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州坐落在我国西南边境线上，它是广西的边防重镇，又是左江地区的首府。这里山高峡陡，交通不便，文化经济落后。然而正因为如此，在这里，集中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埋藏了革命的火种。
一九二九年，军阀混战的炮火，响遍了全国。广西的军阀也不甘寂寞，倾巢而出，向广东进发，参加粤桂军阀的混战。
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是国民党的反动地方武装，由打入其中的共产党员俞作豫同志任大队长。
在张云逸同志率领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开赴右江进驻百色的同时，俞作豫同志也率领着第五大队开赴左江，主力进驻龙州。
俞作豫同志又利用社会关系，同时被任命为龙州督办，领导左江各县的政权工作。这是党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在左江发动革命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全盘计划中的一个具体计划。
此时左右两江的革命声势浩大。各地的革命同志，进步青年闻风而起，不是奔赴百色，就是投向龙州。
龙州的各种革命组织，有的在恢复，有的在建立，有的由秘密走向公开。在地下工作的同志也纷纷出头露面，找关系的找关系，谈工作的谈工作，下乡活动的忙着下乡，气象焕然一新。
此时，龙州正处在大风暴的前夕!
这时，摆在党和革命人民面前最重大的工作，就是尽快组织革命的武装部队。在人民的革命斗争还没有普遍发动起来之前，改造可能改造的旧军队，使之转变为革命军队，则具有重大的意义。
龙州警备第五大队，相当于一个团的组织，大队辖三个营，每营辖四个连，共一千五六百人，武器齐全，有一定的战斗经验。这应当是一个未来的争取起义的对象。但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它都是一个反动的彻头彻尾的军阀部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改变为红军。
这个部队的军官，多系地主、土匪、流氓成分，经过国民党的长期训练，其中有不少是镇压群众运动、屠杀人民的血债分子。一般说来，连以上军官都是洗刷的对象。
至于一般下级军官和士兵，除开一部分兵痞流氓应当淘汰外，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如何具体部署，领导上尚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反革命分子却已经迫不及待地先下了手，发动了反革命兵变，首先是二营叛变，接着三营又叛变了!
这两个营的叛变，把正在新生的龙州又带入白色恐怖的深渊中。
第二营营长蒙志仁率领所属全营的部队并勾结当地的土匪民团大约一千多人，突然由他的驻地凭祥出发向龙州进攻。
驻在龙州的军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事先毫无准备，措手不及，龙州因而失陷。龙州人民重陷灾难，革命同志落入叛军之手者，均遭杀害。
经过左江军民二十余天齐心协力，围困封锁，才将叛军驱逐出龙州。
第三营的叛变则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首先在平叛第二营叛变时，它就不服从命令，不听调动；其次在平叛胜利后，它先率队逃跑；最后则是公开反动，勾结地主豪绅公开与革命人民为敌。
警备第五大队的三个营，两个营叛变了，剩下的第一营是唯一的主力，能否争取这个营并把它掌握在人民手中，则是起义成败的关键。
这时，正逢邓小平、何世昌等同志奉中央的命令自百色来到龙州指导工作，他们主张对第一营立即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并介绍了右江改造警备第四大队的经验，他们的经验是：坚决撤换那些反动的旧军官，首先是营连长；普遍组织士兵委员会；宣布官兵待遇平等，经济公开等等办法。
这些办法立即在第一营实行了。不到十天，一营的气象焕然一新，士兵委员会普遍组织起来了。
士兵群众一有组织，就要和反动军官算两笔账：一笔经济账，就是克扣军饷；一笔政治账，就是侮辱虐待士兵。
在反动的旧军队中，官兵之间深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问题上，特别是警备第五大队，军官中有严重的封建土匪习气，对士兵薪饷的克扣，人格的侮辱，身体的虐待，更为残忍野蛮。这两笔账一算，逼迫得连长营长非滚蛋下台不行。
