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清宫旧藏 西周周宜壶
北宋宣和尊
凝聚了古人智慧的青铜器，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当时高超的冶炼技术、生产规模和铸造工艺。而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青 铜文化，可以无愧地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那个光辉灿烂的历史时代——青铜时代。我们知道，最早的青铜器，或为权力的象征，或为庙堂之礼器，或为历史事件的 纪念物，无不显示其神圣与庄严；西周以后，随着“明上下，别等列”的礼乐制度衰败，青铜器皿的使用范围，已逐步扩大到贵族的生活中。作为礼器和贵族生活用 品的青铜器，不论造型、规格和纹饰都有明显的差别；自战国以来，受儒家子弟崇拜的青铜器，只是礼器部分……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 兴，我国远古文化的杰出代表——青铜器越来越引起世人的重视，而造假现象也愈演愈烈。其实，青铜器的造假与仿古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不同朝代还有不同 的讲究。下面，我们就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器物部副主任兼金石组组长丁孟先生一起追根溯源，回顾一下过往朝代青铜器的作伪和仿古情况。
鲁国
以假鼎糊弄强齐
记者：作为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的载体，青铜器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今天，以赢利为目的青铜器造假现象屡见不鲜。我们知道，青铜器的仿古与作伪是有历史传统的，到底始于何时呢？
丁孟：首先我们要明白，青铜器的造伪与仿古之间有着本质区别：造伪的目的是以假充真，古谓“赝品”。清代黄生《义府》卷下称：雁当读“伪”，古字音近而 借用也。古伪读如讹。又古之所谓“雁”，即今之所谓“鹅”，疑古雁正作鹅音，则雁、伪之声，可通转矣；仿古仅仅是仿效古制的一种公开生产活动，目的不是为 了乱真。
从文献上看，青铜器的仿制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据《韩非子·说林》记载：“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 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爱之。’”由此可见，春秋时期 为了防范强大国家的勒索，对一些珍贵的青铜器，已经在进行仿制。
不过这时的仿制水平还不高，容易被人识破。
汉唐
严打青铜器造假
记者：汉唐时期，虽青铜造假的现象不多，但也有出现，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丁孟：汉唐时期，青铜器的仿制也偶有发现。西汉初年找周鼎之风盛行，竟出现了新垣平伪造古鼎，埋在汾阴，企图欺骗汉文帝获取富贵的事。《史记·封神书》 曰：方士新垣平言于汉文帝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北见不迎，则不至。”于是“因说上设立谓阳五庙，欲 出周鼎”。后有人上书告新垣平所言皆诈，新垣平被夷三族。但所埋的伪鼎到汉武帝时才被发现。武帝不辨真伪，以为是周鼎，于是把年号改为“元鼎”，以资纪 念；并作“宝鼎歌”。然而伪鼎却被吾丘寿王识破，曰：“非周鼎。”这可触怒了汉武帝。为免于祸，吾丘寿王解释说：“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 惠，六合和得，天柞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元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
