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几位同志将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上我坐的汽车,另给我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
我才意识到,我接周恩来时,他问我姓名后,叫我稍等, 转身返回内院,就是让人先办好这件事,为我在七贤庄逗留提 供借口。
我还意识到,把几本有包装的杂志交给我,也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如果有人问我:你在七贤庄等的那一会儿,“八 路”同你谈些什么?我可以说,他们忙着找书包、捆,让我看 杂志。
周恩来一行于7月13日离西安去延安。军统西安站为了表明恪尽职守,送来综合报告。其中提到有一人坐胡宗南的专用汽车到七贤庄,接送周恩来。
去接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去送时,几点几分进, 几点几分出,带走几大捆东西,看不出是什么。但显而易见的是,此人拿走几本反动刊物。
我送给胡宗南,他看后哈哈大笑,高兴地说:周恩来在西安,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武汉和广州沦陷这段时期,国民党和 共产党之间的共同抗日关系比较正常。
1939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原则通过 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国民党公然反共,制造摩擦。
到日本投降止,国民党掀起三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主要是1940年春,蒋介石命令第九十七军朱怀冰 部袭击驻太行山的八路军总司令部;第二次,主要是1941年1 月,蒋介石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突袭新四军,造成皖南事变;第三次,就是本文所述的1943年6月至7月间,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闪击陕甘宁边区未逞。
关于第三次反共高潮,1945年4月周恩来在中共七大发言中说:
“那个时候正遇上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以为我们党内会有争论,于是就投这个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打我们的心脏。
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华北,第二次反共高潮打华中,第三次反共高潮打西北。我们揭露了他,全国人民都同情我们。
在国际舆论上,不管苏联也好,英美也好,都反对中国的内战。所以就把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压下去了。”
1945年9月22日,胡宗南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在郑 州举行受降典礼,接受豫北、豫西日军代表第十二军军长鹰森孝投降。参加典礼的除他的一些高级将领外,还有专司训练胡部使用美式装备的美国军官包瑞德少将等人。典礼完成后,胡宗南向来宾、记者发表讲话。他说:郑州、洛阳、开封、新乡日军今天正式接受本长官的命令,开始缴械。由于最高领袖的英明领导,由于美国盟邦的巨大援助,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在 这光辉的一天,我向最高领袖和美国朋友致以崇高敬意。讲毕, 译成英文。
事后,他接见了受他改编、由他指挥进攻解放军的伪军头目孙殿英等。
胡宗南回西安不久,蒋介石晋升他为上将,颁给胜利勋章，他兴高采烈,对我说,决定保荐我去美国留学,我不必陪他去重庆参加“复员整军会议”,要我作准备,洽办留美手续。他还说,他在考虑再选几人赴美深造,多几个留美的博士、硕士, 对他今后的事业有助益。
我函告未婚妻谌筱华。她是同济大学医科学生,和我志同 道合。日本投降后,该校由四川迁回上海,停课半年。她先到西安,再回老家南京。陈忠经见了她,王石坚同她长谈,让她参加我们的工作。
经胡宗南推荐,我的哥哥已在蚌埠担任收入较丰的职务, 常去南京,在南京找到住处,我的父母将由西安搬往。我决定送父母和谌筱华去南京。我的哥哥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我要他索取中央大学的正式英文证明信和他所学课程成绩单,以便我借用报考美国的大学研究院。我已 26岁,只在大学念过一年半,为了早点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只好采用冒名顶替的办 法。
我于1945年11月到南京,得知中央大学虽已决定由重庆 迁回南京,但因军运繁忙,档案及大部员工滞留重庆,半年后才能取得我所需的证件。我不能等候那样久,却想借机休息一些时,过了春节再回西安。
我探望筱华的寡母。她的众多亲戚和我的一些故旧把我看成国民党的“要人”,邀我餐叙,希我设法制止国民党“接收” 人员的“劫收”。不少人谈到蒋介石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谈到10月10日签署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一些人问我: (纪要)里规定,“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 为什么战火不休,不让老百姓过和平生活?我虚与委蛇,但心里明白,《纪要》签署第三天,蒋介石即密令胡宗南印发他 I933年制定的《剿匪手本》,决心“剿共”。而王石坚则告我, 我党坚决保卫和扩大解放区,不让蒋介石“摘桃子”。
在南京,我从报上看到一些出乎我意外的新闻,特别是194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特使来华调处国共纠纷;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代表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提出“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2月25日国共代表和马歇尔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在12个月终了时,西北驻5个政府军,而没有中共军。这些都使我迷惑不解。
