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山国是北方少数民族白狄族鲜虞部在今河北中西部建立的诸侯国，始建于春秋末年，鼎盛于战国中期，后为赵所灭。中山国是战国中 期仅次于“战国七雄”的诸侯国，是当时的五个“千乘之国”之一。但由于历史短暂，史书上关于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简略零散，所以两千多年来战国中山国一直被称为“神秘王国”。
20 世纪 70 年代， 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位于今平山县三汲乡的中山国古都城和中山王陵，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物， 揭开了笼罩在这一神秘王国的千年面纱。墓中出土的金、银、铜、玉、陶等类文物，豪华富丽，工艺精湛，活力迸发，富有游牧民族特色，对研究中山国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墓中出土的错金银器数量众多，工艺精湛，充分显示了中山国高度发达的手艺。
中山国出土的精美器物
错金银工艺概述
青铜器金银错工艺就是用金银在青铜器物表面错出精美的纹饰，金银与青铜的光泽相互映衬， 使器物雍容华贵、绚丽多彩。金银错是我国古代青铜加工的一项精细工艺，先秦史专家李学勤认为：“（金属）嵌错和针刻两种工艺，一出现就表现得相当发达……这两种装饰方法有可能系由青铜器以外的其他工艺移植而来，比如漆木器工艺或石雕工艺之类。是否如此，自然有待更多的材料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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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金银工艺的具体起源年代尚不可考，但至春秋中晚期已相当兴盛，战国时期金银错青铜制品大量出现。金银错工艺初起时多用于制作青铜器铭文，如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栾书缶上就有40字错金铭文。
栾书缶
受汉字字意的影响，提到金银错人们多认为 “错”是“错磨”之意，其实“错”字在古代的 含义更为丰富——许慎《说文解字》中释为：“错， 金涂也，从金声。”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注释说：“涂，俗作塗，又或作搽，谓以金措其上也。”《康熙字典》对“错”字的解释引《集韵》： “金涂谓之错。”中华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辑、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年出版的《辞海》，对“错” 字的第一解便是：“错，用金涂饰。”所以，古代图画纹饰也叫“错”，金银错，就是把利用金银良好的延展性，将其涂画于青铜器的表面。从出土器物上看，古代的错金银工艺包括了嵌错与鎏制两种形式。
嵌错
嵌错是用金丝或金片镶嵌于青铜器表面的凹槽内，然后用厝石加以磨错。主要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在器物的母范上预刻凹槽，以便嵌错金银。第二步为錾槽，就是对事先铸成的凹槽进一步錾凿加工，以便于嵌进纹饰，精细的纹饰还需先用墨笔绘出，然后再錾刻浅槽，这在古代叫刻镂，也叫镂金。第三步是镶嵌，即把金丝、金片适当加热后压嵌入凹槽内，再进行锤打，使其牢固地附着在凹槽内。第四步是磨错，初步镶嵌在铜器表面的金丝或金片尚不平整，还要用错石磨错，使金丝或金片平整光滑，与铜器表面严丝合缝地契合。
兆域图铜版金饰的四个拐角处都有明显的接口，说明用的是嵌错工艺。
鎏制
除了嵌错，还有一种用汞齐涂金的鎏制错金法，称为“金涂”法。金涂多为汞齐涂金，方法是器物表现预铸很浅的凹槽，然后再在铸件表面涂金。制造“金汞齐”的方法是把金箔剪成碎片，装入坩锅内在火上加热至 400 摄氏度左右，然后按一两黄金加七两水银（汞）的比例，使金箔溶解成液体，最后把液体倾入冷水盆中，即成为黄金和水银混合的泥状固体“金泥”。涂金时用骨柄形器或者铜棒将金泥轻抹在铜器凹槽上，再用无烟炭火温烤使水银蒸发，只有金泥留在器物表面。
以上两种工艺错出的金银在效果上会有一定区别，主要表现在镶嵌金银丝（片）的边缘清晰程度不同。嵌错金银的器物表面会留下因打磨金面而使之贯通到器身的磨痕，而且金银纹样多能与沟槽齐平；而涂金纹样则会因加热、蒸发汞而造成金在槽沿部分溢出，而且即使凹槽金面反复涂金多次，也总是略低于凹槽口沿。
中山国错金银青铜器的价值和特色
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铜器精美别致，是当时错金银工艺的代表性作品，其加工工艺、工艺传承、纹饰特点等都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中山国错金银器物证实古代的错金银工艺确实包括嵌错与鎏制两种形式的工艺。
