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许多人都指出当前的经济形势与上世纪30年代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杠杆率过高的金融市场全线崩溃、经济从“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中痛苦地复苏，这一切都很容易让人进行对比。
但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资本主义危机，还是一场质疑西方民主国家是否有能力实施果断的领导、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信任危机？我认为是后者。信任危机对上世纪30年代最危险的事态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当时的情况要极端得多。在西方，我们必须直面这种自我怀疑，不要让信任危机扎下根来。
到东方，人们会发现，没有人在谈论“危机中的资本主义”。过去30年，自由企业在亚洲的发展，已帮助数亿人摆脱了长期贫困。亚洲国家面临的挑战不是收入增长停滞，而是如何满足经济繁荣之后民众日益强烈的政治抱负。
西方不缺少政治表达。事实上，当英国《金融时报》上关于“占领”运动的文章开始引用哈耶克(Hayek)时，可以说，政治表达已经到达了不可思议的新水平。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人们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即对于我们下一代的世界将好过我们这一代的一种承诺。我的观点是，消除这种怀疑的途径不是抛弃资本主义，而是热烈拥抱资本主义。
让我们看一看这场信任危机的几种表现。
首先，在大多数人的收入都在减少之际，少数富人的收入却在增加，人们普遍对此感到愤怒。尤其让人愤怒的是，那些引发危机的金融从业者，却得到了如此丰厚的回报。我总是想，银行在2009年发放奖金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短视、甚至愚蠢的举动，因为就在几个月以前，纳税人刚刚付出了巨大代价为银行纾困，支撑起了整个金融体系。这分明是在奖励失败，破坏了自由市场的一个核心前提。
我们现在所需做的，是在更大范围内践行自由市场原则，而不是为既得利益提供舒适的保护伞。英国设计出了圈护零售银行的改革措施，以便使经营不善的银行能够破产，不必把纳税人劫持为人质。
其次，人们开始质疑西方民主国家是否有能力让大多数民众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一直以来，政府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构建越来越庞大的福利体系，以便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不可否认，政府应当实行某种程度的再分配。但如今我们显然已明白，再分配将无法解决大多数民众的相对生活水平长期下降的问题。福利体系迟迟未进行改革，不但在这个巨额赤字时代已无法维系，而且由于它使数百万人产生依赖，不再去工作，已经越来越没有理由为自己辩护了。
一些被迫在税收和支出方面做出让步的左翼人士，现在想要通过立法和监管实现市场未能实现的目标。看起来这可能像是一份免费午餐，但我们从痛苦的经历中得知，在市场经济下企图控制价格和工资，将会造成失业和经济衰落。
我们不应因为人们失去机会而向其提供补偿，而应该把宝贵的资源用于增加机会，并让人们从全球经济中分享到好处。如果我们国民缺少人力资本、优质学校、世界级的大学和研发投入，从而无法提高自己的劳动力价格，那么我们将成为全球化的输家。
最后，我们必须直面人们对于西方政治制度面对问题时无力采取果断措施和放眼长远的担忧。美国国会出现僵局，欧元区行动迟缓，都无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英国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我们不畏做出勇敢的决定，而且我相信，这些决定让人们相信我们尚有行动能力。我们英国如果想维持竞争力，就需要在机场吞吐量、监管与核能源等有争议的问题上做出更多勇敢的决定。此外，如果我们想要带来更大的繁荣，整个西方都需要采取勇敢的措施来支持企业的发展。
达成全球自由贸易协议的经济意义不言而喻，但每个人都说，政治操作起来太难了。然而，收入下降带来的政治处境会更加艰难，所以让我们欧洲鼓起勇气，深化单一市场，并与印度、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达成贸易协议。让我们燃起信心，向主权财富基金开放对我们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不要再把国家安全当作实施保护主义的借口了。让我们重拾自信，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不要再把互惠当作实施保护主义的挡箭牌了。让我们努力加强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以证明全球市场是根据全球规则管理的。
我们眼下在西方看到的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危机，而是一场信心危机。开放社会总是会有敌人的。如果我们能够直面敌人，将会给我们国民带来巨大的福祉。
本文作者为英国财政大臣
译者/邢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