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中的一些趣事之——孩子并不是家里的“宝宝”

    最近看了电视剧《有你才有家》里面讲到主人公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成天对五个孩子除了小女儿外不是打就是骂，结果导致了几个小孩的悲剧人生。很有感触，勾起我儿时的记忆。

    邻居姐姐

     我们小时候住宅条件都是很差的，我们住在一栋大院里面的一间房，大院住着十几户人家，每户人家少则五六口人，多则十几口。我因为家里没有我睡觉的地方，所以基本上都是在邻居姐姐家合铺睡觉。小时候所有的姐姐妹妹们都在一起绣花赚钱，一起上学，所以感情都特别好。我们主院住的是“成家”，他们两兄弟是房子主人的后代，两兄弟都是十五六岁结婚，他们的老婆更是十三四岁结婚，都是童养媳。哥哥生了八个孩子，弟弟生了九个孩子。哥哥的其中一个孩子珍姐跟我关系比较好，她比我大七八岁，是很漂亮的大姐姐，我的绣花手艺很多都是她教的。不过在她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去了海南岛上山下乡，一去很多年没有消息，可能那时候我太小，她没有给我写过信。突然在我高中毕业的那年她回来了，带着她的“当地农民”丈夫和肚子里的孩子。她说海南的条件实在太差了，想回来生小孩。可是当她回家的时候，见到父母的那一刻就是没完没了的打骂，孩子他爸可能是忍受不了就在第三天穿着短裤拖鞋外出，一去不复返了。而珍姐因为临产了，不得不忍受着打骂，为了不要“白吃饭”，每天绣花至少十几二十个小时，晚上也就在绣花的厅里打地铺睡几个小时。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吧，孩子顺利生出来了，但是就在孩子出生后几天，在一次被剧烈的打骂之后她也是穿着拖鞋，抱着孩子，没有带任何东西出门了。从此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也没有人知道她们母子是死是活？直到前几年，我问我哥哥真不知道她怎样了，哥哥说从那次离家之后连她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再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我见过的又何止珍姐一人这样的遭遇？在那个没有计划生育又贫穷的年代，多一个孩子就是多一分累赘，发生这种事情太普遍了。

    我的亲姐

    我姐姐比我只大一岁，她是足月出生的，我和哥哥都是早产儿，所以姐姐身体比较好。也许就因为足月，在她出生后没多久就送到汕头二舅妈那里养，而二舅妈自己也有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到了三岁又被送到潮阳奶奶家，奶奶家因为成份不好，生活极其困难。到了六岁又被送到饶平一位朋友伯伯家养，一直到读四年级才因为乡下完全“停课闹革命”，伯伯怕耽误她的上学才送回来，在潮州半停课的状态下读到初二第一学期就被妈妈送去海南岛上山下乡，当时她才是十四岁，六七十斤的小姑娘。海南岛知青岁月一直到十八岁被调往英德红茶厂继续当知青，二十三岁才回到潮州。在海南岛知青中她应该是最小的，经历了多少的磨难无须猜测，想都不敢想。我姐说她“既是家庭的弃儿，也是社会的弃儿”。好在苦尽甘来，姐姐结婚后一切都好起来了，晚年是幸福的。

   其实我们家人口并不多，兄弟姐妹四人，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最小。爸爸是国家干部，虽然官不大但权利挺大的，只是不敢用也不会用，换作会用权的人我们家应该是令人羡慕的。妈妈也是国家干部，工资不高但也比大多数人好。我从小绣花，赚钱还是挺多的。按理家里经济应该比很多家庭强，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经常被“送”出去，从来都没有吃过肉 ，甚至经常吃不饱饭。我不知道比我们家穷的家庭是怎样熬过来的？

