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斯德哥尔摩
1950年7月初，外交部催促我即刻赴任，因为瑞典驻华大使已经来到北京上任。
当时到欧洲去，不像现在有民航班机，一般是乘火车经莫斯科转赴各国。
我偕同使馆的外交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连同家属共二三十人，乘坐国际列车，离开北京向莫斯科进发。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国际列车，也是第一次出国。
1950年，在我的生涯中是充满了许多“第一次”的转折之年:第一次从部队转入外交战线，第一次当驻外大使，第一次穿西装，第一次吃西餐，第一次越过国界，第一次途经列宁的故乡……后面还有许多“第一次”在等着我: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第一次乘坐国际海轮，第一次来到北欧国家的首都，第一次呈递国书，第一次进行外交拜会，第一次举行招待会，第一次举行外交会谈……
出了国门后，列车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向西行驶。
这列火车是苏联的列车，虽然是国际列车，却比我们国内的火车还要陈旧。每节车厢之间不是用挂钩，而是用铁链拉住，车子一开，就恍当一声;一停，又是吮当一声，震得人头脑发胀。有一次铁链没有挂好，两节车厢脱开，前面半列车已经到站，我们后面的半列车还在铁路上慢慢地蹓跶着。
看着这种情景，我心中不禁暗想: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给苏联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损害。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五年，但是苏联的经济还没有从战争的严重创伤中恢复过来。
这样的火车，车速当然很慢。幸好当时是夏天，可以沿途看看西伯利亚的风光，才帮助我们度过了这漫长的旅程。
经过贝加尔湖时，我透过车窗凝神注视着这个浩瀚的湖泊。这不仅是因为美丽的湖光水色吸引着我，更主要的是，那青青湖畔草使我想起了苏武牧羊的故事。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位满目悲愤、满怀忠贞的汉朝使节，在遍地绿草中或漫天飞雪中，手执牧羊鞭，高举汉朝的符节，踯躅在当时属于匈奴境内的北海(即今贝加尔湖)边。苏武，这位千古留芳的铮铮铁汉，留居匈奴19年，终于等来了汉匈和亲，为民族和解与民族团结立了大功，而他那威武不屈、忠贞不渝的崇高情操，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以后，我又有几次经过贝加尔湖，但都没有机会再看到它那壮美的身姿。因为，那几次都在冬天，车外是摄氏零下50多度的严寒，车上虽然有暖气，但车厢内的温度仍为摄氏零下20度左右。车窗的玻璃上结满了冰，所以根本看不到车外的景色。
经过伊尔库茨克后，前面展开了更为漫长的旅程。屈指算起来，一共行驶七天八夜，列车才喘着粗气驶进了莫斯科车站。
一到莫斯科，我们立即通过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同瑞典外交部联系。但是，得到的回答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原来，每年的7月和8月，是瑞典法定休假期。现在，瑞典国王和王室成员已离开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王宫，到一个岛上休假去了，外交部的官员们大都也去休假了，只有少数工作人员留守值班。所以，这位值班人员希望我们到9月份再去瑞典。
根据这个情况，我召集同志们商量。大家认为，既然瑞典国王不在首都，我们去了也无法呈递国书，而且和瑞典外交部及其他政府部门也无法联系工作，那就只好在苏联逗留一段时间。
我基本上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经过再三考虑，觉得大队人马可暂留莫斯科，但是要派两三个先遣人员，先赴斯德哥尔摩做建立使馆的准备工作。最后，决定派郝汀参赞、英语翻译顾巫等三位同志先去瑞典。
这件事给了我们一次深刻的教训，也使我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周总理关于要加强外交调研的指示十分正确，十分重要。其实，当时瑞典驻华大使已经到任，外交部有关部门与瑞典驻华使馆常有接触，我们只要向他们了解一下瑞典国内的有关情况，就不至于在莫斯科滞留了将近两个月之久。
在莫斯科滞留期间，我们去参观了著名的红场，并瞻仰了列宁陵墓。
到红场拜谒列宁墓，是我和许多战友长期凝聚在心头的共同愿望。记得1935年初红军长征到达松坎时，我和杨成武同志在行军战斗的间隙，一面靠着土坎晒太阳，一面交谈。当谈到革命胜利后的愿望时，我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到莫斯科去瞻仰红场和列宁陵墓。
