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屏将军

抗战胜利初期的鞍山公安局

王 屏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加紧抢夺胜利果实，向东北输送精锐部队。我党采取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从八路军、新四军抽调了部分主力，又从山东、陕甘宁等革命根据地抽调大批干部赶赴东北，我也是其中被抽调的一员。

9月2日，我负责一个干部中队随大队从延安出发，昼夜兼程，经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于10月初到达沈阳，分配在东北局社会部工作。不久，大举向我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相继攻占了东北门户山海关和锦州等地，接着又侵占了热河东部和辽宁西部广大地区，并向沈阳及中长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进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1月25日，我们撤离沈阳。根据上级指示，部分同志被派遣到辽南工作，组织上决定调我任中共鞍山市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临行前，辽宁省委书记白坚、省政府主席张学思对我讲，鞍山是辽南重镇，是我国大型的钢城，在军事上、经济都占据重要地位。到鞍山的主要任务是清除日伪残余，打击敌人地下破坏活动，整顿社会秩序，保卫民主政权，保护鞍钢。接受任务后，时间紧迫，我便立即带领七名干部从本溪于月底到达鞍山，鞍山市委书记兼市长陈祖赛（即刘艺明）接见了我们，并详细介绍了鞍山的政治情况。

鞍山东部山峦重叠，矿藏丰富。日本帝国主义早在1915年就在这里建立了“昭和制铁所”，后来又相继建立了冶炼中心和钢厂，逐步形成了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体，经济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鞍山又是个军事要地，南面有东西铁矿山，死死扼住哈大公路和中长铁路，成为通往辽南的咽喉，东部和东北部山脉是很好的天然屏障，南通营口、大连，北接沈阳、长春，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日本一投降，鞍山伪政权瘫痪，尽管苏军占领，实行了军事管制，但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在鞍山的国民党反动头目毛云萍，打出了“国民党鞍山市党部”的牌子，与伪满第10工队上校队长邓国庆相勾结，纠集伪军、警察、宪兵、特务和士匪2000余人，在鞍山成立了所谓的“国民党东北光复军”和“城市治安维持会”，企图等待国民党中央军前来接收。他们欺骗不明真相的广大群众，散布所谓的“正统观念”，进行反动宣传，掠夺破环，胡作非为。加之战后工矿倒闭，工人失业，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人心惶惶，社会动荡不安。

在这种形势下，我党派出了冀热辽十六军分区五十六团，由李跃奎率领接收了鞍山地区，成立了鞍山市人民政府。接着又派一批干部到鞍山，组建了以陈祖赛为书记的中共鞍山市委。人民政权的建立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迫使国民党与日伪相勾结的猖狂活动转入地下。他们乘我们立足未稳之机，组织“地下军”、“先遣队”，制造武装暴乱，进行疯狂反扑。“城市治安维持会”会长邓国庆带领3000多武装匪徒逃到鞍山东部山区，扬言要“打回鞍山市，西进锦州与中央军汇合”。还有日本军队的残渣余孽和不法日侨沆瀣一气，以日本“侨民会”为掩护，组织暗杀团，袭击我党政机关，杀害我工作人员，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

听了陈祖喜的介绍，使我初步了解了这里的斗争将会变得更复杂，更艰苦。作为公安局长，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我表示，鞍山市公安局一定要在市委的领导下，坚快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发动群众，依靠鞍山十万产业工人，运用人民政权建立的有利条件，在维持社会治安的同时，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努力完成党赋于的任务，保卫人民政权，保护人民和鞍钢。

