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投射性认同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发端自 Freud的投射(projection) 概念，后由 Klein于 1946年正式提出，近 70年以来，经 Bion、Resenfeld和 Grotstein等人的发展，已经成为精神分析乃至其他众多学科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在 Spillius和 Shaughnessy (2011)看来，人们对投射性认同这一概念的广泛兴趣不仅来自于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的重要临床价值，还在于它是人际间交流互动的一种普遍形式。相关研究表明，投射性认同不仅影响领导在决策过程中身份认同感的形成 (Petriglieri & Stein，2012)，也涉及中国文化中夫妻关系的动力情境与夫妻间内隐和外显态度变化，以及具象的内部客体如何结合并形成概念、思想、符号和隐喻等抽象内部客体等问题的应用研究 (Shi & Scharff，2011；Avzaradel，2011)。然而，由于投射性认同较其他心理防御机制而言具有更复杂的表现形式，这决定了它自出生起就饱受争议 (Sweet，2010)。对此甚至有学者声称：“投射性认同产生的争议和其带来的启发一样大 ” (Buckingham，2012)。本文拟就投射性认同内涵演变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将其总结为三次重要转向，同时横向比较其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异同，最后对其最新发展态势做出总结和展望。
2 投射性认同的内涵演变
投射性认同的内涵演变经历了从单向投射到双向互动，从内心幻想到现实交流，从母婴关系到咨访关系的三次重要转向。投射性认同在一开始只被视为一种婴儿被动消极的防御机制，后经由 Klein发展而演变为一种婴儿在幻想中与母亲双向互动交流的模式 (Spillius，2011)。而在 Bion(1962)看来，这种互动模式不仅存在于婴儿的内心幻想之中，还是其借由母亲在现实中对其投射内容的接收和容纳而重新建立自身情感和经验的过程。当代分析师则不仅关注存在于母婴关系中的投射性认同，还对临床治疗中可能出现的投射性认同现象进行了探讨。
2.1 从单向投射到双向互动
投射性认同是 Klein晚年引入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并成为其追随者的一个研究重点。但早在 Klein之前，Freud (1921)就已经对群体中出现的投射性认同现象进行过相关论述。在他看来，个体通过投射把内在不被接受的情感和欲望转移到他人身上，就能将内外部的威胁体验从意识领域转移到潜意识领域，降低内心的焦虑和冲突，从而使自己避免主观知觉到的危险 (Grant & Crawley，2002)。认同 (identification)也在个体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个体通过认同这一防御机制对榜样的行为方式进行模仿，就能在幻想中占有其特质，提高自身价值感。根据 Freud，儿童正是通过认同代表着自我理想 (ego ideal)的父性法则才得以克服俄狄浦斯情结 (Oedipus Complex)，习得社会道德规范，并进入秩序社会中(Freud，1921)。
在 Freud的概念中，投射和认同虽然共同作用于个体的心理发展，但却分属两个相对独立的心理防御机制。正是在对这两个概念整合和改造的基础上，Klein (1946)提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防御机制 ——投射性认同，指称“一种构成攻击性客体关系的原型的特殊认同形式 ”。在她看来，投射性认同是婴儿以分裂 (splitting)的方式来应对内心冲突的一种防御机制。当母亲无法带来满足体验时，婴儿会产生一种迫害性焦虑，将自我中富有攻击性的、焦虑的部分通过呕吐或排泄等幻想方式投射给母亲，并在潜意识幻想中使母亲认同这些被投射的部分，从而摆脱或攻击摧毁自我中的破坏性部分，缓解内在焦虑和危险，实现对母亲的控制。这一观点意味着，Klein在将投射和认同联结为同一机制的两个阶段后，母亲就不再仅是一个被动的被投射者，而能够主动地通过认同与婴儿进行双向互动。 Klein的这一观点虽然仍将投射性认同的过程局限于婴儿的潜意识幻想之中，但却首次突破了 Freud单向投射的藩篱，从而更凸显了客体母亲之于婴儿心理发展的重要性。这种思路的转变也是客体关系学派区别于古典精神分析的重要标志之一。
