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宣化店镇内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司令部旧址
中原突围中鲜为人知的一支特殊队伍——干部旅
中原突围史课题组
在中原西进的大军中,有一支队伍特别令人瞩目,那里面有戎装威武的军人,又有身着便衣的地方干部,有饱经风霜的老人,还有伏在母亲背上的婴儿。他们团结一心,携手并肩,以勇敢顽强的精神,冲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战胜了饥饿、疾病和恶劣环境等严重困难,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随同北路主力一起胜利地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任务,为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支特殊的队伍,就是中原军区干部旅(亦称新四军第五师干部旅——编者注)。
由于干部旅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组建的,存在的时间又短,留下的文献资料极少,因而,多年来史学工作者难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人们对干部旅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也未能给予公正的评说。近两年来,我们在积极准备撰写中原突围史的工作中,对干部旅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寻觅着干部旅西征的历史踪迹,终于看到了当年干部旅的一幕幕英勇悲壮的图景……
一
中原军区干部旅(又称独立旅),为了迷惑敌人,对外称十四旅。它是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为保障机关干部突围转移,临时组建的一支队伍。
当时,在宣化店地区集结了一大批干部,他们中大部分是从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根据地中撤退出来的,有的是在部队整编后暂未安排工作的。这些同志经历过长期战争的考验,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实施战略转移计划前夕,在宣化店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决定组建中原军区干部旅,以保障这一大批干部能得以安全转移。同时,任命了张文津为干部旅旅长,张成台为政委,吴祖贻为政治部主任。
干部旅的集结是逐步进行的。6月26日,已经在宣化店的近千名干部(含随行人员)集中在学校里,组成了干部一团(对外称四十一团),由周季方任团长兼政委,白相国任副团长,鲁持久任副政委。
当日黄昏,他们从宣化店出发,经过两天行军,于6月28日晚到达离平汉铁路不远的王店,在这里又汇入了路东的一批干部。6月30日凌晨,干部旅随大部队一起冲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后,河南军区所辖的信阳、确山、应山、随县等地的干部也相继汇入部队。7月1日,部队来到应山的吴家大店,在此,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对干部旅进行了整编,将路西的干部和根据地内的学校、报社、医院、文艺团体等部门的人员编成干部二团(对外称四十二团),由王才贵任团长,吴皓任政委,孙宝元任参谋长。另外,将河南军区近800人的地方武装编为干部旅警卫营,由任子衡任营长兼政委。同时,将中原军区警卫团编入干部旅序列,对外番号为十四旅四十团,李学先兼任团长,吴杰任政委,许金彪任副团长,岳林任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甘迈为参谋长。为了加强干部旅的领导力量,由王震和陈少敏以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名义,任命韩东山为第二旅长,李学先为副旅长。吴家大店休整后,军区命令干部旅随三五九旅行动,继续西进。
中原突围北路首战胜利遗址——柳林车站战斗遗址