唐代，据《阙史》记载：唐刘蜕辨铁盎之非齐桓公器，疑即时人 伪造。另外，北京故宫藏有一件唐代仿西周觯，是一件熟坑器，高15.4厘米，口径7.5厘米。这件唐代仿器的特点是：比真器质细，有唐铜的特质，表面呈黑 灰色，口、足内和颈外均有细而浅的凹弦纹——这是商周青铜器及其他时期仿造器所没有的，觯底下沉，被置于圈足上。
汉唐时期，虽然已经出 现了仿制古器，但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其数量很小。从汉武帝提“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儒家学者一贯把“三代”(夏商周)的礼乐 典章奉为楷模，“三代”青铜礼器因而备受历代儒学家的尊仰。商周时期的大量青铜器，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或毁于兵焚，或在秦始皇“销天下兵器为金人”的过 程中被熔。因此，由汉至唐偶然发现一件青铜器即被视为“祥瑞”。汉武帝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乃改元为“元鼎”。唐开元十一年，获鼎，改河中府之县名宝鼎 县。由于统治者的崇拜，仿制或作伪一旦被发现，就将招致杀身之祸。在神秘气氛的笼罩下，研究者为数很少。清代学者阮元说：“自汉至唐，有能辨之者，世惊神 奇。”
宋代赝品大可以假乱真
据丁孟介绍，宋代仿造的青铜器分为两类：一类是宫廷内仿制的青铜器，它是指秉承皇帝的旨意，由设立的专门机构所进行的仿制，如北宋的“大晟钟”和“政和鼎”、“宣和三年尊”、南宋的“绍兴豆”等；另一类是民间工匠伪造的青铜器。
北宋宫廷仿造的青铜礼乐器全部用于皇家的祭祀活动和宫廷内的演奏。这类铜器着力于仿古，而很少作伪，其质量大大超过“民仿”。不过，这些铜器却因连年的 战火，大多被破坏了。“大晟钟”和“政和鼎”、“宣和三年尊”就是幸现存世的并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当然，北宋政和年间朝廷铸造的仿古器还有许多，但多数没 有了记载，以至于后人见到了也认为是古器。如薛季宣《浪语集》之《得钦崇豆记》，记有绍兴二十七年得豆于延陵，这时距政和乙未有四十二年，却说“皆古文， 盖商器也。汤既伐夏，受天命，制礼器，而豆作焉”。可见宋代已有不能辨者。
靖康二年(1127年)，徽宗朝追千载成一代新制的隆礼作 乐，相关的皇室三代铜器收藏及仿古宋器等，随着金人的取汴、携走文物等而落幕。但其以古器物以复三代古意的隆礼作乐，及其以君赐臣仿古铜器的礼制，仍为南 宋所继承，而以高宗最为突出。南宋高宗(1127~1162年)即位临安，随着局势的安定，礼乐之事也渐兴。“绍兴豆”正是绍兴十六年(1146年)宋高 宗朝的复古器。“绍兴豆”的形制、纹饰风格、铭文内容及书风皆具代表性：器腹饰以浅浮雕的重环纹及鼓出的圆涡纹；铭文在口沿，释为“佳绍兴丙寅三月己丑， 帝命作豆，赐师臣桧家庙，以荐菹醢，唯予永世用享”。铭文反映了此豆是高宗命制的祭器，而后赐予秦桧。同时，也反映出了南宋仿古祭器在家庙制度中的角色。
总的来看，宋代宫廷仿造的青铜器是非常注重形似，在细部处理上则难免流露草率。另外，宫廷仿制的青铜器还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器物上铸有铭文，并有史可查。
宫廷仿造青铜器是宋代统治者崇尚复古的具体体现。然而，上仿制以崇古，下便伪造以图利。民间伪造的铜器，被作为古物加以买卖。这时期已开始在仿造的铜器 上作伪，宋代学者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古钟鼎彝器辨》上有详细的记载：“伪古铜器，其法以水银杂锡末，即磨镜药是也。先上在新铜器上令匀，然后以酽醋细 硇砂末，笔蘸匀上，候如腊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满浸，即成腊茶色；候如漆色，急入新水浸，即成漆色，浸稍缓即变色矣。若不入水，即成纯翠色。三者并以新布擦 令光莹，其铜腥为水银所匮，并不发露。”这些伪装的方法，使得伪造铜器与古青铜器在色调上很难区分。不仅如此，这时期也十分注意伪锈的制作。
