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智脱险
时至1931年3月,虎巷8号的“家庭成员”发生了变化,换成了另一批人，唯有原来的女佣人不变。那里成了省委宜传部和秘书处的机关,蔡协民和我已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罗明也调到闽赣省委去了,他的工作由原军委书记王海萍接替。于是,王海萍夫妇就搬到那里居住。
不久,从闽西龙岩调来了一个男孩和他的母亲,也住在那里。那个男孩叫郭仕宜,我们都叫他小郭,他的任务主要是担任交通员。
毕竟那时的地下工作还不太成熟、不太严格,竟然在小小的机关驻地召开了一次有十几人参加的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尽管吃住开会都在屋里,但有那么多人出人,总会引起别人往意的。
不久后的一天,不知何故,一批警察突然包围了虎巷8号,抓走了在家的同志,有宣传部部长李国珍、王海萍的妻子梁惠珍、闽西来的老太太, 连到机关来联系工作的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杨适也同时被捕。敌人还搜出了我们的印刷机器,然后将房子贴上封条。
多亏了那位女佣人,才使王海萍幸免于难。这位目不识丁的“自梳女”,虽然并不知道她的房主人是共产党,但是她以最朴实的感情,本能地认为这些都是好人,不同于她以前所侍候的那些阔佬。他们平等善待她、尊重她,这是任何女佣也享受不到的待遇。
于是,她看王海萍和小郭上街还未回来,便趁敌人不注意,悄悄地溜了出来,站在街角处等着。第一个等到小郭,接着又等到王海萍,她告诉他们, “不能进去了,有警察在里面检查。因此搭救了王海萍和小郭。
被捕的那几位同志,很快就牺牲了。王海萍的妻子怀孕已六个月,残忍的敌人不准孩子出生,将母子一起杀害了。
我和蔡协民由于工作调整,蔡协民调任省委军委秘书,搬了新家,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新家在鼓浪屿福州路127号,这是一座结构特别的四层洋房。鼓浪屿是个山坡地,这使得这房子的每一层都可以通向外面的公路,而楼内从一层到四层也有梯上下。这种结构的房子比较适合开展秘密工作。房东是个有钱人家,住一层,我们租住在第四层,有 三个房间,外带一个厨房,厨房旁还有一个石洞,可以通向屋外的一个石头小房子。
不知什么原因,那阵子我常同蔡协民吵架。虽说我们两人是自由结合的,但我总觉得和他有些不协调,甚至有些格格不入,我不太喜欢他的性格,温柔有余刚毅不足。蔡协民比我大11岁,他总像对待小妹妹一样爱护我,但又生怕我对他不好,对我管得很死。
当时,省委机关有个秘书处长叫黄剑津,没什么事时,他经常到军委驻地找我聊天。蔡协民就很有意见,看不惯。他竟当面质问黄剑津:“我同曾 志两人感情深厚,你不要做第三者!”弄得黄剑津非常尴尬。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莫大侮辱,他怎么能这样呢?依我的倔脾气,他越是这样,我越是对他不满意。
有一次,我们又吵架了,而且吵得很厉害。我一气之下跑到屋外的石头小房里睡觉去了。他来敲门,我不理他,他便很坚决地躺在门外冰冷的地上,大有我不开门他就誓不起来之势。
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当时天气很冷,屋外的气温很低。我不忍心让他下去,没办法只好起床开门让他进去…总之,由于我们年龄和性格的差异、在一起总是磕磕碰碰,不太和谐。
我曾想过,总有一天我们会分手的。
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犹如坐在炸药堆上,随时都有引爆的危险。我们待人处事须小心谨慎,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周全,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错。
一天,我准备过海去厦门,经过虎巷8号所在的那条大街时,突然被一个女人叫住了。
这女人是原来我们居住的虎巷8号房东的儿媳妇。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查封后,这家人可能已知晓我的身份,只要那女人喊一声:“抓住她,她是 共产党!”那我在鼓浪屿这个孤岛上就插翅难逃了。
这时,我的脑子飞速地转了一下,决定趁着她还没有恶意之前先沉着应付,再伺机逃脱。
我停住脚步,看那女人挺着大肚子,一颠一颠地跑过来,拉住我说: “你原来租住我家的那房子被查封后,已经三个月 没人租了。可房主仍写的是你们,在没有租出去之前,你还得补交这三个月的房租。”
“我搬的地方离这里较远,今天是偶然路过这里,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
“那我陪你去取。” 房东媳妇一点也不放松。
这时,我知道自己的判断完全正确,房东一家已清楚我是共产党,不过她不是存心要出卖我。他们需要的只是钱,只要房租交清、大家就相安无事。
我很认真地对她说:“路挺远的,你又挺着个大肚子,我怕你累了。我看这样吧,我就在这店铺门口等着,看看有没有过往的熟人。若有的话,我 就请他给家里捎个信,让家里把房租钱送来还给你。”
那媳妇也真傻,居然没识破我这缓兵之计,还挺高兴地说;“那好!那街角处的杂货铺,就是我娘家开的,我们就到那里去等吧!”