当时,干部旅的主要任务是走路,跟上主力不掉队。在穿过豫西南平原时,正值雨季,道路泥泞不堪,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尤其是进入秦岭之后,山巅沟谷,泥流川道,步履艰难。“七十二道水不干”,不少同志的脚被泥水泡烂后,又被利石磨破,路上的石头都被血水染红了。有的同志实在迈不开步子,就把被单撕成条条缠在脚上,一步一蹭地往前走。张子明同志是四十二团干部队队长兼指导员,他在任豫南桐柏县委书记时,备有一匹白马,这马受过严格的训练,灵性异常,行动敏捷,丈余宽的沟坎纵身就能跃过,遇到紧急情况还能匍匐前进。可张子明同志深知此次突围的艰难险阻非同一般,为了适应艰苦的环境,他让白马给其他同志驮行李,自已和大家一起步行。脚板很快就长出了厚茧,踏在尖石上如履平地,大伙儿都戏称他是“铁脚队队长”。四十一团有位女同志出发时正怀身孕,由于连日行军,导致早产,在鄂北的一个小村庄,生下了一个男孩。团里考虑到她分娩后身体虚弱,决定让她留下隐蔽休息,还派了两位同志照顾她。部队要出发了。她却把孩子交给房东,硬撑着身子站到队伍中来了。团首长和同志们都劝她还是下去,她急了,声泪俱下地说:“孩子有老乡照顾,我放心。前头即使是下刀子,我都不怕,就是爬也要爬到目的地。你们若非要我留下,那就先打死我,我宁肯死,也不离开部队!”说完,她强忍着别子的悲痛,跟着队伍朝前走去。
强渡丹江,是大自然对干部旅进行的一次严峻考验。7月14日,部队来到豫西淅川城附近,决定南渡丹江,从湖北郧西地区绕道入陕。当时,丹江上游山洪暴发,江水猛涨,碗口粗的大树丢进水里就被冲得无影无踪,尾追之敌已经逼近,形势异常危急。上级命令部队全部徒涉丹江。干部旅老的老,小的小,还有不少女同志,要涉过洪峰中的江水,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大家默默地望着恶浪翻滚的大江,心情十分沉重。这时候,王震副司令员来到干部旅,他神情自若,谈笑风生,对岸不时有冷弹飞射过来,他当没事儿似的。王副司令员来到一个高处,大声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东洋鬼子厉害吧!可是没能打垮我们,反被我们赶跑了。刘峙也算厉害吧!可同样没能歼灭我们,反被我们牵着鼻子走,难道一条丹江就能把我们吓倒吗?”军区首长那临危不惧的神情和铿锵有力的话语,给了干部旅战胜洪水的信心和勇气。大家群情激奋,异口同声:“不能!不能!不能!”
傍晚,强渡丹江开始了。他们高个子拉着矮个子,体壮的搀着体弱的;围成团的组成了屹立在激流中的活动礁石,挽胳膊的组成了一条条人索,迎着风浪向丹江对岸前进。当时任中原行署主席的许子成同志正患着严重的伤寒病,身体十分虚弱,连挪脚的劲都没有,徒涉过江根本不可能,只好躺在一张竹椅上,由八个同志抬着走。他们顶着风浪,一步一个踉跄,十分艰难地朝前移动,当到达对岸时,躺椅全散了架。张建之、孙维礼等几十位女同志孱弱的身子被江水冲得歪歪倒倒,她们就拉着马尾巴,拖过江去。杨经曲、邹亚农等几位都是年过半百的老同志,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志就在他们的上游拉起了一道人墙,挡住了狂涛恶浪……。经过一整夜的搏斗,全旅同志终于在天亮之时到达丹江南岸。在这次强渡丹江中,桐柏县委宣传部长沈洪的爱人陈静和十几位同志被激流夺去了生命。
大自然的淫威没有使干部旅屈服,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们更是表现了视死如归、勇敢顽强的精神。7月17日,他们进入了郧西的鲍鱼岭,这里是右冀部队入陕的咽喉,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先期到达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已重兵扼守,刘峙部队的追兵亦尾随逼近,强敌前后夹击。三五九旅和干部旅组成的北路军右冀部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危急关头,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政委王恩茂亲自率领部队向敌人冲去,经过浴血奋战,杀开了一个缺口,迅速突出重围。
固守山头阵地之敌,是胡宗南的王牌部队,号称“天下第一军”,武器装备优良,在山头上构成了严密的封锁网,当三五九旅夺路而去后,敌阵地上的缺口又迅速合拢,强大的火力封锁了干部旅前进的道路。李学先、许金彪立即率领警卫团一、三营集中火力向敌攻击(在此之前吴杰已率领二营转入北路军左冀部队执行警卫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任务)。由于敌人火力太强,警卫团连续发动的几次强攻,都被敌人压了下来,不少同志倒在血泊之中。这时,任子衡同志带领着干部旅警卫营冲了上来,干部团中持枪的同志也跟着向山上冲去。同志们前赴后继,英勇奋战,终于重新撕开了一个口子,顺着山沟冲过了鲍鱼岭,进入陕南。