Klein (1946)认为投射是一种 “投射进 ” (project into)，而不是 “投射到 ” (project onto)。换言之，投射性认同是一种自体的成分有力地进入客体并控制客体的过程，被投射的往往是部分的自体，而不仅仅是情感和态度。并且，投射的内容不只是迫害性焦虑等坏的部分，有时还有好的冲动和爱的情感。这些好的部分对婴儿发展真实客体关系，整合自我能力至关重要，因为婴儿通过将自身好的部分投射向客体，并将其再次内投后，就能在内心世界建立起一个支撑自己的强大的好的内部客体。但是，如果这些好的部分被过度投射进客体，就会造成客体过度理想化，从而导致婴儿自我的弱化，使其自我发展贫乏，过度依赖他人。这些观点不仅大大扩展了投射性认同的范围，也暗含了后来被 Bion所强调的现实中的人际交流功能。
2.2从内心幻想到现实交流
Ogden (1979)认为投射性认同是从内心通往人际之间的道路，这一观点反映了投射性认同内涵演变中的第二个重要转向。在 Klein那里，投射性认同被理解为一种婴儿内心的全能幻想 (即幻想自己无所不能 )，仅仅发生在其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之间，而现实的客体母亲并未被影响。而在 Bion看来，投射性认同不仅是婴儿的全能幻想，还发生在现实的事件中 (Goretti，2007)。因此，他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全新的改造，将投射性认同拓展到人际之间，把它从一个人的内心幻想转变为两个人在现实中的复杂关系事件。
在早期，Bion继承了 Klein投射性认同概念的基本涵义，并做了两方面的扩展 (Bion，1957)。一方面，Bion扩展了投射性认同的内容。他认为，被分裂和投射的不仅是客体和自体的部分，还包括 Klein未提到的意识、注意、判断和知觉等心理过程。另一方面，Bion区分了投射性认同的两种形式。“现实性 ” (realistic)的投射性认同是一种带有原始交流目的的正常形式，它不仅是一种主观幻想，还是一种能对被投射者的心理产生影响的现实投射，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基础；病理性的投射性认同通常存在于精神病患者身上，患者在避免难以忍受的心理灾变时就会采取这种病态的方式，试图以一种全能幻想的方式来逃避现实。
随着临床实践经验的增加，Bion开始意识到人际环境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投射性认同不应该仅以防御为目的，在投射者和被投射者之间，这种机制也具有某种沟通的作用。因此，Bion用容器(the container)和被容纳者 (the contained)来解释投射性认同，认为投射性认同是反复发生在容器和被容纳者之间的一种共生关系，一种二人系统的无意识交流模式 (Bion，1962)。母亲如同一个容器将婴儿所投射出的所有感觉都容纳进去，并借助其强大的心理能力的加工使它们变得可以理解和忍受，然后再将其返回给婴儿。这样一来，婴儿便能重新理解他的经验，并将内部客体转变为一个能够承受并缓和其焦虑的好客体，从而得到被支持和拥抱的感觉。这一过程的效果取决于母亲作为一个容器的心理加工能力，若母亲无法有效吸收和容纳来自于婴儿的投射，就会产生恶性循环(Vaslamatzis，2005)。Skogstad (2013)对此指出，Bion只注意到了母亲对婴儿投射的容纳，却忽略了母亲也会将自身的情感投射给婴儿。
2.3从母婴关系到咨访关系
现实交流不仅存在于早期母婴的关系中，还是精神分析治疗中患者和分析师互动的最普遍形式。Waska (2013)认为，投射性认同在咨访双方的内心互动和人际互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相较于 Klein由 Freud的成人治疗到儿童治疗的回溯，当代许多分析师在重新回归到成人治疗的同时，也将存在于母婴关系中的投射性认同扩展到咨访关系中，并更加关注投射性认同的病理性方面。