我们坐在店里,东张西望地找熟人。鼓浪屿的街上人来人往,游人加鲫,可是从早上9点傻等到12点,还是没有发现一个熟人。
其实不然,过往的行人中就有几个我认识的,但我只当没看见。当时党组织活动经费相当困难,如果那时真能掏得出钱来打发她,也就没有性命之 忧了。因此,我心里还是盘算着怎么尽快摆脱这个傻得可爱的女人。
说她傻得可爱,是因为她的心眼还不坏。中午了,肚子开始叽咕,她很客气地邀我到不远处她娘家吃午饭。饭后,我们仍回店铺等人。
真是天赐良机!远处吹吹打打来了一支送葬的队伍。看来死的是个有钱人,那送葬的场面真够气派,众人抬着纸车纸马,浩浩荡荡地在鼓浪屿狭窄的街上穿过。交通一时中断,街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趁着那房东儿媳正探头伸脑看得出神之机,我一转身,撒腿往街边的一个 小胡同里跑去。由于从事地下工作的需要,我早已把这一带的街巷情况摸得烂熟,以备急需。
我七拐八拐,跑过几条小巷,穿过一家木材加工厂和一家医院,来到医院附近的一个渡口,跳上了一条正要开往厦门大学的渡船。
当小渡船开出较远后,我看到刚才跑过的巷口和海边,有许多巡警在那里跑来跑去,喊人吹哨子,一片热闹。也看到那个大肚子的女人在那里指手 画脚,还手搭凉棚,向海里眺望。不过她怎么也想不到,我会转眼工夫消失得无影无踪。见到这般情景,我在心里暗自偷笑。
船到厦门大学后,我便赶回市区,在秘密交通站住了下来。
天黑后,我偷偷地潜回鼓浪屿,回到机关紧急处理一些事情,准备转移。为防万一,我连夜清理文件。半夜烧东西,怕冒烟有火光,且烧纸的气 味也很重,会引起房东和邻居的怀疑。怎么办?
我急中生智,用一只大洗衣盆,将文件浸泡,再用搓衣板搓成纸浆，然后一点一点地用自来水将纸浆神进下水道。因为下水道有一段是明沟,容易被发现。我就不时下去看看明沟里有无残存的纸浆。直到一切都处理得干千干净净、东方已经发白。
第二天,我站在房前晾东西,惊愕地发现,隔壁住着的就是那房东的儿子、其媳妇的娘家也就在我的住处前面不远的地方。而且他显然也认出了我。
鼓浪屿已经不能再住下去,太危险了!