如今，我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自然异常高兴。
尤其是在瞻仰列宁遗容时，我的心中无比激动。从他那坚毅的脸容中，我似乎看到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在俄国十月革命时振臂高呼、指挥工人赤卫队向冬宫冲击的壮烈场面;与此同时，我还想起了毛主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言。是啊，列宁不仅是俄国革命的领袖，他的伟大思想也指导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因此，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的今天，我来拜访列宁陵墓，见到这位革命伟人的遗容，心情之激动自不待言。
但是，对于红场的观感，却和我原来的想象有些差距。本来，在我的想象中，红场一定十分宽广，十分壮丽。可是，一见之后，才知道并非如此。它不仅比不上现在的天安门广场那么宽广、壮丽，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它也不如我们建国初期的天安门广场那么雄伟。尽管如此，由于红场是列宁陵寝所在之地，又是苏联首都的中心，因此，我依然对它保持着敬仰之情。
然而，使我们感到迷惑甚至失望的，是当时在莫斯科观察到的一些社会和经济情况。
商店里的货物并不丰富，而且价格昂贵。服务行业的价格也很高。我们下榻的苏联大饭店，论设施是中等水平，但房费很贵，平均每个房间要200多卢布，合人民币100多元。和当时我国的旅馆价格相比，实在贵得令人咋舌。一张公园门票要合人民币10多元，而当时北京的公园门票才5分钱。尽管按照苏联政府规定，服务行业不得收取小费，但事实上到处要小费。从火车上下来，即使自己提行李，也要付小费，而且要付三四次小费，才能进入旅馆的房间。旅馆的服务员每天要收小费，平均每个房间为5至10个卢布。到饭馆吃饭，必须先给小费，饭菜才能较快端来。
付小费，在西方国家是很平常的事;当时在我国的许多城镇，由于刚解放，饭馆和旅馆中收小费的现象也存在，但没有这样严重;可是，在苏联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明令禁止的情况下，这种陋习仍如此普遍，这不免使我们感到纳闷。更有甚者，在旅馆附近和马路边，发现有些浓妆艳抹的女子在游荡，她们的目的不言自明。这种现象更使我们感到困惑。
我们当时在议论这些情况时，都把它归因于二次大战结束不久，遭受严重战争创伤的苏联百废待兴，还来不及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大家心中总还有些疑虑。后来，当我国采取有力措施消除了社会上类似的落后和丑恶现象后，经过对比，我才明白这是个政策正确与否的问题，以及是否抓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
在莫斯科时，我还去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因为我在部队时，就很想了解苏联军队的作战方法有些什么特点，和我军在战法上有什么不同，现在参观学习的机会就在眼前，怎能放过?在参观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展览厅里的几个大沙盘，有库尔斯克战役的，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参观者站在楼上往下看，沙盘中红军、蓝军的攻防进退标志十分鲜明。这些战役的规模都很大，都是大兵团正面作战，往往由几个集团军乃至方面军协同进行阵地战。作战双方都是机械化部队，拥有许多飞机、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特别是在介绍库尔斯克战役和乌克兰战役的沙盘中，遍地都是苏军坦克。
在莫斯科停留了将近两个月，到8月底，派去斯德哥尔摩的先遣人员来电，说瑞典外交部通知:现在可以赴瑞。
于是，我们一行便在9月初离开莫斯科，取道列宁格勒，搭乘一艘客轮，犁开波罗的海的碧浪，向瑞典进发。这艘吃水约3000吨的轮船，不是直线开向目的地，而是先沿着芬兰湾北面的海岸线绕行，中间还在芬兰的港口停泊，然后再穿越波罗的海。所以，航行了整整七天，才于10日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在这并不太长的海运线上所花的时间，竟和从北京到莫斯科的铁路线上所花的时间差不多，这表明当时北欧的交通也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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