周边发现的文物，我们不但可以窥见多元文化从四面八方汇入四川盆地的局面，甚至能够捕捉到那些跨越此地进行往来的场景。
茂县一号石棺墓
1992年，阿坝茂县牟托村山脊积石冢旁发现一座石棺墓及三座陪葬坑。尽管墓葬位于四川盆地西缘的岷江上游地区，古时交通不便、人迹罕至，但墓葬发现的器物十分丰富且规格较高，同时器物的文化来源非常广泛。大体上来看，以双鞘青铜剑为代表的一类兵器为蜀文化的代表器物，以弦纹青铜盏为代表的一类青铜容器则属于楚文化器物，以扇形牌饰为代表的一类青铜饰物又带有浓重的滇文化风格。
尽管该墓的族属尚不易确定，但从这些文化来源十分丰富的陪葬器物来看，此时的四川盆地对四边八方的文化已然产生了巨大的汇集力，形成多种文化面貌交融共存的局面，同时又强而有力地向盆地之外辐射。
双鞘青铜剑
鞘长24.4厘米，鞘宽12.2厘米，剑长32厘米
战国
茂县南新镇牟托村一号石棺墓出土
茂县羌族博物馆藏
弦纹青铜盏
高201.1厘米，口径21.6厘米
战国
茂县南新镇牟托村一号石棺墓出土
茂县羌族博物馆藏
扇形青铜牌饰
高13.5厘米，宽12.7厘米
战国
茂县南新镇牟托村一号石棺墓出土
茂县羌族博物馆藏
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
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徒蜀山。
秦惠王欲代蜀，乃刻五石件，置金其后。
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献美女五人于蜀王，蜀王爱之，遣五丁迎女。
——《蜀王本纪》
每王薨……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
——《华阳国志·蜀志》
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新都县马家公社发现了一座大型木椁墓，是迄今四川地区这一时期等级最高的一座墓葬。椁室面积近六十平米，皆由楠木叠砲而成，结构宏大。这座墓早年多次被盗，但置于椁室底部腰坑内的珍贵文物躲过数劫。腰坑遗物除敦、豆、盘、匜等中原地区常见器物以两件成组外，还有楚式鼎、罍、鍪等容器，剑、刀、戈、钺、矛等兵器，斧、斤、锯、凿等工具，皆五件成组，是罕见的古蜀文化墓葬制度。
无论从墓葬规模，还是从出土文物来看，新都大墓均彰显出古蜀文明末期恢宏磅礴的王者之气，墓主应是开明王朝的一代蜀王。
“邵之飤鼎”铭青铜鼎
高26厘米，口径22厘米，腹径25厘米
战国
新都马家乡木椁墓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这件鼎的盖内有铸铭“邵之飫鼎”，一般认为此“邵”即楚氏之“昭”，与屈、景并称楚国三大氏。青铜鼎附耳蹄足，盖顶伏有三只卧牛，铸制精美，带有典型的楚风。铜鼎上聚焦的楚文化风格，可能正反映了开明王朝王族来源于荆楚地区的历史渊源。
青铜鼎
高28.5厘米，口径29厘米，腹径32厘米
战国
新都马家乡木椁墓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青铜鼎
高29厘米，口径32厘米，腹径32厘米
战国
新都马家乡木椁墓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青铜鼎
高28.5厘米，口径29厘米，腹径32厘米
战国
新都马家乡木椁墓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