转战福州
1931年7月,我们接到上海党中央的指示,撤销福建省委,另设立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直属中央领导。厦门由王海萍负责,福州由蔡协民负责。
分成两个中心市委后,厦门中心市委就近负责闽南地区厦门、漳州、泉 州一带的一二十个县、市,福州中心市委就近负责福州及闽东、闽中地区的一二十个县。
我临去福州前,组织上又交给我一个任务,清理一批寄存在厦门郊外的党内文件。 原福建省委早期设在厦门的郊区,罗明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在郊外租了一幢小洋楼。那里远离闹市区,偏僻安静,风景优美,屋外就有一片小树林。整幢小楼是空的,主人到国外去了。
我们到厦门时,罗明已搬出那里,和我们一起同住,但是省委还有好几大箱子的文件秘密地藏在那里。
罗明搬走后,看守房子的人又把房子租给其他人了。为了防止意外,组织让我到那里去处理那批文件。
我带了小郭做伴,当走进那幢小洋房时,发现里面已经住进四五个青年人,好像是艺术学校的学生。这给清理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文件藏在里屋的贮藏间里,进进出出都得经过学生住的房间和客厅,在这些人的眼皮底下要处理这几大箱的文件真不容易,万一哪一个好奇心重的年轻人,走进里间看一看我在捣鼓什么,那就糟了!
我只有沉着应付, 别无他法。
我很自然地对学生们说:“我是在你们之前住在这里的旧房客, 还有一些旧东西寄存在这里,需要清理一下, 好把房间腾出来让你们使用。他们也很客气地说:“你请便吧。” 便不再搭理我,干自己 的事情去了。
我把自已关在里间,迅速地整理起文件来,把该保留的文件集中放在两个藤箱里,需要清理的文件材料也有好几堆。
怎么办呢?在里屋烧或抱到厨房的炉灶里烧,都容易引起怀疑和暴露, 贮藏间里没有下水道,看来只有到屋外去烧了。
我非常镇静地抱着那些文件、报纸和印刷品,穿过学生的卧室和客厅,来到屋外的小树林子边上,然后把它们给烧了。文件太多了!足足烧了一个多小时。
庆幸的是,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将那几堆文件材料烧透,片纸不留,也没 有一个学生过来看我究竟在干些什么。野外也没有看到什么游人过来。
烧完文件,我回到屋里,将贮藏间打扫干净。然后,告别了那些年轻人,拎着箱子大模大样地离开了那幢小洋楼。
如果我稍有疏忽,不能保持沉着镇静而是很慌张的样子,那就势必引起学生们的怀疑,只要他们过来一瞧,那些都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和党内文件, 我的身份便立即暴露。万一有个别学生去报告,我必死无疑,而且将给党组织带来严重的损害。
处理完这件事情,我便随蔡协民一起到福州去赴任。
没想到,刚到福州的当天,国民党警察、特务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把我们从旅馆里带走了。
在警察所里,他们连夜审讯,一直到深夜1点多。幸好,我们事先都准备了新的公开身份的说辞,两人口供一致,未露出什么破绽。警方叫我们取保, 来接应的同志已在外面等候,连夜找来保人签字画押,才把我们给放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到福州就遇上了麻烦。从敌人审问的情况看,他们似乎并没有把我们当共产党看,而是怀疑蔡协民拐带妇女。
我想可能是我们在住宿登记时,蔡协民为我写了一个假名字,我提出不要用这个名字,换另外一个假名字。没想到这一小小的不慎,却引起了旅馆的注意。他们再看我们两人年龄较悬殊,觉得可疑便报告了警方。真是有惊无险!
我们住进了福州中心市委为我们租的房子,它位于仓前山。那里实际上是一个贫民区,房子从上到下都是用木板钉起来的,卫生条件很差。
我的工作主要是坐机关,抄写秘密文件和与交通站、接头户联络。与在厦门比,福州工作的面没有那么宽,点也没有那么多,工作不是很忙。
我们到福州正赶上那一年福州地区霍乱大流行,仓前山一带住着很多贫民,好些人感染上了霍乱。我们天天都能听到死人家的哭声,看到有人抬着简易的棺材去埋。
当时我也很紧张,因为那时福州中心市委的经费很拮据,租不起好点的房子,也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万一感染上可怕的霍乱,那就只好等死了。
有一天深夜,我的肚子突然一阵绞痛,疼得我忍不住在床上打滚呻吟。那阵子蔡协民到农村视察工作去了,只有我孤身一人,无法上医院或请医生 买药,我想忍一阵子也许会好起来。由于夜深人静,我的呻吟声惊动了住在木板房隔壁的一对日本夫妇。他们闻声便过来到楼上卧室察看,见我疼痛难忍,劝我说不要紧,他们有办法对付。
我是第一次领教“跳大神”。只见那日本男人手执一把刀,口念咒语, 又蹦又跳;还用碗装上水和米,往我的身上洒;然后挥刀在门槛上砍劈,最 后烧掉了一个用纸扎的小人。
虚弱的我躺在床上,也不好拒绝这两位热心的日本人的帮助,只好任由他们在我屋里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我肚子再疼也只好强忍着,他们见我的病情有所“好转”,便客气地告辞了。
后来还是“十滴水”起了作用,疼痛慢慢缓解了。那对日本夫妇可能还认为是他们把鬼驱跑了呢!
