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白色卷发，脸上扑着工整的淡粉，眼睛依然清晰明亮，静静躺在东方医院本部特诊部病房的床上。见记者进来，秦怡让护士把病床头一侧摇高，礼貌地打招呼，一派上海老式女人的优雅体面。进门之前，护士长悄悄告诉记者，秦怡老师自己请了保姆，擦身或者大小便尽量不麻烦护士，对医护很客气，治疗依从性又很好，所以恢复得很顺利。
10年前，秦怡经朋友介绍，来东方医院治疗椎尖盘突出。经过评估，时任骨科主任谭军教授认为微创对她最为合适。彼时，微创手术在骨科系统方兴未艾，多数患者还是觉得开大刀更稳妥。谭军怕她不放心，耐心解释：“相比开大刀，微创痛苦小，也不用太多麻醉。”
秦怡当场表态：“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至于麻醉多少，是疼一点好、还是一点不疼好，你来定”。善解人意的老太太还不忘补充：“我这个人蛮硬的，就算疼我也不会喊、不会叫、不会动。”
临进手术室，秦怡忍不住还是跟谭军道出自己的顾虑：50多年前，自己曾经接受肠癌手术，癌症好了却落了个腹泻毛病，就算吃一点也会泻。手术过后，要在病床上躺几天，如果泻在床上可怎么办？！
谭军笑笑：“没关系，我们提前把便盆消毒干净备用，万一泻在床上，马上换床或床单，这些问题一点也不用担心。”
手术顺利完成，一周后秦怡满意出院。
作为电影演员，秦怡的一生，包括她的丈夫、孩子，早已公布于大众视野。对于疾病和医院，秦怡并不陌生。文革及其后的很多年间，秦怡独自一人同时照顾姐姐、先生、儿子三个病人，还要赚钱养活全家老小11口人。期间，她自己也生过几次大病：脂肪瘤、甲状腺瘤、摘除了胆囊，还接受了几次开刀，成功治愈肠癌，甚至被誉为“抗癌英雄”。
即便是秦怡，寻医治病也并非一帆风顺。朋友推荐她到一家民营医疗开刀治疗白内障，为了术后尽快消肿，医院用一种新型膏药贴在她眼睛周围，引发大面积皮肤过敏，伤痕几乎一生未消。作为演员来说，秦怡当然焦急、不满，却碍于朋友面子忍着，既不投诉也不吵闹。直到看到印有自己名字的营销广告贴到医院门口“著名影星秦怡在我院接受白内障手术”，她实在憋不住了，悄悄跟护士长打电话说：“你们医院这么大、患者这么多，做到今天不容易，但这个样子，不改进是不行的……”
对于医患关系，秦怡的体会很实在：“病人不能瞎闹，要100天才能治好的病，你闹闹医生，1个月就能好吗？不可能……医生一直在给你想办法，你要相信医生”。秦怡把一切的理解归结为演员的“分析性思维”，“演员做惯了，对任何事情都像分析剧本一样，拿过来先分析，分析透了才能解决问题”。
近十年来，秦怡的家人、朋友、甚至剧组同事生病，都被她“定点”介绍到东方医院。一个月前的深夜，秦怡在家不慎跌伤导致骨裂，独自在地板上趴了一夜，凌晨被救护车送进东方医院。考虑到她的年龄与身体状况，医院院长刘中民亲自组织会诊，制定出保守治疗的方案。
“医生说了，我只是骨裂，没有骨质疏松，是最容易好的那一类病。”躺在特诊部的病床上，秦怡接受输液、电疗，每10天复查一次，按照医生制定的方案做康复运动，并一再感谢从院长到主任到医护再到营养厨房所有的人。她期盼着早点出院，因为已经答应厂里要搞一次《青海湖畔》电影座谈会，那是她去年在青海高源拍摄的作品，自己出任编剧和主演。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接受从市委领导到文艺界同行不间断的探望，秦怡也不断拒绝着各类媒体的采访。她回归成一个寻常的离退休老人，一个面对高龄与疾病的普通老人，渴望保持生活常态，性格本色依旧：既有地母般的逆来顺受、包容谦卑；更没忘记与生俱来的无畏无惧、硬朗达观。
中国传统观念中，一个女人，无论事业上取得多大的成就，如果家庭生活不幸福，那就似乎等同于人生不幸。N年前，央视《艺术人生》做过秦怡专题，命名为《惊人的美丽 惊人的苦难》，极为迎合“红颜薄命”的大众接受心理。现在想想，把一位为电影事业付出毕业心血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女性表演艺术家，仅仅定义为“惊人的美丽”，未免太具有男权社会一厢情愿的意淫。
秦怡的一生，幸福过、 灿烂过、痛苦过、怨恨过，与真正的生活短兵相接。与其说她用对待命运的态度对待疾病，倒不如说，她用对待疾病的态度对待命运：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有什么不能原谅”，不能原谅又如何？再不愿意、再不喜欢，你还是抛不开它、不忍离它，那就端端正正地与之共处吧。做必须做的事情，挂念值得挂念的人。
这才是秦怡，这才是大多数中国女性面对疾病、面对艰难险阻、面对无常命运的寻常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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