于是这些旧军官有的就自动请假，有的经士兵会表决，领导撤职，交出兵权了事。随后派入了革命的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他们新的作风深为士兵所欢迎。
一营营长是新派去的共产党员，两个连长也是共产党员，另外两个连长则由提升起来的两个较为进步的排长担任。连队都有政治指导员，有士兵委员会，营有党支部。到此为止，第五大队第一营基本上可以说是掌握在人民手里的部队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举行的百色起义，红七军建立的胜利消息，像春雷一样地响彻左江上空，鼓舞了左江同志的斗志。与此同时，邓小平、何世昌两同志自百色来到龙州直接领导工作，更增强了左江同志的信心，加快了组织起义工作的速度。
一九三O年二月一日，左江人民的革命起义在龙州爆发了！
这座偏僻的古城第一次竖起镰刀斧头的红旗，左江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宣布诞生。
这天，在龙州城内的广场上召开了空前盛大的群众大会。会上，有士兵代表控诉国民党军阀的罪恶，当场撕毁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拔掉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
这一带头动作立刻引起台下一片撕裂的声响，士兵们把所有青天白日旗撕得粉碎，破片甩在地下，愤怒地把它践踏在脚底。
有些市民为表示要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还跑到家中把节日常用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也拿到会场来撕毁。
全场一致高举镰刀斧头的红旗，表示要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斗争到底。当共产党的代表在会上宣布各种革命政策的时候，引起会场山崩地裂般的一阵阵欢呼。
这天，龙州城里家家挂起了红旗，人人领子上结起了红带，墙壁上到处贴起了红色的标语。所有商店的红布红纸，不管是深红的也好，淡红的也好，桃红的也好，统统被买光；买不到红布的时候，人们就用红色颜料染，终于把红色颜料也买光。
龙州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入夜，举行盛大的军民提灯示威游行，狂欢通宵。
新诞生的红八军队伍，俞作豫同志任军长，邓小平同志兼任政治委员(他同时是红七军政委)，何世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指挥三个纵队。
第一纵队以原警备第五大队的第一营编为第一营，以整编的当地警备队和边防武装为第二营。两个营约近千人，以进步的旧军官何家荣同志(非党员)为纵队长，我为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以进步青年潘裕明为政治部主任。
第二纵队以新发展起来的独立营作为第一营，以整编当地的县警备队和边防武装为二营。两个营亦约近千人，俞作豫兼纵队长，后由共产党员宛旦平同志担任纵队长。
第三纵队则以当时表示愿意参加革命的王飞虎、冯飞龙的土匪部队八百余人组成，以王飞虎为纵队长。
左江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扬眉吐气，骄傲地站立了起来!
龙州起义的胜利，令反革命派狗急跳墙，所有左江的豪绅地主都在组织力量，准备将新生的红八军消灭在未成熟之中。
原警备第五大队第三营现在已成为豪绅地主武装力量的代表，在龙州西北地区镇压刚刚抬头的群众运动，这显然是企图截断百色龙州之间革命力量联系的一个阴谋。
红八军第一纵队就以支援龙州西部地区的群众斗争、打通龙百之间的联系为任务而出发了。
战斗正在胜利进行中，叛匪第三营吃过几次败仗之后，已被红军围困在靖西城，附近的农民正在打土豪，分粮食，热火朝天，第一纵队与龙州的联络突然断绝，电报电话都不通。
我们估计龙州方面已经发生紧急情况，或者面临重大的事变!
邓小平政委此时正在由龙州回百色的途中，住在第一纵队。他甚为红八军第三纵队没有进行政治改造而担忧。他指示第一纵队立即开回龙州，应付可能已经发生的意外事变。第一纵队即行撤出战斗，星夜奔回龙州。
到达龙州近郊，我们得到的情况是：龙州失守了！王飞虎已率第三纵队叛变，他杀死了派在该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勾结广西的反动军队一个师以上的兵力突然袭击了龙州。
第二纵队为掩护军部撤退，在城内苦战一天，由于它的主力都是新编来的工农群众，战斗经验差，武器装备弱，最后大部被歼。军长率领少数部队突围，到达宁明，又遭受袭击，下落不明。