不久,党中央派来了个巡视员叫姚××,到福州地区检查指导工作。他就住在我们前面的小楼上,刚来时他看到我们还挺客气,但当他几天不见再 次出现时,脸色就很不好看,对我也不那么和气了,好像对我们特别是对蔡协民很不满意似的。
后来我见他几天不出门,一人躲在楼上写东西,写了又揉,揉了又写。事后我才知道他是给中央写报告,大大告了蔡协民一状。
中央巡视员姚××带着“左”倾盲动的思想框框来套福州的工作,因此,对福州中心市委很有意见。他认为福州中心市委的工作还不够大胆积 极,执行中央指示精神不力。指责蔡协民对工作应付了事,较少开展示威游行、集会等活动。因此给蔡协民扣上了一顶“右倾”的大帽子!
中央巡视员一走,我们就搬出了仓前山。一是担心邻居那对来历不明的日本人,他们到过我们家里“跳大神”,对我们已有所了解,日后还会来套 近乎;二是担心那个地区霍乱流行,势必殃及我们。
新家位于市中心区,是一幢较新的两层的房子。房东与我们各住东西,中间共用一个天井。这里比较宽敞清洁,共有五间住房。
为此,我们从闽西调来了一个男孩,住机关。他叫张智,是张鼎丞的亲弟弟。这是一个机智聪明的孩子,在家乡闽西水兴时,受其兄长的影响,年仅10 岁就参加了地下工作,当交通员。后来张智调到省委机关,继续当交通员。
张智到福州后,对外充当我的弟弟,对内的主要任务是刻蜡版、油印机关报。稿件由蔡协民、我,还有其他同志编写提供。
在我们调到福州之前,邓子恢已从闽西调到福州,担任农村巡视员。他到闽东地区巡视指导工作,组织了抗捐、抗粮、抗税斗争。是年8月,他从闽东巡视回来后,也和我们住在一起。
在福州可比不上在厦门了。我到厦门时,从闽西苏区带去了许多金首饰,党的活动经费还比较充足。另外在厦门,我们的联系对象也比较多,实 在没钱时,还可以找他们帮助。有的同志甚至把家里的金银首饰拿出来交给组织,用作活动经费。
可是,福州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党员同志大都比较穷。我们每个月除了房租之外,伙食费每人只有六元。其中有一半还要花在交通费上,真正用 在伙食上面的只有三元钱。
好在那时福州的物价比较便宜,但从事城市地下工作的同志,多扮成有一定身份的人,上街买菜,菜篮子里如果没装上点东西,街坊邻居是会怀疑 的。因此,伙食还是要维持两荤两素的标准,不过那两荤是装点门面的。每次怎么摆出来再怎么收回去,直摆到快不新鲜时才吃。虽然那时我又怀孕了,但也无法增加营养。
如果要添置点服装,也要从伙食费、交通费里抠,多吃稀饭多走路,以节省费用。张智从闽西来的时候,我还要给他添置几件衣服。他有脚气病, 穿球鞋就出汗溃烂,只好省钱为他买双皮鞋。
尽管生活清贫,但大家从不埋怨叫苦。比起在山里行军打仗,跋山涉 水,风餐露宿,这点苦真算不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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