中原突围北路突围经过要图
二
干部旅进入陕南后,又被敌人死死咬住了,时儿前卫与敌人接上了火,时儿后卫又给敌人粘上了,边打边走,走走停停,在茫茫秦岭的山沟里转来转去,一天走不了几十里路。7月25日,三五九旅和干部旅组成的右冀部队,冲破山阳至漫川关敌之封锁线,到达长岗岭、槐树庄一带,又被敌人给围住了。三五九旅在长沟口、土地岭、三官殿的沟谷中,与敌激战五六个小时,部队伤亡很大。为了减轻战斗部队的压力,保存干部,上级决定干部旅分散行动。就地开展游击战争。7月26日上午,旅首长研究了干部旅如何分散游击问题,并作了具体部署:一是组建一个游击支队和若干游击小组,在陕南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伺机与左冀部队和陕南游击队会合,二是警卫团和干部二团中身强力壮的同志,补充到三五九旅战斗部队里,随军继续西进,三是动员一批老弱病残的同志化装疏散,寻找地下党,设法转移到其它解放区。随后,政委张成台就在三官殿山坡上的一个石屋前作了简短的动员,要求大家自由编组。
干部旅的同志们尽管从感情上不愿意离开主力部队,但是大家都能理解:在当前的紧急情况下,只有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才是出路。因而,他们坚决执行组织的决定,迅速行动进行编组。由许子威、王才贵将一部分干部和勤杂人员组成陕南独立游击支队,王才贵任司令员,许子威任政委,曾焜任政治处主任。由白相国、鲁持久、孙石、任子衡、黄绍九、姜明斋等同志分别组成人数不等的游击队或游击小组。其余化装隐蔽转移的同志亦作了准备。当天晚上,在三五九旅和警卫团的火力掩护下,干部旅各支部队快速行动,分头从敌阵地的缝隙中穿插出去。
干部旅分散行动后,王震及时向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和中央电告了干部旅“已分散游击化装走,请中央各解放区收容”。8月5日,王震又向李先念、任质斌并中央、西北局通报了干部旅分散游击的活动情况:“(一)许子威、王才贵率高级干部十余人向长沟口、石窑子一带山上隐蔽游击,待机化装去陕北或其他解放区。(二)杨经曲、余益庵、蔡韬安留长沟口附近民家隐蔽,待陕南党关系或用杨之社会关系去西安转延安。(三)韩东山、张成台随我们行动,张文津、吴祖贻拟以小组名义公开去西安找子健及三十二小组。(四)孙石、黄绍九,白相国、任子衡各率一个干部游击队,在长沟口一带山上隐蔽游击,待机去陕北或化装到其他解放区。(五)沿途皆有区乡干部及原重庆来的男女学生,找群众及党的关系,化装去各解放区。”
干部旅的同志大多是地方武装干部,有丰富的游击斗争经验,从敌人的包围圈中跳出来后,各支部队避开主力行进的路线,进入深山老林。陕南老百姓听说他们是当年的红军,热情担当向导,主动传递情报,还千方百计地为他们弄饭弄菜,帮助安置伤员病号,使部队的战斗力很快得以恢复。
陕南独立游击支队跳出长沟口山谷敌包围圈后,司令员王才贵和政委许子威立即派人分头在天竺山周围收容掉队落伍和分散转移的干部,不几天支队的人员就增加到五六百人。为了使部队得到休整,他们决定把部队拉上天竺山,并派出人员联络各支分散部队。后来,陕南独立游击支队在天竺山上与鲁持久游击队会合了。
天竺山是个道教圣地,有几座颇具气势的寺院,有几百名道人。寺院里摆着一缸缸大米、食油和盐块,山高林密,确实是一个休整部队的好地方。陈守一同志是中原行署的秘书长,在干部旅是个“大秀才”,于是支队就派他找寺院主持做统战工作,寺院主持很快就答应部队在山上进行休整。天竺山的寺院里有一位道士,他是当年红二十五军西征途中掉队的老同志,因人地两生,被迫“出家”。见到自己的部队后,他非常高兴,忙里忙外,安排部队吃饭住宿。在山上呆了一周时间,又有几支小游击队上山会合,支队发展到700多人,战斗力很快得到恢复。
敌人得知天竺山上有中原突围部队的消息后,便集中兵力进行“围剿”,支队决定避敌锋芒,迅速转移。当时,他们手头上没有地图,就带着队伍往西边走。经过一昼夜急行军,部队来到长沟口,与敌山阳保安团遭遇,他们当即决定给该敌以打击。进入陕南以来。部队一直都是被敌人撵着走,大家心里早憋足了一股气,一听说要打保安团,浑身上下都是劲。王才贵司令员一声令下,一个个如猛虎出山,冲向敌阵,杀得敌人哭爹喊娘,四处逃窜。这一仗虽说没有多大缴获,大伙儿却感到扬眉吐气,支队也打出了声威,老百姓对他们更是热情,不少隐蔽起来的干部闻讯也纷纷归队。打这以后,支队虽然与敌地方保安队遭遇过几次,但敌人一打就垮。往西走了二三天时间,他们来到一个村子,听老百姓说前面村里也住有红军,许子威马上派程鹏去联系,果然是李先念司令员率领的北路军左翼主力。8月5日,陕南独立游击支队就与主力部队会合了。
