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营共产化了”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一手制造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刚刚掀起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
蒋介石建立反动统治不久，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又开始了混战。
一九二七年秋，被蒋介石打败了的唐生智的部队，由安徽经湖北一直退到湖南，仗着人多势大，大鱼吃小鱼，在湖南安乡击溃了四川军阀杨森部队，占据了湘北一带。
唐生智部的三十五军第一师改编为独立第五师，驻扎在南(县)、华(容)、安(乡)三县。彭德怀同志任该师一团团长。那时，我在一团一营二连当兵。
部队扩大了。彭团长向师长周盘建议办个随营学校，周盘说没有教官。彭德怀同志即利用师长对他的信任，推荐了他在讲武堂时的同学——共产党员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同志，担任了随营学校的领导工作。
一九二八年春，我们在湖南益阳南县的九都山上练兵。
九都山的风景很雅致，有山有水，确是个好地方。但天天练兵，士兵的生活很苦，晚上睡在祠堂破庙里，虱咬蚊叮，夜不成眠。士兵们厌军厌战的情绪日益严重。
这时，一团已经有了党的秘密组织。团长彭德怀同志，团部书记官邓萍同志、九连连长黄纯一同志、我们二连连长李灿同志都是这个团的党的领导干部。还有彭团长的传令班长张云生同志，南县党派来给彭团长当马弁的李光同志都是做党的联络工作的。
同时，我们党已经在连里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秘密士兵会”。我是二连“秘密士兵会”的委员。
党通过“秘密士兵会”对士兵们进行教育和争取的工作，先从团结进步士兵、维护士兵生活着手，并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暗示，一营各连里还组织了公开的“经济清算委员会”，清算全连账目，掌管缺额军饷，并由士兵轮流值厨，担任采买，以抵制军官们贪污和克扣军饷。
“经济清算委员会”积累起来的钱，除改善伙食外，余款集中起来为全营每个士兵做了一顶蚊帐。这些措施都深得士兵的拥护。
我们连长李灿同志，还亲自组织了以军士为主、吸收个别士兵参加的“读书会”，使我们读到了一些进步书籍。
这时，正巧他的弟弟由湖南宜章县送他的爱人来部队看他，士兵们就问连长的弟弟宜章情况如何?
他弟弟说：“不得了，朱德、毛泽东的红军在那里闹革命，杀了好些人。
”士兵又问：“杀的什么人呢 ?”
他说：“打土豪分田地，杀土豪劣绅、官僚恶霸。”
士兵们听了，心中都暗暗高兴，对红军深表同情。
在这些新的生活中，士兵们的觉悟渐渐提高，精神也振作起来了。连队里，开始呈现一种新的空气。
每当吃饭之前，全连就集合起来，由值星军士领着大家喊口号：
“弟兄们，我们吃谁的饭、穿谁的衣?”
“穿工人的衣，吃农民的饭!”
“穿衣吃饭是工人农民的血汗!”
“我们不要忘记工农。”
“要为工农谋福利……”
这样，喊完口号之后才开始吃饭。
有时，在晚饭以后，由值星军士带着队伍在野外做游戏。解散以后，士兵们便三三两两的，在九都山附近的河堤上散步谈心，有时，也谈论国家大事。
一些身穿绫罗绸缎，拄着文明棍的土豪劣绅，时常大摇大摆地从河堤上经过，我们对这些家伙恨极了，有的嘲笑，有的谩骂。
土豪们听到骂他们“光吃饭不做事的寄生虫”，心里当然很不舒服，但也不敢怎样，只是冷冷地看我们几眼，灰溜溜地走了。
这样一天天下去，绅士们终于恼怒了，据说他们跑到师长周盘那里去告发：
“师长老爷，你们的一营共产化啦!”
“我不管它共产化不共产化，只要执行我的命令就行。”那位醉心于花天酒地的师长，毫不介意的这样回答。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其实，一天天向进步方向发展着的，岂只是一营呢!
二，雨夜送枪
一个细雨蒙蒙的夜晚，轮到我值班查哨。
士兵们都睡了。我走过连长李灿同志的门口，看见屋里还有灯光。
连长好像看见了我，叫道：“李军士，你进来。”
我走进去,给连长敬了礼。李连长含笑望着我:“李军士,今晚有件重要事情要你去办。”
他指着身旁的一支盒子枪和两支长枪对我说：“你给我把这几支枪送走。”
“送到哪里去?”
“就是我们打野外的那个破土地庙，有两个人在那里等着。”
我们打败杨森部后，连里存有一部分好枪，但李连长把它送给谁呢，我不禁有些惊奇，便问道：“连长，是送给什么人呢?”