3月初,我返回西安,王石坚向陈忠经和我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他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同我党争夺胜利果实, 我军坚决回击蒋军进攻,取得上党大捷、邯郸大捷,教训了国民党,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苏联不希望中国内战,美国更要求中国安定,蒋被迫接受民主改革。王石坚还向我们传达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政治协商会议已获重大成果,中国已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今后同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我党将参加国民政府;我军将进行整编,实行 党军分立,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 中共中央将移驻江苏淮阴。王石坚还说,中央主管负责人要陈忠经、申健和我继续隐匿党员面目,先去美国留学,回国后的任务届时再说。他说他到上海时,将向申健传达。
我原已获悉,除我以外,胡宗南增选16位30岁左右的大 学生去美学习,近半数是陕西名绅的子弟,其余是帮他工作多年、受他重视的干部,包括陈忠经和申健。申健曾任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同我很熟。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秘密党员,并且是王石坚联系的情报人员。他和陈忠经帮助王石坚找到职业,建立秘密电台。陈、申二人在抗战期间分别去昆明、成都续读两年大学,都取得大学文凭。 他俩去美留学,不像我还需另找证件。
不久,胡宗南参加第二次“复员整军会议”后回到西安。 我得知,这次会议由蒋介石主持,决定复员军官15万、士兵100万,集团军改为整编军,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 裁撤军事委员会,在行政院下设国防部,白崇禧任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胡宗南主办的军校和其他军政院校停办。我以为国民党有了和平诚意。但4月11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决定用5天时间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5月4日发起进攻,5月 9日结束战斗。我迅即通知王石坚。后王告我,周恩来先期向马歇尔、徐永昌揭露这一阴谋,予以制止。 王说,过去他和周相识,周恩来一向重视情报,最善于运用情报。
1946年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要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我照例迅告王石坚。过了几天,我又告王,蒋介石命胡“暂缓”。我同时告王,中央大学档案已运到南京,我定于6月5日乘班机飞南京,洽办留美手续。
5月下旬,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胡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和、战的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 副主席要在你到南京后同你面谈,要立即查告你在南京的家庭住址,要你到南京后第一个星期的上午都不外出,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我在南京住卫巷32号家中。我让我的哥哥向中央大学索取盖上校印的英文正式证明信,证明在该校毕业,所学课程和成绩也译成英文,证件上换成我的名字和照片。我们兄弟二人面貌相似,名字译成英文音也相近,能够蒙混过关,我可用以报考美国大学的研究院。
6月10日上午10时许,我在家里看报,来了一位小个子的 陌生人。他头戴草帽,问清我的姓名后,说“胡公找你”。他 让我戴草帽,我没有,只有流行的“巴拿马帽”,他说可以。 他要我好像逛街似地跟他走,同他保持五步左右的距离。我跟着他穿过闹市,走到比较偏僻、人烟稀少的大石桥附近,在路旁柳荫下停住。他说他叫童小鹏,胡公不便在别处见我,他陪我去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他说,“秘密线上” 的人从来不去那里。特务监视、盯梢有规律,下午5点以后到上午10点以前最严,大白天反而放松,等一下有一辆小轿车开 来,他要我上车后很自然地躺卧后座,用巴拿马帽盖着脸。汽车开到代表团会客室前,东边有座高楼是特务据点,他先下车, 站在东面挡住特务视线,要我下车后很自然地向西看,大大方方迈上四级台阶,走几步就进会客室。他说,胡公已安排代表团的一些同志今天上午或坐车、或步行,反复出去进来,分散特务的注意力,对安全问题已采取有效措施。
说时迟,那时快,驶来一辆小汽车,猛然停住。我上车按 童小鹏交代的做。下车时,我向西看,看见院子里有几人正在打排球,其中有一位是清华同学宋平 。
我走进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董老迎上来,一面 同我握手,一面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八年半,你的模样没有变,似乎长高了些。他告诉我,恩来同志很快就回来, 有件事,等他谈。
汽车声响,周恩来推门走进。他关上门,拉着我坐在沙发 上。他皱皱眉头,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号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忙着开会,把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小本子上。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天气热,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里。我回南京还要谈判,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躺一会,一睡就睡的很死,飞机在南京降落,我还不知道。同行的同志把我叫醒，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 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本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 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做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庄重地说: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 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
周恩来说: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的侍从副官来找我, 我不在,他一直等到我回来。他说,马歇尔指示他务必当面送 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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