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王恩茂在安徽青弋江水利工地劳动。
身处逆境 心怀人民
——王恩茂同志在芜湖
汪德才
惊悉王恩茂同志仙逝的噩耗，我悲痛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彻夜未眠，如烟的往事，似潮水般在我的脑海里翻腾。怎么也没想到，弹指之间，一代名将，就这样匆匆地走了，留给后人无限的思念。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里，王恩茂同志于1972年7月至1975年12月，在芜湖地委工作和生活了3年半时间。虽然遭受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忠贞不渝，心地坦荡，满怀激情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着，在芜湖大地上留下许多美好的传说。芜湖人民一直深情地怀念着这位革命老人。
一
王恩茂同志当时到芜湖工作时已快60岁了，患有高血压病，腰部还有在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痛。但他全然不顾，仍然忘我地工作。他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工厂、农村，跑遍了芜湖的山山水水，搞调查研究，把握群众的脉搏。王恩茂同志在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各抓了一个点。工业的点是地区柴油机厂，农业的点是芜湖县围山公社良福大队，他一有空就往点上跑。在王恩茂同志的关心和指点下，地区柴油机厂生产红红火火，热气腾腾，柴油机的产量和质量在全省名列前茅。在良福大队，他入农户、跑田头，体察农情和民情。每年“双抢”期间，王恩茂同志都冒着炎热酷暑，到良福大队参加为期一个星期的劳动强度很大的“双抢”劳动，插秧、施肥、割稻，样样都干。一些农民看到王恩茂同志一连几个小时劳作，累得汗流浃背的时候，感动得流泪。由于王恩茂同志和蔼可亲，待人坦诚，他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王恩茂同志后来先后调到南京和东北工作时，柴油机厂和良福大队的一些干部群众想念心切，自发地带着家乡的土特产品去看望他。
1974年初夏，宣城县麻姑山山洪暴发。顷刻之间，四个公社的数十间房屋被毁，数千亩农田被淹，大批牲畜被淹死，灾情十分严重。王恩茂同志得知后，心情特别沉重，立即驱车赶赴受灾地区。当时公路被冲毁，他头顶着如火的烈日，弃车在被洪水冲刷过的泥泞的乡间小道上，深一脚浅一脚，步行十多公里，察看受灾现场，了解灾情，慰问灾民，与基层干部一起研究救灾措施。当王恩茂同志离开时，一些基层干部和灾民怀着感激的心情，依依不舍，挥泪相送。
王恩茂同志十分重视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1975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40周年纪念日，他应邀分别给地、市直机关，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医学院等单位作了专场纪念报告。他以自己的亲自经历和体会，生动而深刻地回忆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阐述了其伟大意义和毛主席革命军事路线的正确。报告催人泪下，感人肺腑，在全市反响很大。地委将王恩茂同志的报告正式印发给了全区基层单位，供干部群众学习。平日里王恩茂同志在各种会议和各个场合的讲话中，经常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人和事融入进去，对干部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芜湖工作期间，由于劳累过度，王恩茂同志的高血压病和腰部伤痛经常发作。有几次在乡下，我们几个人只好抬着犯病的王恩茂同志上车。他有时病重躺倒了，还把一些同志请到家里来研究事情，商谈工作；或者让我坐在他的床边，交流情况、研究材料。我经常想：这样一位戎马一生、叱咤风云的革命功臣，被迫害到如此这般的境地，却仍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顽强地工作，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王恩茂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当时他任地委第一副书记，为二把手。他对地委书记夏德义同志十分尊重，工作中遇有问题都要向他报告。夏德义同志对自己这位“特殊的助手”也很尊重，对王恩茂同志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特殊的关心和照顾。除了给他配备了秘书外，还安排一名工作人员专门照顾王恩茂同志的生活。当时地委用车比较紧张，夏德义同志出面从外单位借了一辆较好的小车给王恩茂同志使用。安排给王恩茂同志的办公室和住房，比夏德义同志的还大还好。由于一、二把手的模范带头作用，当时地委班子团结状况很好，有战斗力，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王恩茂同志每次在县里或在基层用餐后，都提醒和督促我交付伙食费。有一次在芜湖县赵桥公社吃饭，忙乱中没有付钱，王恩茂同志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一定让我足额补上。一些基层的同志出于对王恩茂同志的热爱，经常要送些土特产品给王恩茂同志，都被王恩茂同志婉言谢绝。实在难以推托的，王恩茂同志都让我按市价付钱。
王恩茂同志生活简朴，每次到基层去，他总是嘱咐我不要给基层添麻烦。按照地委分工，芜湖县是王恩茂同志的联系点。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区划调整，芜湖县城由市区搬迁到湾沚。当时规划中的新县城还是一片荒野，县里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而王恩茂同志每次去都要在县里住上几天，他说这样更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当时县上没有招待所，县里同志就在新落成的县委办公楼为他腾出几间房子，搭上床铺，用餐则在简陋的职工食堂。县里同志感到过意不去时，王恩茂同志总是笑着说：“这比我们当年在延安的条件好得多了。” 1974年初，王恩茂同志的大儿子在芜湖结婚，他只办了一桌家宴请了地委几位负责同志。王恩茂同志说：“钱我有，但不能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当时地委办公室送了一幅画，算是贺礼。