干部旅分散游击后的另一支力量较强的游击队是由任子衡、白相国和徐达三带领的游击大队,共有200多人枪,其中有一个50多人的手枪队和两个警卫班,武器装备都很强。为了能够在陕南站稳脚跟,不被敌人吃掉,大队长任子衡决定首先抓武装和休整队伍。于是,他们晚上钻到深山沟里休息,白天就派出小分队到各个路口收容掉队与分散隐蔽的人员。他们很快就与周季方带领的一个游击小组以及三五九旅中与主力失去联系的一个连会合,游击大队发展到400多人。7月30日左右,任子衡率部在山阳一带活动,在龙山的一个几户人家的山沟休息时,遇到在此养病的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同志。当大家得知主力部队正准备在陕南分散游击,开辟根据地时,都高兴极了。他们按照郑位三政委提供的地点,于8月初在留仙坪(今属丹凤县)找到了李先念司令员。
孙石与罗孟刚带领豫南的一批干部冲出来后,白天隐蔽在山林里休息,晚上摸着崎岖的山路行军。走了两天,与姜明斋带的游击小组相遇,经过合编组成了一支二三十人的游击队,由孙石负责。他们昼夜行军,走了七八天路程,于8月3日来到山阳县的中村,与在这一带分散游击、建立政权的方正平部汇合。此外,还有一些游击小组相继与陕南地下党及陕南游击队取得联系,陆续回到主力部队的怀抱。
李先念司令员得知干部旅的许多同志归队后非常高兴,8月初的一天,他来到离留仙坪不远的一个村子看望归队的部分干部旅的同志,他一面与大家握手,一面说:“好!好!你们来得好!中央已指示我们在陕南创建根据地,正需要你们啦!好好休息,准备进行新的战斗。”
重新回到主力部队的怀抱,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他们纷纷向李先念司令员要求,到最基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创建豫陕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至此,中原军区干部旅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开始了新的战斗。
三
中原军区干部旅与北路其他兄弟部队一样,是一支英勇顽强的部队,是西进路上的一支劲旅。干部旅在应山吴家大店组建完毕时,共计3800余人。北路军分兵左右两翼部队行动时,警卫团二营300人转入左翼部队,在长沟口分散游击后,陕南独立游击支队和其他游击队、游击小组共保存了1000余人,随三五九旅上延安的有五六百人,转移到其他解放区的有三四百人,干部旅三分之二的力量保存了下来。他们在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以及在其它战场的对敌斗争中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在陕南归队的千余名干部旅的同志,经过几天的休整,一部分勤杂警卫人员被充实到战斗部队,大部分干部奉命分散到陕南和豫西各县,开始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这些同志都是经过长期锻炼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具有丰富的地方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的经验。大家一到各个工作地区,就与地下党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动员和发动群众,迅速建立起各级党的组织、政权和地方武装,为开创豫部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豫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中许多领导职务都是由干部旅的同志担当的。周季方被任命为边区党委秘书长,陈守一任命为边区行署秘书长。韩东山、张旺午、余益庵、孙石、吴皓、潘哲夫、许子威等人均担任了地委、专署和军分区的领导职务。李建安、曹志坚、邹亚龙、鲁持久、刘英才、邵耀华、张子明、李岩性、宋孟邻、周映渠、文范、姜明斋、鲁孚若、罗孟刚、曾焜、白相国、张进先,潘友謌、祝铭等几十名同志担任了县区级领导职务。干部旅所保存下来的成员,成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基本骨干。