“这你别管，也不许给别人说。”他说着，把枪交给了我。并告诉我暗号：“从那里来的”，“有人派我来”。
平时，我就是很信服李连长的，便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先偷偷地把枪送到围墙下的排水洞内，瞒过了哨兵的耳目，然后再从大门口以查哨的样子出来。
取出枪，一口气跑到那个庙里。果然，早已有两个人在那里等着我了。
黑夜中，也看不清他们的面孔，问暗号答对了，就将枪交给他们。
他俩激动地连声说：“谢谢同志，谢谢同志。回去后，请转达李连长，我们会很好地爱护枪的，武装也一定能继续发展。”
这些话,我当时听起来，似懂非懂，只有牢牢记住，又一口气跑回去。
李连长还没有睡，我把原话向他报告，他静静地听着，脸上浮上了微笑，听完，他小声地叮咛我：“李军士，这件事只有你知道就行啦，对任何人也不许讲!”
“嗯!”
我从他的屋子里走出来，继续查哨。但心里却不断地想这件事情，这枪是送给谁的呢？送给共产党的游击队?李连长是共产党?很可能！要不是要不他平素为人为什么这样好呢!
我似乎觉得自己猜对了似的，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从这以后，我对“秘密士兵会”的工作，更加积极了。
三，闹饷
不平静的日子，一天天过去。
五月中旬，师长突然召集了距离师部较近的一团团部及一、三营官兵训话，并向大家透露：本师已奉命立即出发前往平江“剿匪”。
第二天，我们一营“秘密士兵会”的负责人、团部传令班长张云生，来本连召开了紧急会议。他说：这次出发，军官们都预支了军饷，士兵却一个不发，我们准备组织闹饷。
这天，适逢我值星，便立即召集各军士开会讨论布置。
士兵们正在整理行装，作行军准备。由于一年多军饷分文未发，大家穷得要命，连烟都抽不起，有的还欠老乡一些债无法偿还，怨声四起。一听说要闹军饷，一个个兴致勃勃，当即推选了谢嵩为代表。
这时营部和其他各连也推选出了代表，统由张云生同志率领，先往团部请愿。为了保护代表的安全，各军士召集了士兵开会，选李灿同志指挥全营。
我负责本连，如代表一旦被扣，大家就去营救，解决师的特务连，把部队拉到公安、石首、湘西一带去闹革命。
当天，代表们在士兵们的欢送下，理直气壮的到了团部。彭德怀团长不在，团副见了代表，不问三七二十一就训了一顿：“发饷是上级的事，爱发就发，不发就不发，胡闹什么，岂有此理，快回去!”
他骂他的，谁也没有理他，一心等着彭团长回来。
提起团长彭德怀，全团上下没有一个不钦佩的，而且在全师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不仅廉洁奉公，勤俭朴素，爽直赤诚，而且特别关心士兵和人民疾苦。他每次下连来，首先就到士兵们驻的地方，问生活好不好，有没有军官贪污，有没有欺讹百姓或打骂士兵的。遇着违犯军纪，贪污舞弊的，他是绝不轻饶的。
记得在大革命北伐后退时，彭德怀同志当时是我们的营长，我们营担任全军后卫。当时国民党的队伍一打败仗便是士兵发洋财的机会，散兵游勇，三五成群，一路上奸淫抢劫，无所不为。
我们队伍撤离安徽桐城的第三天，正在一个山上休息，忽听得附近树林里几声枪响，他立即派人去把放枪的两个散兵抓来，一看这两个散兵口袋里装满了抢来的大洋，手上还提着两只鸡，他当时怒不可遏，厉声喝道：“谁叫你们出来糟踏老百姓的！”立即下命令把这两个家伙枪毙了。
这件事情传出去，老百姓莫不称快。当时我们这个营在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不仅部队的纪律严明，而且作战也是全军闻名的，当部队撤退时，就连给师部炮兵营抬炮的民夫也说：“走慢点不要紧，有彭营在后面呢，敌人休想追上来。”
因此，我们士兵们对彭团长非常信赖，相信他一定会支持我们。
不一会儿，彭团长回来了。不出大家所料，彭团长亲切地接见了代表，问清了来由，然后说：“好！我支持你们，马上向师长报告，你们到师里去吧。”
这一支持，犹如火上加油，代表们兴高采烈，勇气百倍，奔赴师部去了。
师部的传令排(师长的警卫排)听说一营的代表们来闹军饷，同病相怜，深表同情与支持。
这一来真是闹得满城风雨，压力很大，师长不得不接受代表们的请愿，每人预支两块钱，暂时了结了这场惊动全城的风波。
闹饷胜利了，广大士兵获得了教益，提高了政治觉悟，相信自己是有力量起来斗争的。
四，初到平江
部队懒洋洋地离开了南县。拖着疲乏的双腿，经过长途的行军，到达了平江县城。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三面环河，一面靠山，水田里稻穗初出，一片青葱，风景很优美。