我和七名干部离开市委，来到鞍山市公安局。公安局设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座小红楼里，是伪警察局的旧址，前任局长王静野接告了我们。他移交工作后，到市文教局任局长。当时公安局的人员很复杂，大部分是留用的日伪时期人员。除了苏振芳是从华东革命根据地调来的之外，副局长李跃祥、秘书王希侯、侦察科长马壮华、司法科长郭志荣、治安科长张冠英、总务科长贺兴武，均是留用或录用的伪警察，组织机构基本上是旧警察局那一套。我觉得公安局的现状与它面临的任务很不相称。因此，我在机关部进行了一次“大扫除”，清除污泥浊水，纯洁骨干队伍，调整市局机构。在市委支持下，我们通过几个渠道，调整了一批干部到局里工作。我与市保安司令部司令赵国泰很熟悉，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友，向他求援，他很快派来了驻鞍山原三五九旅的陈连兴、田苏里和浦景全等同志。又从山东过来的警三旅调来了谭秉善、时兴玉等同志，旅长李福泽还给了我一个警卫班，每人配备驳壳枪一支，子弹数十发，作为公安局内卫。这就形成了一支骨干力量，为改组公安局创造了条件。

根据我们的工作任务和机构现状，决定设五科一室，即社会调查科（即侦察科）、司法科、治安科、人事科、行政科和秘书室，对科室领导进行了大调整。任命陈连兴为社会调查科科长，邵清源为副科长，王鹤为该科下属侦察队队长，苏振芳为司法科科长，田苏里为副科长，治安科科长×××(忘其名)；郭寒冰为人事科科长；原外事科撒销，科长马壮华改任行政科副科长，负责食堂和生活保障。不久，市委调方言（曾任地委书记）到公安局任秘书长，分管秘书室、人事科和行政科，成为我的得力助手。我重点抓侦察、审讯和治安工作。

经过改组，机关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大部分是党员干部，而且都有一定的业务能力和工作经验，一支骨干队伍建立起来了。机关党的组织建设也得到加强，原来的党小组扩建为党支部，方言任书记，支部一班人团结协作，步调一致，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对机关里原来留用的日伪警察局的人员，我们根据党的政策区别对待，表现较好，又有一定业务能力并愿意为人民办事的继续留用，对那些不可靠和不适于做公安工作的则坚决调离，其中包括原副局长李跃祥。李跃祥是李跃奎的堂弟，当过伪警察，日本投降后为寻找出路，趁我五十六团接收鞍山之机，投奔李跃奎来到鞍山。鞍山市人民政府成立时，经李跃奎推荐到市公安局任副局长。我来任局长后，他分管局里的行政和后勤工作。但他平时生活腐化，恶习不改，加上来历不清，政治上很不可靠，涉密事务很难通过他来办理，不宜继续担任局的领导职务，经请示市委陈书记并向李跃奎说明情况后，免了他的职，调离公安局。这样处理既对党的工作有利，又对他本人负责，群众反映很好。

公安局机关的改组，只是建立了“躯体“，没有“四肢”也难以活动。因此，建立公安分局、公安派出所和公安武装是我抓的第二项工作。因干部数量有限，不可能在全市所有地区建立分局，我们选择铁西、立山两个重要地区设立分局，谭秉善、叶兴玉分别任分局局长。分局以下设立了若干个公安派出所。掌握公安武装对公安工作至关重要。原有的三个武警中队成份复杂，很不可靠。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重新组建是没有条件的，只好在原来基础上充实领导力量，改造队伍。我把一位红军干部浦景全派去任公安大队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其中一中队驻铁西区，二中队驻立山区，三中队负责市公安局的警卫并分管看守犯人的任务。公安分局、派出所和武警部队，除由市局机关派去少量骨干外，为稳定局势，留用了大部分原有人员，同时又招收了一些钢铁工人加以充实，以改善其人员构成。这样，在很短时间内，我们就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公安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毕竟是在旧警察局的基础上建立的。尽管调整了机构，充实了党员骨干，但局里大部分是旧人员，旧思想、旧意识、旧传统、旧势力不时表现出来。于是，我们在了广大干警中开展了形势任务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和公安业务教育。政治教育包括认清鞍山敌我斗争形势，明确人民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任务，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开展对敌斗争打下政治思想基础。对旧人员侧重于思想教育和作风纪律教育，宣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使其与旧思想、旧观念决裂，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新作风。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伴以纪律约束，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我刚到公安局时，机关作风散漫，纪律松弛，尤其是那些留用的旧警察，他们观望混事，玩忽职守，甚至继续嫖妓女，吸鸦片。针对这种情况，我亲自宣讲了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解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反复说明人民公安机关与旧警察局的本质区别，强调一切行动所指挥，严格要求不准侵害群众利益，并给机关工作人员规定了三不准：一、不准打人骂人，二、不经局领导批准不准捕人，三、不准吸鸦片和嫖妓女。违者严肃处理。经过教育和整顿，觉悟普遍提高，组织纪律明显加强，特别是旧人员中的劣习有了很大收敛，机关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机关的业务建设重点抓了公安业务学习和侦察情报业务建设。当时公安人员的业务素质较差，除留用的旧人员有点日伪警察专业知识外，新来的干部、钢铁工人和劳工虽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也很勇敢，但因文化低，大部分没有做过公安工作，缺乏经验，一时适应不了工作需要，因此组织他们学习业务尤其必要。学习是在紧张的工作中穿插进行的，主要由我讲课，除讲一般公安常识外，重点讲解党的公安工作方针政策。比如，在讲侦察情报和审讯知识时，强调在实际工作中要坚决贯彻重事实，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善于辨别真伪，分清敌我，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讲解治安常识时，强调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维持社会治安，贯彻教育与惩办相结合的方针，等等。

