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色”
是个坏词吗
□作者 熊培云
一个好社会,必定要在心灵与头脑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巴黎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些法国人倾向于将左右之争理解为心灵与头脑之争。讲效率的摊大饼关乎头脑,讲公正的分大饼则关乎心灵,因为头脑追求差异,有三六九等,心灵却各有灵气,没有优劣之分。
2005年,我曾提到“好色男人”有两种死法:一是死于女色,一是死于国色。前者指的自然是“牡丹花下死”的男人,后者则是指那些“为乌托邦献身者”,他们在一个虚构的“美丽新世界”中迷失方向。
心理学家和
“好色之徒”
在一些思想封闭的人看来,“好色”是个坏词。平素里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比如说某些妻子把在大街上顾盼其他美丽女性的丈夫称为“色狼”,甚至要求离婚。由丈夫的爱美之心而走向婚姻诉讼,是悲剧,还是喜剧?
然而,在我看来,好色并非是件肮脏的事。庄子有云,“哀莫大于心死。”心所为何物?我的回答就是“好色”——因为“好色关乎心灵”。
为了进一步了解人类好色的本性,我们不妨简单“洞察”一下马斯洛,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在《洞察未来》一书中,马斯洛讲了一段自己好色的经历。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大型聚会。一位姑娘走了进来,她是如此地美丽,所以我简直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突然,这位姑娘意识到我正盯着她看,于是走过来对我说:‘我认识您,而且知道您在想什么!’”
“我吃了一惊,有点不自然地说,‘真的吗?’‘对,’她得意洋洋地说,‘我知道您是一位心理学家,您正试图对我的心理进行分析。’”
“我哈哈大笑,回答:‘那并不是我正在想的!’”
在这里,马斯洛不是考究人的需求层次的理论家,而是不折不扣的“好色之徒”。
宽容乌托邦梦想
倘使理解“好色关乎心灵,而不关乎强奸”,我们便会对历史上的那些乌托邦梦想(追求“国色”)有了宽容之心——向往美好世界无罪,就像人们顾盼美女无罪,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实践自己的理性。
20世纪以来,人们对启蒙运动、乌托邦运动多持批判态度。当理性的梦想破灭,波普尔的“试错理论”与西蒙的“有限理性”开始受到欢迎。许多有关启蒙的反思同样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即彻底否定人类的乌托邦理想。而欧盟在某些地方受到抵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它的“乌托邦情调”。然而,乌托邦并不害人,害人的只是以乌托邦的名义强奸民众,或怂恿互相强奸,同时强奸乌托邦理想。
应该说,关于理性与情感、头脑与心灵的争论贯穿人类的始终。法国群体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曾讲到一个国家被领袖催眠后,就会变得像女人一样丧失理智。林语堂则说,“男人只懂人生哲学,女人却懂人生。”女人的直觉能抵达心灵,男人的理性有时却接近幻觉。当战争让女人走开时,男人却在战场上死个精光。
(摘自《自由在高处》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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