在 Rosenfeld (1964)看来，投射性认同是一种病理性现象，与早期自我的分裂有关。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中好与坏的部分都会分离出来，随后分别以爱和恨的形式被投射到外部客体中，这导致了自我中被投射的部分与外部客体之间相互混淆，临床上则表现为患者无法区分现实和幻想，也无法区分真实客体及其符号表征 (symbolic representation)。这些患者有时幻想自己无所不能，能够进入分析师的身体内部，攫取其所欲望的品质，并成为分析师的一部分；有时又幻想自己如寄生虫般生活在分析师体内，行为极其被动，希望分析师为自己主宰一切。
Rosen等(2001)认为，投射性认同开始于分裂这一防御机制，并进而转变为一种潜意识人际互动形式。患者会先否认并分裂出自身的某些方面，再将其投射到分析师身上。这一过程更接近简单的投射。但当分析师开始受到投射内容的影响，并不自觉地扮演患者赋予其的角色时，投射就开始演化为投射性认同。通常来说，当患者在潜意识中操纵和控制分析师时，分析师会表现得比其他人更易受到操控 (Meissner，2009)。Gostecnik等 (2009)提出了一种更具整合性的观点，认为投射性认同相继发生于个人内心和人际之间。个体首先会经验到某些自体无法接受的方面，再将其投射到外部客体上。这种潜意识过程会不可避免地唤醒客体身上伴随于该投射产生的情感和焦虑，进而发展为人际间的情感互动行为。这种观点与 Bion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只基于临床角度去强调分析师的治疗者角色，而是对这种人际互动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进行更加广泛细致的探讨。
Grotstein (2005)认为，主体间的投射性认同不仅是 Klein提到的投射主体的潜意识全能幻想，还包括另外两个过程：第一，投射主体在意识或前意识层面上对感觉运动的感应，如刺激性行为的唤起 (心理上、生理上或言语上的故作姿态或假装正经 )；第二，被投射主体对投射主体的经验进行自发共情的模仿。Grotstein建议用投射性认同指代 Klein观点中有关潜意识全能幻想的部分，而将 Bion关于主体间交流的概念重新命名为“投射性超认同 ” (projective transidentification)。在他看来，Freud，Klein甚至 Bion都认为投射内容能直接进入客体，但事实上，投射内容并不能真正进入外部客体，因为被投射出的只是主体的内部客体意象，亦即 Klein所说的潜意识幻想。 Bion虽然在现实交流的层面对投射性认同进行了探讨，却从未承认投射内容能真正进入客体，因为他认为客体只是“被影响” (Gallese，Eagle，& Migone，2007)。
3 投射性认同、投射及移情的比较
由于投射性认同、投射及移情 (transference)等概念都涉及到现实焦虑或情感的转移，人们往往容易将三者混为一谈。但就投射和移情而言，它们都只是一种单向的情感转移，并不涉及患者和分析师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投射性认同的交流方面则是患者与分析师之间形成移情关系的重要条件。患者借由投射性认同将内心的焦虑和冲突转移到分析师身上，就能使两者间产生情感互动 (Milivojevic，2005；Geltner，2005)。因此与投射和移情相比，投射性认同更强调营造一种主体间互动的流动场域，这一特点为咨访关系中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实现提供了基础。
3.1 投射性认同与投射的比较
投射机制的发展伴随于婴儿客体关系的发展，并与其处理客体关系的模式相互印照。生命之初，婴儿从主客不分的混沌状态进入到将母亲知觉为一个独立于自身的外在客体的阶段，并在内心形成一个相应的内部客体意象 (虽然此阶段的内部客体还只是全好或全坏的部分客体 )。对应于这个阶段，婴儿的投射内容来自于对焦虑的直接现实感受。由于缺乏对自身的认知评估能力和对焦虑的整合反思能力，他投射的内容多是片段的、不完整的，缺少与客体的有效沟通。但无论投射的内容如何，客体总会给婴儿一个反馈，结果是婴儿得到了一个新的信息，并再次对它进行直接的、片段的解读。因此，这个阶段的投射过程对婴儿而言还只是一种歪曲盲目的交流方式，但它的意义在于给婴儿应对内在焦虑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帮助婴儿有效地应对难以解决的内心冲突。