后来才知道：第二纵队纵队长宛旦平(湖南新宁人)同志在突围中，苦战整天，子弹打尽，光荣牺牲；军长俞作豫同志在失败后，逃到香港被捕后就义；政治部主任何世昌(河南人)同志在失败后企图潜回百色，在途中也被捕，后壮烈牺牲。其他在此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同志还很多，不一一详述了。
第一纵队发现自己已经陷入敌人的包围中，追击红八军军部的敌人，约一个师的兵力已经回到龙州集结，开始向第一纵队进击；天等、天保(现德保)均新到了敌军部队，企图截断我军通往百色的去路；靖西城的敌人也已出城来追击我们。
现在是几倍于我们的力量向我们围攻，妄想一举消灭我们。第一纵队正孤立无援，面临着严峻的战斗考验。
在这里，要感谢邓小平政委，事先给我们准备了力量。在他离开第一纵队回百色之前，为建立部队的核心领导，亲手组织了中共第一纵队委员会。他着重指出党是部队最高的领导机关，纵队一切重大的事情，都要经党委讨论才能执行，并把这样重要的原则，公开地向非党员的纵队长和政治部主任作了交代，嘱咐他们要切实服从纵队党委的领导。
正是因为解决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第一纵队虽然在组织上还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政委制尚未建立，第二营一个党员也没有等等，但由于有了纵队党委的领导，就团结统一了整个纵队，显示出惊人的力量，战胜了后来重重的困难，走向了胜利。
纵队党委第一次会议就是讨论纵队的行动方向。根据当前的严重情况，决定去找红七军，向百色方向突围。
根据掌握的情况，敌人的包围圈逐渐缩紧了，而其主力正是放在我们走向百色的途中。我们估计从正面硬打过去，将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不如先摆脱敌人的包围，把敌人甩在后面，改三面受敌为一面受敌，然后才有行动的自由，于是决定向越南边境进击。
由于越南同志的帮助，我们得以胜利地进入越南边境。原来越南革命党在龙州起义的时候，就派人来联络过我们，现在红军靠近越南，他们便集中二百多人进人中国边境来和我们会合。
他们熟悉中越两国边境的情况，有地下武装活动的经验。据他们说，他们曾参加过黑旗军的反法斗争，从那个时候起，斗争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武器，都是梭镖、土枪、土炮，旗号也是各色各样的。
他们曾十分友好热情地欢迎我们去越南打游击。这样，在我们需要绕道越南时，他们也尽力帮助我们，作了我们的向导，在一个黄昏，当反革命军队正在进攻的时候，他们引导我们突入了越南边境。
越南边境的居民，对于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突然到来，不免感到奇异，但态度却是友好的，经过'向导’说明之后，很快便亲如一家。
但边境的村庄，每村都住了一个法国人，身边带了一两支枪，见我们一入境就向我们开枪，并到处发警报，不久，他们的边防部队就到了，在四面山上打枪。
越南朋友告诉我们：边防军最多不过来两个排，无力进击；安南军主力都住在大城市，没有十多个小时到不了；而中国的反动军队不敢越境。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在越南的一夜枪声不断，但没有接触，我们反而得到一夜较好的休息。第二天，我们为避免与安南军作战，就和越南朋友分手了，一个急行军，绕道又回到中国。
此时我们就变成一面受敌，并且把敌人甩在后面老远了。第一次突围成功，要感谢越南朋友的帮助！中越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就是这样在战斗和患难中建立起来的。
蠢猪一样的广西军阀，在我们胜利突围之后，便纷纷去堵住百色的去路，以阻止我们与红七军会合。
另一方面，则利用靖西、镇边两县山高路险、行军困难的特点，企图以地主、民团、土匪武装把守口子、看住山头，来围困我们，同时施展他们威胁人民的卑鄙手段，强迫群众实行空室清野，使我们得不到吃，得不到休息，找不到人带路，来疲劳我们。我们不能直接到百色，便绕道云南边境，经过富宁以东地区，再转回右江。
这里是一片高原，站在山头上东望龙州，正如坐在飞机上俯视地面，不管山高水低，都在脚底下打转转。
这一带山上住着兄弟民族倮倮，他们在反动派的威胁欺骗下，不了解红军，拿着武器站在山头要道上，阻挡我们的去路，从远方望去，俨然是千军万马，业已进入阵地，一派将与我们为难之势。
我们虽然必须过路，但决不能去进攻受欺骗的民族弟兄。我们只好兜了很大的圈子，绕过他们的正面，从他们的后方绕行。
原来倮倮聚族而居，几千家集聚一个寨子，这正有利于我们进行宣传，他们也亲眼看见了红军的纪律，看到红军都是好人，并不像反动派讲的那么可怕，便自动地把那些拿着武器在山头上的子弟叫回来，并为红军筹备给养，让出房子。
临走，他们详细地告诉红军道路的情况，但他们拒绝派人带路，这是因为云南军阀颁发了许多“斩”条，其中有“通匪者斩!”“为匪报信带路者斩!”等等条文，他们害怕。
