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伪军—苏北行营

苏北行营。由臧卓、高胜岳、掌牧民三人负责。该机构是日华中派遣军方面为了削弱和牵制李士群的势力，并从华北日军手中进一步夺取地盘而设置的;同时，还负有诱降苏北国民党军队的使命。1944年，苏北行营改组为苏北绥靖公署，周佛海调项致庄为主任。项即到苏北整编李长江部，将二十六师陈同、二十七师丁聚堂、二十八师田铁夫三师合编为第十二军，项自任军长。其余刘相图、何林春、秦庆霖、胡冠军等部也都有扩编，由绥署直辖。这次整编，是在周佛海的支持下进行的。因为项曾受陈立夫之命，要回浙江家乡创立一个据点，以迎接胜利，周佛海亦表同意。1944年底，项的原定计划实现，带领伪十二军去了浙江。苏北绥靖主任由孙良成接替。

汪伪“苏北行营”是仿国民党“南昌行营”前例，不仅管军事，也管政治。掌牧民对军事一窍不通，他的目的就是要牢牢控制政务，想把政务厅搞成一个类似“苏北省政府”的机构。掌在南京时就物色好了政务厅各处处长的人选，政务厅的编制也是仿照原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而设。

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设有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和保安、秘书两处。“苏北行营”设立了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和警保五个处，一个秘书室。因为臧卓要在军事厅设一个秘书处，所以掌牧民只好在政务厅设一个秘书室，以避免雷同。

民政处比崔步武，江苏徐州人，任过国民党山东省的两任县长。

财政处长朱冰予，江苏如皋人，曾任国民党江苏省财政厅会计专员，米粮税收所长，因贪污事受到国民党军法审判，逃到南京投敌，担任了汪伪粮食部会计室主任。

建设处长沙光，号明如，江苏如泉人。其姐夫葛覃任过国民党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南通县党部书记长、江苏省党部委员等职，中统分子。沙光本人当时是汪伪工商部科长，与朱冰予住在一所大宅内。

教育处长姜仲廉，是掌牧民的妻弟，崔步武外放泰县县长后，姜改任民政处长。

警保处长张警吾，江苏南通人，曾任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处中校处员及编练处科长，由雷丰恒(黄埔五期毕业，臧卓物色的军事厅长人选)介绍而来。

秘书室主任秘书陈养吾，江苏靖江人，曾在国民党司法部门任过监狱长。姜仲廉改任民政处长后，陈养吾改任教育处长。在“苏北行营”将要撤销时，陈又外放任靖江县长。

秘书室还有中校秘书董显光、少校秘书焦亚辰等。陈养吾改任教育处长后，董主要负责秘书工作。

政务厅各处以财政处实权较大，这是因为：一、民政处对各县县长人事无权(当时各伪县长是由日本特务机关及各县日本联络官提名任命的)，二、建设处无建设可言，三、没有省立的中小学，教育处也无事可干，四、警保处没有自己的保安部队。而财政处不仅能管省级机构财政收支，而且能管到县。

朱冰予是国民党江苏省财政厅出身，做过高淳等县的会计主任、财政厅的会计员、会计专员等，对国民党江苏省财政厅的编制和职能比较了解，尤其是他聘任的财政处的三位科长，都是江苏省财政厅旧同事，对业务很熟悉。

第一科长姚鹤龄，江苏淮安人，曾拜老绍兴师爷张某为师。姚做过几县的财政科长和财政厅科员。

第二科长王一经，江苏扬州人，任过江苏省财政厅第二科的老科员，对江苏锐务沿革和工作很有经验。

第三科长李仲华，江苏人，任过南通、涟水等县的财政科长、江苏省财政厅主任科员，他对省县两级财政工作很有经验，是朱冰予特地礼聘来的。

汪伪“苏北行营”的日本顾问村上中佐，泰州特务机关长熊谷大佐，又都归南部少将旅团长管辖，他是“行营”的最高顾问。

1943年春，臧卓调离泰州“行营”，但未正式宣布任免或调离。掌牧民改任“行营”秘书长，与参谋长高胜岳平起平坐。“苏北行营”对外行文仍然是以臧卓名义，但军事厅署“参谋长高胜岳代行”、政务厅署“秘书长掌牧民代行”。掌牧民仍兼任政务厅长，与高胜岳各执其事，互不干预。处以下人事基本未变动。

“苏北行营”成立一年多，没有直属的部队，就连警卫也是由汪伪中央派来的一排宪兵担任。臧卓身为主任，也只是个空官职，因此，他想方设法地要拉一支武装。正巧，有位原东北军的军官张某，黄埔出身，来投臧卓，臧不惜重金委派他为行营特务团少将团长。三、四个月内，就招收了近千士兵，来源主要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其它部队开小差的人和花钱买的壮丁。“行营”特务团待遇较好，又不要打仗，所以招募新兵比较容易。

特务团成立后，即按三三制组编。团部还有一个直属的特务连，主要担任“行营”和团部的警卫。原来的汪伪宪兵排除一部分留作处长以上官员、特别是主任和参谋长的随从警卫外，其余均参加泰州城防司令部(以李长江的伪二十七师为主)“军警联合稽查队”。稽查队的任务是在车站和轮船码头检查来往行人，维持公共场所的治安。

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死后，伪江苏省政府苏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处于瘫痪状态，原任伪江苏省保安处长项致主在周佛海的支持下，当上了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项在扬州想按“苏北行营”的建制扩编公署，但仍得不到伪军方实力人物的支持。这时，日本方面把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部由豫苏边境调驻高邮、扬州、泰州一带。孙良诚的兵力胜过原地的伪军，甚至超过了李长江。

孙部首先接管了宝应、高邮和扬州的城防，并向扬州至泰州公路沿线移动。项致庄自知无法在扬州站住脚，只得征得周佛海的同意，以陈同和田铁夫两个师为骨干，将潘干承、刘相图、熊育衡和丁聚堂、秦庆霖部队的一部分人，合编为伪十二军，号称四个师，开往浙江杭州。项一走，汪伪政府就势正式委派孙良诚为伪苏北“绥靖”公署上将主任，其职权与编制与“苏北行营”相同。孙良诚立即派了一个精干的师接管了泰州城防，李长江则敢怒不教言。

正当孙良诚在扬州整顿和扩充实力，企图大振苏北“绥靖”公署的声威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了。“苏北行营”以及“苏北绥靖公署”随同它们的主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