关于金银错工艺，由于近现代汉语中对“错” 字含义中“错磨”意义的理解偏向，一些人将金银错工艺简单理解为将金丝或金片嵌错于青铜器表面的凹槽内。但有多位专家指出金银错包含嵌错和鎏制两种工艺，中山国青铜器上显露的一些细微痕迹证明了鎏制工艺的存在。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的文物修复人员梁书台撰文指出，在四龙四凤方案座等器物的错金线处有几处针尖大小的金点，这是在涂抹金泥时不小心把金泥涂抹在器物表面和砂眼上，后来把器物表面的金泥去除干净了，但砂眼中的金泥却留在了其中，给后人留下了只有细心观察才可以发现的鎏金痕迹。另外，修复人员观察发现，用金丝或金片嵌错的器物，如果不是用一根金丝或金片来完成的，在接口处总会留下痕迹，打磨也难以消除。一般在镶嵌花纹上都能发现接口的痕迹， 如兆域图铜版金饰的四个拐角处都有明显的接口，而其他不存在接口痕迹的错金银纹饰当是鎏制法制作的。
修复中山国错金银器物时，尽管当今的拔丝技术和拔丝工艺要比两千多年前先进许多，但利用现在相传的嵌错法工艺，修复的金线和原器物的错金银装饰总有一定差别，远没有原器物上的装饰平滑丰满、自然精致。因为金丝虽然有良好的延展性，但它不会柔软到像面条或泥团那样，可以随时意捏造和流动，虽经捶打，有的地方总不能严丝合缝，易出现凹坑，纹饰不够圆润。而有的老师傅用鎏制法修复的错金银纹饰则能达到满意的效果。而中山国错金银器的纹饰整体平滑、浑然一体，很显然是用鎏制法，将柔软的金泥用力涂抹到所需部位，才收到平滑自如的效果。此外，中山国部分错金银器物，如虎噬鹿器座的金、银脱落部分没有凹槽，证明错金银当时使用的是类似绘画的金涂工艺。
其二，中山国的错金银器物在器物造型和纹饰描绘方面都呈现出浓郁的草原民族特色，展现出中山国传统的游牧民族风情。
现在学术界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战国中山国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狄人的一支——白狄鲜虞族建立的国家。虽然进入并定居中原地区后中山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逐渐被中原文明取代，但在生产、生活、艺术上仍保留了许多游牧文化的遗风，中山国错金银青铜工艺品保存着北方民族善于刻画动物造型的熟练技能，反映出中山国青铜工艺的族属特点。
中山国错金银青铜器中，动物造型融合现实与神话，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如错银双翼神兽，虽尚不能指称它到底是哪种动物，但它所呈现出的跃跃欲飞之势和睥睨一切的霸气给人以极强的震撼。李学勤指出，这种神兽形象具有中国北方民族及斯基泰—西伯利亚式艺术的特色，与兽身鹰首的格里芬属类似母题和同一艺术风格。
同时中山国的错金银青铜器中，动物身上的纹饰不只追求图案美、起装点作用，还具有塑形作用。如错金银虎噬鹿一器中，虎身各处用金银错出的纹饰，充分结合了虎的动作、姿态，成为形体塑造的重要手段。那斑斓的皮毛、虎颊上坚硬的咬肌、肩胯处扭动的关节、弯曲的脊柱，都通过不同形状的金银镶嵌线条来表现。这种装饰与塑形相互融合的错金银工艺手法是中山国动物造型型错金银器物的又一特色。
虎噬鹿屏风器座
其三，中山国的错金银器物在游牧风情之外呈现出的“华化”倾向也颇耐人寻味。尽管出身于游牧民族，但战国时代中山国在列强的夹缝中开疆扩土，称王耀兵于太行山下， 成为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创造了当时少数民族建国的一个奇迹。达到这种成就，与中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接受中原地区的先进文明不无关系。从中山国的错金银器物中，可以看出中山国在秉承狄族遗风的同时也主动地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文明，其中最明显地表现在对云纹的运用上。
中华民族起源于农耕文明，农耕活动需要对天象作周密的观察和注视，从而引起人们对“云”这一天气变化的代表性标志的注意。随着时间的延续，人类认识到云气变化跟雨的关系尤为密切，从而衍生出对云的崇拜与热爱。殷商时期，人们对雨水的关心直接通过对云的关注表现出来，商周青铜器上的云雷纹可视为云纹装饰的早期形态。春秋战国时期云纹发展为卷云纹，较之商周云雷纹更具有回旋动感和不拘一格的特性，是战国时期一种常见的纹饰，具有代表生机、灵性、以及祥瑞等的象征意义。
综观中山国的错金银器物，无论是车马器、 屏风座还是连接扣器都运用了多种多样的云纹造型，变化不一的勾连云纹、卷云纹等构图清新活泼，线条委婉流畅，色彩绚丽多姿，具强烈的动态感，说明来自北方草原的狄族中山国在几百年间已明显华化，其文化风格呈现出刚柔并济的风格。
作者简介
刘卫华，女，河北博物院研究员，社会教育部主任，新西兰 梅西大学访问学者，先后发表有关战国中山国研究、博物馆学、 博物馆教育等方面的中英文论文 5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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