整顿社会治安，安定社会秩序，是我们公安局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战后的鞍山社会秩序相当混乱。由于钢铁厂停产，造成工人失业，人们吃饭成了大问题，迫使大批工人流浪乞讨，社会购买力大幅度下降造成商业很不景气，一些奸商乘机囤集居奇，哄抬物价。汉奸土匪地痞流氓到处抢劫，扰民作乱，严重危害社会安全。另外，带留鞍山的日本人有七万多，其中有已被缴械等待遣返的关东军，有昭和制铁所的经营者和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及其家眷，还有其他日本侨民。大批日本人的滞留，使鞍山社会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民主政权建立后，各种反动势力大肆破坏，他们放黑枪，搞暗杀，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对在鞍山的日本人，我们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区别对待：已经放下武器、彻底向我们投降的日本军人，我们给给予宽大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投降后仍暗地里持械顽抗的关东军，则坚决消灭；遵守人民政府法令，安分守己的日侨，则予以保护；披着“日侨会”外衣，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进行破坏活动的残余法西斯分子，则坚决镇压；反对日本侵华战争，愿意靠近我们的日侨，我们以朋友相待，如肯为我工作的我们吸收。记得当时有些反动日侨暴乱和暗杀我人员的案件，就是依靠进步日侨提供线索破案的。

为了稳定人心，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协助地方政接管了敌伪物资，打开粮仓，向工人和市民发放救济粮和其他生活资料，给市民分配住房，帮助安排就业。在提高人民群众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配合我军剿灭了敌伪邓国庆部。我们还配合政府经济部门执行了党的工商业政策，对私人工商业予以保护，鼓励他们恢复生产经营，稳定物价，活跃市场，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而对奸商和高利贷则严厉打击制裁。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我们开展治安工作的基本方针。市局、分局和派出所对此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其中发布布告是我们经常采用的一种形式。凡是要群众遵守的事情，就用布告发布，使人们有所遵循。我们发的布告内容广泛，诸如维持治安，遵守交通秩序，防奸、防盗、防火等各种规范，就连旅馆来客必须登记，戏院上演剧目必须经公安局批准之类的事情，都用布告发布。只要公安局贴出布告，市民们争先上街去看，对维护社会治安发挥了重要作用。