在创建地方政权工作中,干部旅的同志更是发挥了优势,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立足,创造了很好的政权建设经验。在第三地委和军分区的领导下,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宋孟邻等,积极发动群众,在银花、中村建立基层政权,仅4天时间就建立了百余人的地方武装。他们还注意做好统战工作,吸收旧政权中的一部分人员返回参加新政权工作。8月21日,中央指示要速将银花、中村建立政权、组织地方武装的经验通各部照办,“愈快愈好”,并将此经验通报鄂西北地区。四分区的卢嵩县是一个干部旅同志比较集中的地方,仅县团级干部就有20多人,因此,很快建立了8个区的基层政权。刚开始,由于新政权在群众中的威望还没有建立起来,筹粮筹款非常困难,县委书记鲁特久带领县里的干部亲自下去做统战工作。我国著名翻译家、文学家曹靖华的父亲曹培元在当地很有影响,鲁持久觉得动员他出面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决定委托县长黄涛若代表县委和县政府去登门拜访。后曹培元老先生多次出面召开开明士绅座谈会,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这样,群众很快地发动起来。不长时间,全县共筹粮300多万斤,及时解决了部队和地方干部的吃饭困难。
干部旅的同志在豫鄂陕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主力北渡黄河后留在陕南坚持斗争的豫陕工委和豫陕游击支队,在罗孟刚、祝铭同志的带领下,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先后转战在商南、洛南、卢氏等地区,成为主力北渡后我党我军在敌后坚持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三五九旅继续西进的中原军区警卫和干部团的部分同志,于8月2日进驻刚解放的镇安县城后,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大部分干部都被编到三五九旅,加强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这部分同志随三五九旅一起,在王震副司令员的率领下,冲破重重难关,终于胜利到达延安。
还有一疏散转移的干部,在陕南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化装成农民、商人、挑夫、教员、乞丐以及国民党军官、职员,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经历了千辛万苦转移到其他解放区。有的到了延安,有的到了华东、华北解放区,有的返回中原解放区,找到了留下坚持的部队,有的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隐蔽,相机回到了部队。王景瑞同志从陕南返回确山后,将掉队人员和其他返回人员集中起来,组成了一支游击队,在敌后坚持斗争一年多时间,最后与南下大军汇合。
中原军区干部旅在中原突围这部威武雄壮的交响曲中,奏出了极其悲壮的乐章。它在胜利地完成战略转移的同时,也遭受了重大损失。旅长张文津、政治部主任吴祖贻与毛楚雄在赴西安谈判途中被敌杀害。政委张成台、中原军区供给部部长吴先元、中原局组织部干事李其祥等一行五人,在陕南化装转移途中遇难。还有周映渠等一批老同志,在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转战中英勇献身。曹志坚、杨森等同志被俘后,面对敌人的严刑和利诱,坚贞不屈,在敌集中营继续坚持斗争,最后惨遭杀害。今天,当我们记述干部旅这一段艰难的战斗历程时,更加缅怀这些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先烈。(张小纯执笔,原标题为《西进路上的干部旅,原载李少瑜、李文实主编《 西征——中原军区部队北路突围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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