随着认知能力和整合能力的发展，婴儿逐渐形成成熟的自我和完整的心理结构，开始有能力将部分客体整合为一个完整现实的客体，其投射机制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阶段主体开始有能力正确地评价和整合自身的内在焦虑，其投射的内容也更加明确 ——不再只是某种片面极端的情绪，而是一种对现实焦虑的综合感受。这时，对于客体 (母亲或分析师 )来讲，对投射内容的有效吸收、评估、处理和反馈就显得尤为关键。客体将投射内容转化为一种可以被理解的情绪，赋予其合理成分，并传递给主体，使主体对自身有了更好的觉察，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有效的投射性认同。
投射并不会随着投射性认同的发展而消失，而将与它共同作为重要的心理防御机制继续发挥作用。Kernberg (1987)在心理病理学的表现形式上对两者作出了区分。第一，投射主要发生在神经症状态下，它建立在以压抑为中心的自我结构基础上，并以此作为基本防御机制；投射性认同主要发生在精神病和边缘性状态下，它建立在以分裂为中心的自我结构基础上，并以此作为核心防御机制。第二，在投射中主体通过有效的防御疏远客体，与它保持距离；在投射性认同中主体通过防御内心中无法忍受的部分来控制客体。第三，在投射中主体对被投射的客体缺乏共情 (empathy)，且无意引发客体对其接收到的投射内容进行回应；在投射性认同中主体对被投射的客体保持共情，并在潜意识中诱导客体对其接收到的投射内容进行回应。
3.2投射性认同与移情的比较
移情在分析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患者将自身心理结构和早期经验所塑造的情绪体验转移到分析师身上。这种转移并不是患者对过去经验的简单歪曲或重复，而是患者对与分析师间的治疗互动的解释，是早期人际关系模式的激活和重现。 Waska十分强调在分析过程中时刻保持移情关系，以探求咨访关系中出现的投射性认同。在他看来，从投射性认同向移情的转变建立在内心幻想的基础上(Waska，2008，2010)。个体借由潜意识幻想将自身投入到客体之中，就能从客体内部去影响客体的情感(Busch，2006)。
内涵的相似往往容易使人们将投射性认同和移情混为一谈 (Holmes，2014)。Kohut(1971)提出的镜映性移情 (mirroring transference)和理想化移情 (idealizing transference)就是某些自恋性人格障碍患者在分析过程中出现的类似病理性投射性认同的现象。不过，它们虽与其在某些病理表现上十分相似，但却有标志着治疗进行到一个新阶段的积极意义，因此绝不能将二者与投射性认同混为一谈。移情和投射性认同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起因不同。移情是早期人际关系模式在特定情境下的重现。例如，患者现在的人际模式往往是早期人际关系模式的强迫性重复，而他对当下咨访关系的体验正好诱发了这一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咨访关系就成为联结潜意识和意识的桥梁和产生移情的诱因。而投射性认同的出现则是患者对内心难以忍受的体验和冲突的拒绝和防御的结果。其次，内容不同。在移情中，其转移的内容主要是患者当下的情绪体验，其本质是早期的关系模式。而投射性认同并不只是情绪体验和早期关系模式的转移，还包括自体内部的焦虑和冲突等一切主体在潜意识层面所拒绝之物，有时甚至包括好的冲动和爱的情感。最后，就其结果来看，投射性认同的体验和冲突会在自体内部形成一个带有浓重自体色彩的客体意象，主体将自身的某些品质赋予了内部客体，而移情过程则没有这一产物。
移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潜意识的投射过程，个体并不清楚影响其当下行为的正是过去的经验 (Zepf & Hartmann，2008)。精神分析的目的正在于帮助患者意识到并理解那些经由投射而被转移的内容，从而使潜意识过程意识化。对分析师来说，为了将这种潜意识中的投射和移情机制揭示出来，其运用的最主要的处理方法就是对在较长时间里反复发生的与潜意识冲突有关的事件进行解释，具体包括患者的梦、幻想、对分析师的反应以及对生活事件的描述等。有效的解释往往来自于分析师对患者的主观体验和那些被压抑、否认或投射的内心体验的共情性理解。