但此刻却充满一股杀气，由千余人地痞流氓组成的“清乡”队，胡作非为，敲诈勒索，横行霸道，弄得市面冷落，人心惶惶。
县政府的三所监狱里，关押着八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消灭共产党”的标语，到处皆是。
但是城郊地主土豪们的墙壁上，却还留着“打倒国民党!” “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等红字标语,虽已涂擦,但字迹还能看得清楚。
我们一到，县长领着那些绅士官儿们，出城迎接，十分殷勤。他们早已熟知彭团长在北伐战争中的威名，以为自己可靠的“保护者”来了，于是大摆筵席，逢迎献媚。
团部驻城里，一营驻城东郊天岳书院，三营驻北门，二营驻离城五十多里的思村、安定桥一带。
不几天，听说二营与游击队间有了接触。六月底，彭德怀团长带领我们二连，到二营巡防。
一到二营，我们就想听听关于游击队的情况。只听二营的士兵说：“你们别听人瞎说。哪里有什么土匪，都是老百姓嘛。人家打土豪分田地也作得对呀，我们在山上抓到了好几个人，都放了。”
他们还说抓来的那几个“共产党”都很有骨气，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工农的人民游击队。我们听了心里都很钦佩。
当地土豪们闻听彭团长亲自出马，都纷纷赶来迎接，竭力奉承，并埋怨二营“剿匪”不力。
彭团长为了迷惑反动派的耳目，便敷衍塞责地答应了这些家伙们的请求，当面命令第二营去“搜山剿匪”。
第三天彭团长率领第二连返防时，我带着尖兵班经过一个小山头，忽然发现前面成群结队的，约有几十个人，便马上报告连长。
李连长跑上山来一看说道：“哎，不是土匪，朝天放几枪吧！”
又叫我们就地丢下了许多子弹和手榴弹，然后马上拉着队伍走了。
这简直像打信号似的告诉游击队说：我们送礼来了，请你们来收下我们的礼物吧!
这时候中共湖南省委派滕代远同志来和彭德怀同志一起，组织和领导武装起义。当时的名义是省委巡视员。他在平江县委所在地浊水，与县委负责人谈了几个钟头以后，就化装坐着一乘轿子进了平江城。按平江的风俗，只有有钱人才能坐轿，坐轿子进城照例是不受检查的。
一天晚上，滕代远同志和彭德怀、黄公略、黄纯一、邓萍等同志在李灿家里紧张地研究布置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一面通过秘密士兵会进行活动，一面亲自到各营动员。
彭团长讲话时，就这样暗示我们：“我们奉命令来此'剿匪’，其实不是土匪，全是穷苦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他们，就像你们家乡的父老兄弟一样，苦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要活下去，就得要举起铁锤来，把这个社会砸碎……”这些话，正说到士兵们的心上，大家革命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
七月十八日，彭团长带着马弁李光来到我们营里，紧张地布置了暴动。我们连担任解除县政府及其监狱的反动武装和释放犯人等任务。连长李灿立刻带领我们几个军士很巧妙地进城侦察。
平江城，还像往常一样平静，土豪劣绅，伪政府官员们仍在梦中，他们根本想不到一场大的变动，就要在这平静的小城爆发了。
五，七月二十二日
七月二十二日，天气晴朗，我们饱餐了早饭，就全副武装，整队集合在天岳书院的广场上。
这时，彭团长向大家讲话，大意是今天我们要去执行一次光荣的革命任务，去解决那些屠杀我们工农弟兄的反动武装，打倒土豪劣绅，我们不再当军阀的看门狗，我们要为工农大众的利益而坚决的奋斗。
接着他又宣布了各队的指挥员和革命纪律，最后命令大家装好子弹，整队出发。
我们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挺起胸膛，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城里进发。一到城里，各队立分头奔向预定目标。十三时许，各处的枪声就一齐响起来了。
我们冲进了县政府，解除了反动政府的武装。不到两小时，解决了全部“清乡”队，捉到了县长刘作柱和“清乡”队长，缴获了上千条枪。
平江城的反动势力，被我们摧毁了!
