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同亚洲比较，欧洲更支持国际组织。然而，当这些组织逐渐改变以容纳崛起的新势力时，欧洲选民很可能对它们失去兴趣，欧洲不能让亚洲放慢崛起的步伐，亚洲国家变得更有影响力时，将以它们的方式塑造这些组织，就像在上一个世纪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反映了欧洲和美国强大的影响力一样。
最近三年来在欧洲与美国出席会议时，我深深体会到西方对亚洲的崛起、亚洲强国不断提升的影响力、及它们对支配国际机构的西方价值观和准则的挑战日益关注。这些强国的崛起会改变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决策惯例的看法，引起了一些抗拒。
比如，虽然认识到中国在国际决策上应该扮演更大的角色，西方所采取的方式，是要知道中国是否会遵循二战后美国与欧洲所定下的规则。欧洲人尤其关心他们日益式微的影响力，还有他们在国际外交所主张的准则与价值观，在亚洲强国于国际课题上寻求更大角色及推广他们的价值观时，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
顽强抵抗
因此，欧洲采取了顽强的行动，来延迟重大国际组织的权力重新分配。对自己在过去60年来成功建立一个团结与和平的大陆的努力受到肯定，在今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欧盟无疑感到非常欣慰。然而，奖项肯定的是欧洲以往的成就，不是一项欧洲对未来世界趋势影响力的指标。
有鉴于欧洲在全球势力平衡的相对式微，及欧洲现在有共同的安全与外交政策，欧盟在安理会是否应该只有一个席位，是应该提出来的课题。不过，英国与法国显然很珍惜它们的席位和否决权，也不热衷于支持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要维护现有特权不是欧洲人独有的心态。身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也支持维持现状，不愿意让日本和印度成为常任理事国——即使是不享有否决权。
另外，中国要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拥有符合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投票权。德国、英国、法国及荷兰与比利时联合起来，各拥有比中国大的投票权。美国拥有16.75％的投票权，让它可以否决需要85％投票权通过的重大决定。欧盟拥有的32％总投票权，也让它享有同样的否决权。
重新平衡
未来，亚洲国家将要求改变目前由欧洲人出任IMF总裁，美国人出任世界银行行长的惯例。不过，在IMF的下一场斗争，很有可能是对其理事会席位重新分配的争论。在24个席位中占有9个的欧盟目前占主导地位。缓慢的调整步伐反映了长期在国际课题上举足轻重的国家，不愿意接受因为国际实力从欧洲转移到亚洲，所以重大国际组织有重新平衡的需要。
口头上虽然支持具代表性的原则，在现有影响力可能被削弱时却不惜扭曲规则。拥有较小投票权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及北欧国家，肯定不愿意失去在理事会的席位，即制定IMF政策的权利。全球经济实力的转移，并没有在IMF及其他国际组织得到体现。美国目前是全球最大负债国；欧元区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国则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这些改变应该促使IMF等机构的重组，但进展却十分缓慢。
亚洲与拉丁美洲觉得，IMF在它们于10多年前因为自身的错误政策陷入危机时，扮演了“世界金融警察”的角色，但在对希腊、葡萄牙及西班牙出现违约的风险上，却会采取宽容的态度。问题是，当目前的危机是由欧洲的错误政策造成时，IMF是否应当由一名欧洲人领导？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多1998年1月同IMF签订协议，接受结构调整配套，IMF总裁康德苏双手抱胸看着他的类似画面，是不可能在欧洲重演的。
亚洲未来形象
欧洲有过多的代表及维护其现有地位的趋势，也体现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自1994年成立以来，曾领导组织的是两名欧洲人及一名亚洲人。没有美国人担任过其总干事。因为贸易政策是由欧洲委员会负责，所以它积极为欧洲争取利益。同样的，90年代WTO（世界贸易组织）的一轮新谈判，因为欧盟要加入“新”课题如投资、竞争政策、环境及核心劳工标准而被延迟了。其实，大多数成员，尤其是崛起的亚洲强国，对这些课题并不感兴趣。
欧盟把这些和其他“新”课题加入谈判议程，是为了转移对本来是新一轮谈判焦点——农业——的注意力。这样的延误有重大的后果，因为它让达成具约束力的协议变成不可能的任务。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导致过去10年的许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目前，同亚洲比较，欧洲更支持国际组织。然而，当这些组织逐渐改变以容纳崛起的新势力时，欧洲选民很可能对它们失去兴趣，欧洲不能让亚洲放慢崛起的步伐，亚洲国家变得更有影响力时，将以它们的方式塑造这些组织，就像在上一个世纪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反映了欧洲和美国强大的影响力一样。
作为位于亚太中心的贸易国，拥有一个公正和开放，并反映全球势力平衡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是符合新加坡利益的。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原载研究院电子刊物《RSIS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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