我们沿着一溜山脉由南向北前进，有时越过山顶，有时爬过山腰，有时穿过山谷，山外有山，一个比一个高，令人感慨中国之大而山之多。
有一天走着，忽然发现在我们后面，也有一支队伍和我们一样由南向北行军。
“这是敌人！”大家一望就知道了。敌人和我们相隔只半天的路，有时我们在北山，他们在南山，彼此相望不过一千米，他们的兵力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大约是一个加强团，后面是否还有后续部队就不知道了。
而我们的兵力，敌人也看得很清楚，大概多少枪支也能数得清楚的。现在是云南的军阀跟上我们了。
这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截获到一封鸡毛信，得知云南的反动派企图在剥隘附近和我们作战，并动员了剥隘地方的军民来堵击我们。
我们当夜来了个急行军，一夜走过一百二十里，拂晓在敌人完成准备之前就已进驻剥隘。市内警备武装百余人，当即四散逃跑，未敢应敌。我们细看剥隘地形，形势确实险要，如敌人早有准备，我们是无法通过的。
剥隘是滇桂交通的主要通路，两省土产交流的必经之地，因而商业发达，是我们从龙州出发三个多月以来，第一次遇到的一个大地方。
我们突然进驻，商民均很镇静，没有惊逃现象。他们看到红军公买公卖很感动，一律照常营业。
商人们善于奉承军队，准确一点说，他们是被军阀土匪的鞭子抽痛了，养成了一种顺从的习惯，惯会看颜色。他们自动地慰劳了红军酒肉，解决了红军的给养，还筹备了一部分鞋袜内衣，这在我们当时是十分急需的东西，无异于雪里送炭。
我们还希望解决一点经费，他们最后又送给红军一笔现款，指战员得以每人发零用费三元。在这里休息了三天，睡好了觉，吃饱了饭，我们便整队回广西，沿右江左岸进发。
在途中打听到百色已被敌人占领，七军主力也不知去向，会合七军的企图暂时又落了空。我们便决定去到东兰、凤山韦拔群同志的根据地去进行休整。
这里虽然是山地，但道路却较平坦，沿途有村庄，有居民。这天，我们行军到乐里地方(即现在的田林)，误入了反革命的圈套。
敌人发现我们到处问路，沿途需要找人带路，就化装成一个带路人，企图把我们引入绝地，一举歼灭我们。
原来我们从剥隘出发后，广西军阀就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一直尾随我们前进，当我们到达乐里时，便在乐里以南十余里处宿营。这个带路人就是这些敌人派遣的。当时我们没有警惕，也不知道屁股后头有追兵。
第二天，这个带路人把我们领到一个十分险恶的地方宿营，故意拖到夜深才把我们带到宿营地，到达后不久，带路人便逃跑了。
村里的群众也跑得精光，粮食及一切生活用具搬得精光。我们如同进入一座空山古庙，不，是进入了敌人已经选择好的战场，进入了包围圈。
拂晓，战斗开始了，敌人集中火力从我们的来路攻击。我部一个警戒班开始后撤，加上一个排去，还不行，再加上一个连，才把敌人堵住。
这里是几里路长的隘道，我们不容易打出去，敌人也不容易攻进来。
仔细察看地形，发现我们处在一个狭小的山谷里，四周都是高山，山下是一片约为宽半公里、长一公里半大小的水田，一道小河从当中流过，沿着我们的来路流出。
现在四周高山上都是敌人，听枪声，土枪土炮多，虽然肯定是民团，但山上到处都有滚木磕石，由山顶滚到山脚，使人接近不得。我们的队伍，暴露在敌人面前，摆不开，找不着阵地。
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军家的名言，我们现在正是在死中求生了。
战斗的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堵住来路不让敌人突破，这里是敌人的主攻方向，这任务以一个营担负；一个是突破一个缺口，这任务以另一个营担任。两个营的战斗情绪十分高涨，决心誓死完成任务。
敌人一直到我们占领山口、控制高地、找到了出路的时候，才突人我们的阵地，占领村庄。
此时天已将黑，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但敌人仍然不断组织对我们追击。
我们一方面收容失散的人员，一方面力图摆脱敌人的追击，不顾疲劳地连夜行军。哪知道这里是1片乱山，山越爬越高，路越走越小，小到人马不能通过。
这夜，天气突变，雷电之后，一阵狂风暴雨，行动不得，人马尽湿，只能站在或坐在车边道上等待天明，一夜不过行军十多里。
第二天再走，除了山上有少数民团土匪打冷枪扰乱，给我们造成一些伤亡外，没有发生大的战斗。
追击我们的敌人，可能也迷失了方向。白天天气暴热，入夜又是狂风暴雨，行动不得。仔细查看，队伍还停在昨天迷路的原地方。原来我们是在“盘陀路”上打转转。
在山里，找不到一个当地人问路，又不知道哪里有出口，第三天还是盲目地乱打转。
几天没有开火，干粮已经吃光了，肚子饿得慌，大家一边走，一边就在山边寻找野杨梅吃。
在树林里，突然发现了一个脖子上挂红带子的人。大家都说：“这一定是红七军派来联络的，快把他请来!”