我带着全班士兵，迅速向监狱奔去。我们一面搜捕着看守监狱的反动武装，一面向狱里的同志们喊道：“同志们，我们是彭德怀的队伍，我们是工农红军，特地来救你们的。”他们听了，都齐声欢呼起来。
我们用斧头砸开了牢门的铁锁，又叫来铁匠砸开了他们的镣铐。人群像潮水似地涌出来，有的抱住我们，有的含着眼泪拉着我们半天说不出话来，有的当场就要求参加红军，有的马上带着我们去搜捕反革命……
整个平江城沸腾起来了，士兵们高举着枪，人们挥着双手，重新获得自由的人举起砸碎的镣铐，唱着、跳着、欢呼着：“民主自由万岁!”
“ 共产党万岁!”
“红军万岁!”……
就这时，在距离平江城六十里的嘉义市，黄公略同志也率领第三团三营的全营士兵起义了，并将嘉义区的土豪劣绅和屠杀人民的地主武装首领“挨户团”主任枪毙了。
他们当即与中共平江第四区(嘉义区)区委取得联络，由区委派出的向导带路，取道周方、恩溪、钟洞来到平江城。
此外，还有一支起义部队也来到了平江，这就是原属三十五军第一师的随营学校。原来这个学校过去是黄公略同志担任校长。他和党派来的贺国中、黄纯一等同志同在学校中进行了许多革命工作。后来黄公略、黄纯一同志被调走了，贺国中同志便在党的领导下，独立地担当了随校的党的工作，因此党在该校有着深刻的影响。
平江起义前不久，他们奉命开赴平江，途中听到起义消息，贺国中同志便立即率领部队赶到平江城来。
三路起义部队胜利会合了。平江城上空，飘扬着一面光辉灿烂的铁锤、镰刀大红旗。
六，奔向井冈山
起义后的第二天，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正式成立了。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黄公略担任第十四师第二团团长，将原一团的一、二、三营，编为第十三师第一、四、七团，贺国中担任七团党代表，黄纯一为七团团长。
部队根据军党委的指示，各连成立革命士兵委员会，军官由士兵讨论选举，还宣布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和革命纪律。
平江起义的胜利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四方，鼓舞了平江一带的共产党、游击队和老百姓。正如彭军长在红五军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我们这次起义，敌人会恨入骨髓，不久将会进攻我们。
果然，反动派震惊了，慌忙调遣了超过我们十余倍的兵力，向平江扑来，情况十分紧张。
正在这时，平江地下党的负责人胡筠同志带着大队的革命农民进城来了，与彭德怀同志取得了联系，把城里的军用物资、枪支弹药连夜运往山区。我们在平江城里驻了一星期，最后和敌人激烈地战斗了一天，便主动地放弃了平江城，转入平江北面山区。
部队到哪里去呢?这时，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红四军在井冈山搞得轰轰烈烈。于是，领导上便决定投奔井冈山。
八月底，我们从黄金洞出发，沿途遭到了敌人的前阻后追，几乎每天都要与敌人奋战数次方能前进。
在这艰苦激烈的斗争中，许多同志为革命光荣地倒下了，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但也有一些旧军官和动摇分子，经不起严重环境的考验，叛变了革命，临阵脱逃，在战斗和夜行军中，甚至有整连整排整班的叛变投敌。部队的人数越来越少，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
行至江西万载大桥，遇敌朱耀华旅袭击，激战一场，敌众我寡，我们伤亡较重，不得不退回平江、修水、铜鼓三县边境一带休整。第一次上井冈山失败了。
但经过这次失败，却取得了教训。我们一方面分散到黄金洞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协会，建立政权；一方面对部队进行整编和训练。把反动的军官清洗了，同时，党吸收了在起义后表现坚定的同志入党。
我也在这时由李灿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次部队整训，就像是生铁回炉，经过再一次的熔炼之后，部队虽然只剩下五百来人，整编成五个大队，但却比以前更加团结、纯洁、精干，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大大地提高。也就在这个时候，湖南、江西两省敌人调集数万军队，又来围攻我们了。
九月上旬，为了迷惑敌人，彭、滕二同志率主力先向湖北边境发展，在江西修水县的渣津街消灭敌人江西省宪兵营大部及该地的地主武装。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和游击队，使活动在山区的游击队得到迅速的发展。沿途人民群众热烈地欢迎红军，青年工农纷纷参军，不多日子，我们即由五百来人扩大到数千人。
但是，当部队由湖北回江西白沙岭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
当天晚上召开会议，研究部队行动问题，正当彭德怀同志讲话时，久怀反革命之心的四大队长(原二营营长)雷振辉，突然掏出了手枪对准彭军长，幸而被他身边一个干部及时发觉，立即夺取了反革命雷振辉的手枪，并且当场逮捕了这个反革命分子，禁闭起来。
会议仍照常进行。会上，决定部队向铜鼓和万载一带发展。
在第二天出发时，召开了全体士兵大会。会上，彭军长讲了话，五军士兵委员会宣布了反革命雷振辉的罪行，官兵们无不愤怒。但雷振辉却在垂死前仍然凶恶地挣扎，猛然向彭军长的警卫员扑去夺枪，两人互相扭打起来。这更激起了官兵们的怒火，这时黄云桥同志上前，一枪结束了反革命雷振辉的狗命。
滕代远同志立即领着大家呼起口号，在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里，人们又上了一堂极为深刻的政治课。大家提高了警惕，斗志更加高昂了。
由白沙岭出发到台庄，五军党委与湘鄂赣特委举行了联席扩大会议，决定将五军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合编为五个纵队。
为了扩大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决定一、三纵队在铜鼓、修水一带发展，二纵队在平江、浏阳、万载一带开辟工作，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领四、五纵队到井冈山去和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四军会合。
七，宁冈会师
红五军向南行动，势如破竹，消灭了万载城的地主武装，在万载休整三天后，部队继续行动，沿途打土豪分发财物。