二
在芜湖短短几年的工作和生活，给王恩茂同志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不止一次地说：“芜湖是个好地方，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工作和生活环境好。”可见王恩茂同志对芜湖有深厚的感情。
王恩茂同志离开芜湖后，仍然对芜湖的各项事业十分关心和支持。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只要找到他，他都全力帮助解决。1990年，安徽全省棉花紧缺，芜湖纺织厂棉花供应告急，面临着“断炊”境地。市政府委派我和芜湖纺织厂负责人到新疆找王恩茂同志求援。当时我心里直犯嘀咕：时值年中，新棉未上市，老棉处理完了，现在要搞棉花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把握性不大。此前，阜阳纺织厂厂长去新疆购棉花，回来后戏说：“在新疆跑了十多天，除看到了成群漂亮的维吾尔族姑娘外，棉花一朵也没看到。”5月初，我们踏上了新疆的大地，找到王恩茂同志，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设家宴给我们洗尘。王恩茂同志一方面让他的秘书放下手中的工作陪同我们去新疆各地去走走看看，一方面批示给自治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请想方设法多渠道筹措棉花，不久很快给芜湖按照国家价格解决了数万担棉花，解决了芜纺厂的燃眉之急。在计划经济年代，王恩茂同志还帮助解决了芜湖永久皮革厂数万张牛皮，芜湖市政府印刷厂近百吨印刷用纸，使这两个濒临停产的厂立即恢复生机，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1994年10月，芜湖市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访问，王恩茂同志亲自打电话要求有关部门安排好、接待好，并多次会见和宴请代表团，亲手向代表团每位成员赠送了新疆的特色礼品。在与代表团座谈时，王恩茂同志深情地回顾了在芜湖那段不平常的岁月，他对芜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革”时期给予他的关心和照顾，一再要代表团转达他深深的谢意。在王恩茂同志的关心和指导下，芜湖市与乌鲁木齐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992年5月上旬，王恩茂同志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来芜湖视察。故地重游，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心情难以平静，一连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获悉王恩茂同志到芜湖的消息，一些认识不认识的同志纷纷上门探望，王恩茂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芜湖的干部群众多好啊！”当市委书记金庭柏同志在向他汇报时，就建芜湖长江大桥一事请王恩茂同志给予关心，王恩茂同志微笑着点头。据说后来王恩茂同志在多种场合呼吁：芜湖需要建一座长江大桥。2000年10月，当芜湖长江大桥竣工通车时，我把这个喜讯通过电话告诉王恩茂同志，他听了非常高兴。
三
王恩茂同志在芜湖地委工作期间，组织上决定让我当他的秘书，用王恩茂同志后来的话说，我们是“患难之交”。出于对党的忠诚和对王恩茂同志的敬重，我全力协助和支持王恩茂同志工作。我们朝夕相处，配合默契，紧张而愉快地度过了3年多的时间，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
王恩茂同志也常常怀念我们相处的日子。他离开芜湖到南京军区工作后，于1976年2月29日和7月26日先后在亲笔写给我的信中说：“我到芜湖地委后，你长时间帮助我的工作”，“给了我很多很好的帮助，建立了亲密的革命感情”，“你对党对人民忠诚，积极努力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你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学习”，“虽然现在工作不在一起，但革命的感情总是时刻在一起的”，“好像你还是和我在一起一样”。真是字字句句情真意切。
从王恩茂同志离开芜湖到他谢世前的20多年，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年新茶上市，我都要抢先买上5公斤王恩茂同志爱喝的泾县茶叶寄去。每当王恩茂同志喝上了香气诱人的新茶时，心情特别高兴，有时还将我寄去的茶叶分送他的老朋友、老战友品尝。隔上几年我就要去看望王恩茂同志，王恩茂同志总是热情相待。设家宴款待我时，让我坐在他的身边，每道菜上桌，他先夹上几块送到我的碗里，弄得我真过意不去。
1984年7月我去新疆，住在自治区党委招待所。尽管我几乎天天与王恩茂同志见面，他还是在一天的下午亲自到招待所看我。这一下“炸”开了，成群的人员“包围”了我的房间，把我放在桌上的茶杯都挤掉到地上打碎了。一些来乌鲁木齐出差的新疆各地人员，都想看看这位几十年来与新疆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备受各族人民爱戴的新疆革命和建设的开拓者和领路人。我看人越来越多，就劝王恩茂同志离开。又过了一会儿王恩茂同志微笑着同围着他的数十名群众一一握手后才离去。小车开动了，许多人还跟在车后挥着手向王恩茂同志表示敬意，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情景啊！在这里，王恩茂同志同新疆各族人民的水乳交融的感情，用什么语言也无法形容。
王恩茂同志对我以及全家都非常关心。每次写信或我们见面时他都要提及。在我女儿高中毕业时，他主动热情地支持我将女儿送到部队锻炼。1995下半年我因病在上海住院，后来王恩茂同志也到了上海，他让警卫参谋找到我，询问了我的病情，嘱咐我好好治病。出院前我和老伴到王恩茂同志下榻的宾馆看望他，当时王恩茂同志已双目失明，他说：“德才呀，我看不见你了，听到你说话的声音才知道是你。”听了王恩茂同志的话，一股酸楚从我心中泛起。临别时王恩茂同志硬要警卫员搀扶着送我到大门外。此时此刻，联想起我们每次见面，王恩茂同志都要在大门口迎我送我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心中默默地说：多么重感情的老人啊！（本文选自《功垂天山——纪念王恩茂同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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