通过后来对宋仿铜器的化验分析，我们了解到宋代仿旧铜器的是用铜绿(碳酸铜)加漆涂于器壁，然后将孔雀石疙瘩嵌于漆上，以充古绿铜锈。蓝锈是用蓝色调漆 先抹数处，再用小块青金石镶在蓝漆之上。红色伪锈是将红土调于漆内，或将生锈铁屑调于漆内，或将红土、锈铁屑同调漆内，敷在器壁上以充伪铜锈。
这时的伪器已见于宋代的青铜器著录书中。例如《籀史》卷十指出：“皇祐三馆古器图首载邢州所上瑞鼎，制作无法，两旁兽面衔环，三足作异兽负立，怪而不 典，不知何从而名三代器也。”又如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著录的封比干墓铜盘、王厚之《钟鼎款识》著录的师旦鼎也都是伪器。
北宋
开批量仿造先河
记者：仿伪史上，青铜器的大规模仿古和大批量造伪都始于北宋时期，原因是什么？
丁孟：宋太宗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中夺取了政权。为了掩盖不光彩的历史，有利于统治，宋朝从建立之日起就着力修订礼法典章。正如《宋史》所载：“宋太祖兴兵间，受周禅，收揽权纲，一以法度振起故弊。”
北宋王朝在修订礼典制度过程中，崇尚复古，稽考先秦礼制。宋徽宗大观初年(公元1107年)，设置议礼局“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宋史·礼志二》)。这就是北宋宫廷大规模仿制古青铜器的开始。
由于北宋王朝“诏求天下古器”，因此全国各地盗掘古墓成风，古青铜器的出土日益增多。北宋时期，随着古青铜器大量的出土，人们也就不再把它视为“祥瑞” 和“神物”。一些人或出于玩赏的目的，或出于研究的要求，开始对古青铜器加以收藏。《考古图》列宋人收藏者有河南文潞公、庐江李伯时等三十余家。但当时最 大的收藏者还是徽宗皇帝，他收集的古青铜器达二万五千多件，特建宣和殿收藏，这是一所世界上最早、藏品最丰富的青铜器博物馆。
新发现的 古青铜器并未悉数进入宫廷，而是大量地流入民间收藏，从而导致青铜器交易的合法化，出现了古物市场。叶梦得在《石林避暑录话》中记载：“宣和间内府尚古 器……而好事者复年寻求，不较重贾，一器有值千缗者。”由于铜器的市场价格不断提高，这就为造伪获利提供了条件，青铜器造伪的大量出现已不可避免。
元明清
青铜仿品较随意
记者：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知道，始于春秋的青铜器仿古和作伪，历经战国、汉唐，至宋到达高峰。那么，元、明、清至民国的青铜作伪情况又如何呢？
丁孟：宋代的仿古活动和金石学研究一样是认真的，质量高。相比之下，元、明、清三朝的仿古作品，则没有那么讲究了，或多或少增加了臆造的成分。
元代官办机构“出腊局”，是专门从事仿造青铜器的机构，作品有鼎、簋、簠、盨、爵等，其风格特点是形无其神、体态拙笨、做工粗糙、常铸有本朝年款等。
明朝仿造铜器的活动受到官方的支持，此期仿古器物数量大，种类多，特点为：仿造铜器的铜质精细超过宋、元，器表面呈银白色，并出现了许多有鎏银饰纹的仿 古铜器；器型与古器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纹饰与元代一样，在模仿古彝器风格的同时，也增添了一些晚期的纹饰；铭文此时均为楷书；当时明皇室所仿铜器，虽多 以宋代著录图像为蓝本，但形式、花纹、色泽太过精巧，不像真器古朴。
清乾隆年间，宫廷内设内务府造办处，有专人负责仿造铜器。此时仿造的铜器有：圆鼎、方鼎、分档鼎、扁足鼎、甗、豆、簋、簠、盨、觚、斝、尊、牺尊、壶、熏炉等。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作伪之风更炽。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为商人提供了作伪的新技术、新材料，从而使作伪水平大大提高。这时的北京、苏州、潍县、西安 是作伪的中心。这一时期，造假者主要用整器仿造并作伪、改造古器作成新器、拼凑古器残件作成整器、古器上重新刻花、古器上新刻铭文等手段。
文章来自《中国文物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