我们经过萍乡、宣风到了莲花，在这里，与红四军何长工同志率领的部队会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终于到了井冈山和红四军会师了。
井冈山，这是多少天来我们一直就向往的地方啊！为了到井冈山来和红四军会合，我们经历了一段多么艰苦的道路啊！
记得在万载城休整的三天里，听说不久就要和红四军老大哥会师，我们是多么兴奋埃每个同志都为和红四军会师准备了礼物，大家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鞋，买了袜，有的是自己打草鞋……
现在，会师大会就要举行了，久为我们大家敬仰的毛党代表和朱德军长，就要和我们见面了，此刻，怎能让我们的心情安静下来呢!
会师大会是在宁冈城外的一个广场上举行的，会场上临时搭起一个台子。当我们整队入场时，首长们还没来到，我们即挨次列在台前等待着。
忽然一阵掌声，毛党代表和朱德军长来了，人们争先恐后地望着。我坐在前头，看得很真切。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都穿着一身灰布军服，头上带着五角帽子，脚上穿着草鞋，一见我们，立刻含笑向我们挥手，那亲切、慈爱、充满胜利信心的笑容，真是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领导同志们一齐走上台去，因为台子搭得比较简陋，也没有想到会上去这么多人，竟一下子将台压垮了。
我们立刻七手八脚的又把它搭了起来。正在这时，群里有人说话了:“哎呀，这可是不吉利呀，今天会师就垮台了。”
这句话，大概让朱德军长听到了，他笑嘻嘻地跑上台去，朝着大伙说：“同志们，不要紧，刚才台垮了，但是我们立刻又搭起来了，无产阶级的台是垮不了的！”
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当他说到“今天，我们红四、五军胜利地会师了，我们的革命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时，全场又掀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我感到毛泽东同志说出了我们千百个战士蕴藏在心中的话。
接着，彭军长、滕党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最后，朱德军长站起来，他是那样乐观而又充满信心地说：“同志们，我们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今天，我们有红四军、红五军，将来，我们会有几十个军，我们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当时，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困难形势之下，首长们这些充满乐观情绪的讲话，大大地鼓舞了我们广大士兵的胜利信念。
从此以后，我们便和红四军亲密团结，共同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奋勇作战。
李寿轩同志（1906——1984）：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1906年4月22日生于湖南省宝庆（今邵东）龙陂乡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7月入国民革命军第8军当兵，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第5纵队第12大队中队长，第4纵队第8大队中队长、大队长，红3军团第9师第7团团长、独立第2师第2团团长、第6师第16团团长。参加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任军委警卫营营长。到陕北后，任红15军团第81师参谋长，红27军参谋长。参加了东征、西征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第3大队第4队队长、第4大队副大队长，后任八路军总部教育科科长。1939年7月调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3纵队副司令员兼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和巩固、发展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2年5月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作为代表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参谋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加支援辽沈、平津、渡江战役及解放全国大陆的铁路抢修组织指挥工作，组织铁道抢修部队从松花江到珠江口、从东海之滨到陇东山谷，共修复铁路1600余公里，联通了全国主要铁路干线。
1951年1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副司令员、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前方运输司令部副司令员。在第一线参与组织指挥中朝铁路抢修、运输及防护部队，与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创造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粉碎了美军的“绞杀战”，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铁道战线上的主动权，保证了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
1953后回国后，任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1957至1968年任铁道兵司令员。组织指挥铁道兵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修建铁路。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4年9月22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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