维护鞍钢，厂区的秩序，保护工广矿山的设备，不受损失是我们治安工作的一项艰巨任务。苏军进驻鞍山时，鞍钢已由苏军接管。鞍山人民政府成立后，鞍钢回到人民手中。由于战后鞍钢全部停产，公安局的任务就是会同苏军看守全部厂房、设备和物资，防止敌人破坏，防盗防火，保护国家财产，为恢复生产创造有利条件。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工厂的器材物资被盗严重，有些人拿了工厂的东西到鞍山破烂市场上出售。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同苏军加强了警卫和巡逻，通往厂区矿区的进出口要道，由苏军设立武装哨卡，公安局协助鞍山工人联合总会建立了工人纠察队，负责巡逻，阻止哄抢物资，查处严重盗窃犯，教育群众保护鞍钢的财产。鞍钢厂矿多，范围大，消防任务也很繁重，几个月内，市公安局消防队扑灭了厂区数次火灾，保护了厂矿设备。1946年1月初的一天，鞍钢汽油库失火，火警报到公安局，我亲自带领消防队赶到现场，同在场的苏军领导一起指挥灭火。消防队员李万顺不畏严寒，脱掉棉衣下水井接通水龙头，迅速将大火扑灭，避免了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李万顺的举动当场受到苏军领导的赞扬，事后我们召开表彰大会予以奖励。

开展隐蔽的对敌斗争，打击国民党“地下军”和日伪残余的破坏活动，保卫人民政权，是我们公安局的首要职责和中心任务。当时，鞍山地区敌我斗争形势严峻，国民党军为为南下辽南，步步逼紧鞍山，妄图一口吃掉我们。鞍山的国民党“地下军”配合其正规军的攻势，活动十分猖獗，对我政权威胁很大。按照党赋予的任务，我向本局的同志们讲，鞍山这座城市如果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那是军事上的问题，而如果被“地下军”颠覆了，那就是我们公安局的责任，是不可饶恕的。于是我们同隐蔽的敌人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活动在鞍山地区的国民党“地下军”名目繁多，如“反共救国军”、“××先遣支队”等等，而且分布广，埋藏深，有的甚至就隐藏在我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里。其成员大多是日伪旧职员。公安局是敌人的跟中钉，肉中刺，他们千方百计打进我公安系统内部，妄图颠覆我公安机关。在我任职期间，我局发生了数起“地下军”破坏案，其中的两起重大案件，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起是1945年12月下旬，我武警部队驻立山二中队，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9点多钟，突然遭到一伙武装匪徒袭击，打伤中队指导员杨荣焕，抢走长枪30多支，而后乘两辆马车顺路向东部山区逃走。这是一起重大案件，震惊了整个鞍山市，市委书记陈祖赛指示我一定要迅速破案。

我和侦察科的同志们在二中队了解案情后，决定把立山分局局长叶兴玉和侦察队立山侦察组调来市局共同分析案情。立山地处通往辽阳和东部山区的门户要道，几个月以来，“地下军”活动十分频繁，他们企图夺取立山，为国民党军队打进鞍山开辟道路。因此，立山就成了匪徒首先袭击的目标。为掌握敌情，公安大队长浦景全就住在立山，他连续收到恐吓信，声称要他的头。我们根据立山敌情特点判断，案件发生在星期六晚上，正值中队大部分战士到立山小剧院看评戏，敌人乘虚而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说明敌人就在附近。但是敌人对我战士活动摸得如此清楚，事情干得这样迅速利落，这就使我们对二中队内部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我决定由侦察队长王鹤率侦察员集中在立山一带侦察，尤其对二中队的某些人严加考查，发现可疑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经过几天侦察，发现二中队警卫班班长周云飞与中队长纪凤武关系密切，周很受纪的赏识、重用。周经常出没饭馆、戏院、妓院，整天言行不轨。于是王鹤派专人化装后有意与周接近，成了酒肉朋友，不久便取得了周的信任，周慢慢道出了自己是国民党地下“先遣军”成员，并透露中队长纪凤武是先遣军的团长，是他的顶头上司，二中队抢枪的事就是纪队长干的。

王离将侦察结果向我报告，我们共同分析案情，认定纪风武就是埋藏在二中队的内奸，他串通外部敌人，调虎离山，里应外合抢劫武器。这种作案手段不仅与发案过程相吻合，也和立山地区“地下军”活动部署一致。我们决定立即破案，将纪风武，周云飞逮捕，后经司法科审理，纪、周供不讳，报市委批准，将主犯纪凤武处决。

