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国民党保密局（军统）高雄组派员，成功渗透进入“台共”高雄市工作委员会，并在一次秘密会议后，捉到该会的工运负责人李汾。

在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谷正文的审讯下，李汾很快叛变，并交代出10月31日有一个重要会议，上级约其当晚七点钟在高雄市农会门前会合。

这一天，一名颀长瘦削、看起来四十二三岁的男子按时出现了。他看到了站在一棵大芒果树下的李汾周边无人，便走了过去。这时，从芒果树浓密的枝叶里跳下一个人，正好骑在中年男子的脖子上，旁边又突然蹿出两个特务，一下将其按倒在地。

“你把我出卖了!”这名男子面向李汾忿忿地说了一句，然后一路缄默。此人便是“台共”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还任“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副书记的陈泽民。

原准备皮开肉绽、承受严刑酷法的陈泽民，被送去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保密局高雄组长、早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听过毛泽东报告的黄昭明的私宅。一进门，大小两位黄太太略施粉黛，笑语盈盈，待陈泽民以上宾之礼。二太太还将自己的房间腾出，让陈泽民住下。

此后，谷正文带几个手下，到陈泽民位于后火车站五块厝的住宅搜查。谷看到外貌远比实际年龄憔悴的陈妻，和蜷缩于她身边三个年幼的孩子，心里便有了底。

谷正文分析，为了丈夫，陈妻一定会到处奔波求助；而她要走动的对象，大抵就是高雄地区的共产党员了。于是，他交代黄昭明派人跟踪陈妻，准有抓不完的人。

次日，谷正文满面春风，登门来见陈泽民。陈泽民表示，自己可以讲如何参加共产党及如何奉派在高雄活动的经历，至于组织情况，以及上级，自己不会讲。

随后，谷正文拿出在逮捕陈泽民时从他身上搜出的一本黑皮记事本，询问上面一页写的“老郑”是谁。陈泽民不肯详谈这位神秘人物，他只吐露在会议上见过老郑几回。

不打不骂，甚至不伤及“良心”；再辅之以物质上的尽量关照，生活上的嘘寒问暖，“良心”便一点点萎缩，乃至突破警觉底线。终于，陈泽民一点点开口了……终于，谷正文从陈泽民口里套出了老郑在台北市泉州街26号的住处。

这时已是11月中旬，当天晚上，侦防组多名特务即埋伏在此，等候老郑入瓮就擒。可11月过去了，不见老郑回住处的半点迹象……12月过去了，老郑依然不见人影……

1950年1月1日。这天虽是阳历新年，可已经在台北市泉州街26号埋伏了一个多月的特务张清杉，依然在这屋里等待“老郑”出现。

当时，许多人家只有一盏灯，人们走到哪个房间，灯便提在手里一起过去。张清杉便将灯置于身边，他的打算是进屋者必先摸黑找灯，他便可趁此迅速将其制服。

张清杉是台北县淡水镇人，当年只有二十岁。保密局来台后，对台湾的一切基本两眼一抹黑，没有多少社会、人脉资源可用。局长毛人凤要台湾站站长林顶立推荐些本地人给侦防组，张清杉就是组长谷正文从中亲自选定的。

深夜，张清杉正要睡，忽然听到后院一阵窸窸窣窣声，停住几秒后，是“吱呀”的推门声。张清杉悄悄进到客厅，钻到饭桌下。轻微的脚步声从后院绕到前门，开门进屋后，又非常谨慎地把门扣上。此人摸黑走到饭桌边，将灯打开。突然，张清杉从桌下冒了出来，手枪一下对准来人的脑袋。

“老郑”，也就是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

随着陈泽民和蔡孝乾相继被捕，蒋介石大悦，当即要提拔谷正文为少将。但谷此时任上校不过三个月，“国防部”表示，如此“火箭”高速与体例不合，至1959年才准谷具少将衔。

毛人凤从草山行馆报告回来时，公文包里还有一张30万元的支票。在1950年初，新台币30万可是一笔巨款。这笔钱中，指定10万元是破案奖金，20万则是保密局迁台后第一笔经费。

实际上，从1949年2月至次年春，一年多时间，保密局上下三千多人非但没有薪水，就连保密局也成了个黑单位。起因是蒋介石在准备“引退”之前，命毛人凤将保密局从南京撤出，局本部和档案资料先行运往台湾，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继续领导各地工作。然后，毛人凤“辞”去局长职务，由原副局长徐志道担任公开的假保密局局长。

假保密局，下设业务、总务两处，配有内勤人员92人，没有一个外勤人员和机构。除办理一些事务性工作外，假保密局既不向李宗仁提供情报，也不接受李宗仁交办的工作。

一次，李宗仁手令保密局释放张学良，徐志道回应说：“本局没有张学良其人，无从遵办。”李宗仁大怒，即下令撤销保密局，并命财政部不得向该局拨付经费。

因此，保密局刚到台北时，连个落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谷正文和几个属下跑遍大半个台北县市，才在近郊的士林芝山岩，选中当时台湾大学农学院养马场那块土地。

在这期间，保密局薪水则停发，仅每个月由会计室依在册人员的家眷数，分发适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黄豆，就这样一日三餐白米饭配腌豆坚持下来。直到蒋介石复职视事，真保密局才又走出地下见了阳光。

这下，有了20万经费，保密局终于又有薪水可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