在 Kernberg (1997)看来，解释针对的应是此时此地的感受，而非过去的体验，并且只能随着分析的进行逐渐将当下的体验和与之相关的彼时经验联系起来。否则，任何“操之过急 ”的解释都容易因触发患者的创伤经验而导致其阻抗 (resistance)行为的发生。这是因为，解释的目的在于帮助患者提高自我意识的水平，知晓当下的种种不适正是来源于某个业已过去的不快经验，而非让患者再次经历彼时的创伤体验。由于分析师对患者内心世界的理解大多来自于其所接收到的患者的投射和移情的内容，以及自身对这些内容的反应，因此，无论是患者指向分析师的投射和移情，还是分析师指向患者的认同和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都是分析师探索患者内心世界的必要工具。
4.总结与展望
时至今日，投射性认同自提出伊始已走过了近 70年的历程，其内涵经由发展也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它不再只被看成一种对现实状况消极被动的防御，更被视为一种潜意识中的人际互动形式。对患者而言，它是一种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更好地适应主客体关系，降低现实焦虑的有效方式；对分析师来说，它是帮助患者解释阻抗，修复创伤的重要手段。 Klein引入投射性认同的概念，既是对投射的一个补充和修正，也契合了婴儿生长过程中防御机制的发展情况。生命初期的投射还属于一种较为原始的防御机制，而投射性认同的出现则是婴儿整合能力的发展、自我的成熟、心理结构的完善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更为成熟复杂的心理机制。但这一机制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从投射到投射性认同的过程，事实上，在个体以后的生活中，它们会共同作用于其对现实问题的处理之中，具体区别表现在两者发生原理、表现形式以及主客体的相互关系等方面。与移情类似，投射性认同也是一种患者将自身心理结构和早期经验所塑造的情绪体验转移到分析师身上的过程，但同样不能因此模糊两者在起因、内容和结果等方面的差异。
内涵演变的三次重要转向不仅反映了投射性认同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其价值的普遍适用性。但需明确的是，这三次转向的共同之处在于：分析师只是基于临床实践对其内涵和取向进行修正，并无法获得科学实证层面上客观证据。近年来，神经精神分析 (neuropsychoanalysis)的兴起为精神分析和实证科学的对话提供了可能，也为人们重新定义和理解投射性认同打开了全新的视角。当前来自人类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系统 (mirror neurons system)的证据表明，当个体执行某个动作 (包括面部表情 )或观察其他个体从事相似动作时会激活大脑皮层中类似的神经系统
(Molenberghs，Cunnington，& Mattingley，2012；Cook，Bird，Catmur，Press，& Heyes，2014)。Gallese (2014)进一步指出，由镜像神经元活动所产生的具身模拟 (embodied simulation)可以被视为传统精神分析领域内的交互主体性实现的神经基础。按照传统精神分析的观点，虽然分析师对患者情绪表达的自动化模仿以及由此产生的投射性认同不是治疗本身，但却能为分析师共情地理解患者提供重要依据。相似的推理也支持患者移情反应 (transference reaction)的概念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师的行为类似一种 “黑屏”模型，分析师几乎没有发出任何行为和情感的信号。然而，神经精神分析认为，由于咨询过程中分析情境的互动性，患者对分析师的行为和情感表达的观察有可能激活了患者的某一神经模型 (这种模型正是分析师大脑中被激活的 )，并进一步触发患者产生一种自动化的模拟与移情反应 (Gallese et al.，2007)。当然，目前的实验证据主要集中在移情与镜像神经元关系的探讨上，未来的研究能否借助镜像神经元系统的活动规律与镜像机制的复杂特征来检验传统精神分析关于投射、移情与投射性认同之间的差异将会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