但这人见人靠拢就跑，请不来。最后还是派人把他围住，才抓来了。大家高兴极了：“不管是什么人，他总识得'盘陀路’，把我们带出去就行。”
但是这人，始终不说一句话，你讲他不听，是与不是，既不摇头，也不点头，脸上没有一点表情的反应。
我们的好话都讲尽了，毫无所得，只好带着他走。走到一条单边山路上，他猛地一头栽下去，一直滚到山底下就跑了。
有人说，这一定是敌人的侦探；有人说，这可能是个傻瓜；也有人说，还是来联络的自己人可能性大，他看见我们的服装不对(有很多原五大队的旧军装)，可能还有暗号，我们也不知道，因而不敢接话。
这里是红白交界区，敌人经常冒充红军骗他们，是不能马虎的。究竟是什么人，以后也无法查证。走出“盘陀路”，还得依靠我们自己的两条腿，摸索前进。
我们在这座深山里整整转了两三夜，直到第四天的早晨，我们才转出山口来。
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走了一程，发现离我们原来突围的地方还不远，还能听到盘陀路那里的还有枪声，这可能是失掉联络的人员还在那里英勇地抵抗敌人的搜捕。
到东兰凤山的道路是红白交界的区域，是白军封锁的道路，我们现在无力突破这一条封锁。于是找到一条通往百乐的道路，那里是黔桂边境，我们准备到那里去休整。
这次战斗，是纵队成立以来第一次失利的战斗，伤亡失踪三百余人，政治部主任潘裕明同志在战斗中负伤掉队，估计也牺牲了。
敌人仍未放松对我们的追击，我们在百乐休整之后，即横渡南盘江，就在南北盘江这个走廊上进行游击活动。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土匪盗贼很多。
这些土匪以及当地反动武装向来畏惧与红军作战，加上他们把乐里的突围战斗看成为奇迹，说广西军阀几个团都没有消灭这支几百人的部队，这就必不简单。这样他们对我们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我们在这里平安地度过了几个月。
时间过得很快，正是秋高马肥、待命出征的时节，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自远方传来。原来远离根据地、挺入贵州东南地区游击的红七军已回到右江。
我们正在准备行装待发的时候，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等同志的指示就来到了，要我们立即渡过南盘江，向指定的地点天峨县属地区进发。
得到这一指示，我们都高兴坏了。一边走，一边谈，就是躺下休息也在议论：“我们这样一支红军队伍，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刚一诞生，基本的政治组织未建立，就失掉了八军党的领导，正像一个新生的孤儿，既无父母，又无兄弟，怎样和四周的恶魔作斗争?我们转战七千里，经过七个多月的斗争，现在终于就要见到红七军了！我们不是孤儿了！我们重新找到党了！”人人陶醉在这样一个胜利的情境里，忘记了行军的疲劳。
这天，我们正在行军，前面一支队伍，挡住去路，经警戒查明，正是红七军的队伍！
忽然，前面到了一个骑马的指挥员，他从马上迅速跳下来，十分高兴地向大家招手，叫队伍过去，原来他就是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同志，他一听到前哨的报告就赶过来了。
大家看见军长高兴极了，简直想一齐拥将上去，把军长拥抱起来，但按照中国军人的习惯不好这样做。大家抑制着火热的情绪，饱含热泪，照常整理服装，戴好军帽，排好队伍，迈着正步，从他面前走过。
我们红八军第一纵队终于和红七军胜利会合了！红八军第一纵队从此编入红七军的序列。
袁也烈(1899～1976.1.8)原名袁炎烈，字树成，号映吾，又名袁振武，化名王国栋。湖南省武冈县(今洞口县)人。192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年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遣团 连长、副营长、营长。曾参加南昌起义。后任红七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红七军二十师 五十七团团长。1931年被捕。1935年10月出狱后,曾任全国“民先”总部武装部部长 。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军石友三部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军政干 校副校长,山东清河军区参谋长，渤海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渤海纵 队司令员。1948年9月参加济南战役。济南解放后,任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常委、济南警 备司令部第一副司令员。后任徐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 长。
建国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国 家水产部副部长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6年1月8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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