另一起是，日伪残余分子以“日侨会”为掩护，腐蚀拉拢我公安人员下水、倒戈。近江屋暴乱案就是典型一例。近江屋原是由日本人山泽经营的一家旅馆，是幢三层楼房，地处鞍山市中心转盘街广场西侧，当时在鞍山是一座比较好的建筑。日本投降后，苏军驻鞍山司令部就设在该楼二楼上。它与市委只有一墙之隔，广场东北侧就是保安司令部。我任局长后，为了工作联系方便，于同年12月中旬，把公安局机关和三中队从车站前的小红楼迁到近江屋，住在一、三层，旅馆老板山泽就住在后院的一幢房子里。

山泽是“日侨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平时与苏军打得火热，表面上也很恭维我们。据调查，他与滞留鞍山的日本关东军有勾结，外部交往也很多，并与我三中队的几名干部来往较多。平时我们发现他的房间别人是不准进去的，行动诡秘。为掌握他的动向，侦察科对他加强了监视，并把他的炊事员发展为我们的力量。为强对三中队的控制，我把自己的警卫员周兴国调去任中队指导员。

1946年2月，国民党新六军二十二师从沈阳一直打到沙岭子，形势异常紧张。鞍山的“日侨会”加紧与国民党“地下军”勾结，策划武装暴乱，妄图夺取市公安局。据侦察科报告，发现近日有人向近江屋秘密运送武器弹药，可能与山泽有关。中队指导员周兴国也向我反映，队里几名干部有意避开他活动，气氛异常。保安司令部送来的情报称，“日侨会”正积极准备暴动，矛头对着保安司令部，同时通过近江屋老板里应外合攻占公安局。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暴乱即将在近江屋发生，必须当机立断。我与保安司令部研究，经市委决定，立即下手。在一天晚上，我们以召开会议为名，逮捕了山泽和参与叛乱的有关人员，暴乱阴谋也就彻底破产了。

而后，我们搜查了山泽的住室，发现他的房间地板下藏有两木箱枪支、手榴弹和子弹，战刀一把，还搜出了一套日本少将军服。原来这次暴乱早有预谋，罪犯供认，自从公安局和三中队迁入近江屋后，山泽采取多种手段收买三中队干部中的变节分子，企图在外部日伪势力支援下，利用三中队在公安局内部暴动，杀我公安干部，一举干掉公安局，进而劫持监狱。审理后，经上级批准，对参与这次暴乱的主要分子处以死刑，为保卫鞍山的安全，清除了一大隐患。

1946年3月底，军事形势更加紧张，国民党部队紧迫鞍山。根据上级部署，我党政军机关准备暂时撤离鞍山。为了保证首脑机关安全撤离，市公安局对撤出的保卫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侦察队和公安部队加强了重点地区和目标的控制，增加了夜间武装巡逻，并在撤出要道成立了七岭子分局，任命邵清源为分局局长，配备了得力干部，掌握敌情。这时，鞍山的敌人十分嚣张，那些埋藏很深的敌人，蠢蠢欲动。有的制造谣言，张贴反动标语，欢迎国民党军；有的则公开制造叛乱。此间，市公安局配合市保安司令部平息了安尔康武装叛变。根据上级意图，市委、市政府安全撤到鞍山东郊山区。4月初，公安局人员全部撤出核鞍山，在鞍山东倪家台待命。后又根据上级指示，鞍山市公安局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我带部分人员包括郭寒冰、苏振芳、谭秉善、周兴国及公安三中队一部分战士到辽东；另一部分同志分配到辽南地区。鞍山市公安局完成了这时期党赋予的历史任务。

我在鞍山市公安局工作了四个多月，时间虽短，斗争却很有意义。公安局行使了对敌专政职能，保卫了民主政权，保护了鞍钢，扩大了我党的影响，配合了我党在辽南地区的军事行动。（本文选自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革命史资料》编辑部编《革命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