    我的大哥

    大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不是妈妈生的，他的妈妈因为成份不好遭受冤屈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三岁时我爸爸妈妈结婚后才把他从家乡带出来。我妈妈很能生，结婚后三年生三胎，到我出生后爸爸主动去做了结扎手术才停止了没完没了的生育。所以当大哥来到新家的时候弟弟妹妹不停的出生，估计日子好不到哪里去。大哥比我大七岁，小时候最疼爱的应该是我吧，经常听他骂二哥和姐姐但从来都没有骂过我。大哥喜欢无线电，小时候自己装收音机，我上山下乡期间的收音机就是他自己装后送给我的，还经常带我去帮人家拉电线。我可以说是他的“跟屁虫” ，当我稍微懂事的时候，大哥就是家里负责做饭的。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正值少年，爸爸第一批被戴高帽游街，后来去了“劳动改造”，可能是因为“五类分子”的儿子吧，在学校被歧视，甚至被同学打骂，也不能参加“红卫兵”，所以就跟家里“划清界限”。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对爸爸妈妈的反应那么强烈，按理他们应该是懂得那时候的无奈，但是他们并没有原谅大哥的“划清界限”，从此对大哥非常不好，经常打骂，甚至把大哥赶出家门。文革后期大哥已经中专毕业分配到机电厂工作。家里所有的体力活，比如做蜂窝煤，到乡下去买红薯，建土胚房的土砖，石头等等全部都是大哥和他的同事朋友一起完成的，但无论他做多少事情，无论他把所有的工资都上交妈妈，还是没有得到爸爸妈妈的一点点好脸色。到了1973年，妈妈要来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上大学指标，大哥已经是省级国营厂工人，二哥也是集体厂工人而且只是初中毕业，姐姐上山下乡在英德红茶厂，小学文化。而我刚刚高中毕业，大哥说这个大学指标是给我的，可是妈妈却让大哥去上学，而且再也不允许他回家。有一次暑假大哥回家的时候，爸爸不让他进门，用扫帚打他。我不明白，爸爸却说“他已经跟家里划清界限了”。大哥就是这样在打骂中成长，也许就是童年的创伤吧，后来大哥变得很偏激，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以至于影响到他一生对自己的家庭以及对社会的种种适应不良，奠定了一生的悲剧。

    我的二哥

    我的二哥是不满七个月的早产儿，妈妈说他出生后在“保温箱”里面“孵化”了一个多月才出来。妈妈没奶，那时是没有婴儿奶粉的，所以是喝米汤长大的。还好除了个子比较小之外其他方面基本正常。二哥小时候特别调皮捣蛋，所以挨骂挨打是常态。记得有一次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事，被爸爸装在麻袋里面，然后夹在单车后面拉倒韩江里“浸猪笼”，那时我还很小，吓得好几天不敢说话，经常躲到邻居姐姐家里绣花，晚上也在她家睡觉。还有一次他跟邻居的男孩吵架，用一颗用过的小电池放进他们家的鱼缸里，导致鱼缸里面的鱼全部死光，被爸爸打得血肉模糊。还有一次他爬门框爬到上面跳下来，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自己没摔断腿却被爸爸又是一顿揍。总之，二哥被揍是经常的，好像我们也习以为常了。

   我

    我是家里唯一没有挨打挨骂的一个，哥哥姐姐都说我是爸爸妈妈“最宠的一个”，其实我并没有感觉到“宠”，也许是因为我最乖巧，又是女孩吧，姐姐长期不在家，我又从来不惹事。我六岁就跟着邻居姐姐学绣花，那时候绣花赚钱是“主业”，读书是“副业”。我手脚很麻利，赚钱也多，而且跟“放花”的阿姨关系比较好，所以经常拿到容易赚钱的花绣。很长一段时间是补珠绣衣服的接缝，接缝少就可以很快完成一件，如果碰到接缝大的，一件当几件，所以跟“放花”的阿姨关系就非常重要了。我们还绣很多“固绣”，就是绣潮剧等用的龙袍。“丝绣”绣的是挂壁的画和潮剧，京剧等的衣服。绣枕头套，床眉，钩花等等，反正来什么绣什么。有时候还织毛衣，织一件男人高领毛衣可以赚五块钱，一般一周就可以完成，那是很大的一笔收入了。因为赚钱多，学习又好，从来不惹事，所以基本上没有被打过。但是唯一一次被爸爸骂的狗血淋头反倒是结婚生小孩后的一次。那时我先生已经调深圳工作，我还在汕头当医生，每天都非常忙。临时把三岁的小孩放妈妈家，其实是我嫂子带的，妈妈从来不干活的。大概放了2个月，我就拿到考试（当时进深圳医生要考试的）通知书了，于是我把自己家里的好吃东西（那时当医生已经有人送巧克力，水果，曲奇饼之类的“奢侈品”了）全部打包用一个装一百斤大米的麻布袋装好想弄回家，事先写信说好时间，具体到几点的班车，让爸爸去车站接我。可是当我到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等到爸爸来接，如果雇三轮车要五块钱，不舍得花钱，所以只能慢慢拖着麻袋走回家，拖烂了一头，捆紧换另外一头拖，结果拖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家。回家的时候爸爸想起来了去接，走的路又不是按照我信里说的路，结果没碰上。他回到家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破口大骂，骂得我儿子躲在我身边把头埋进我怀里不敢说话，而我除了眼泪啪啪的下一句话用没有。这是我唯一被骂的一次。

   以上这些只是我们家经历的一点点，其他家庭我不太清楚，但是那时候打骂孩子是“家常便饭”，大家都“习以为常”。跟现在的“宝宝”相比，我觉得那时候孩子不但不是“宝宝”，而是“累赘”吧。唉，时代的特征吧，或者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吧，不怨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