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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历任首长——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参谋长袁仲贤(13)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袁仲贤之墓(图片来自网络)

1956年初,袁仲贤奉调回国。印度外交部副部长代表不在首都的尼赫鲁总理为他饯行,赠他一幅尼赫鲁签名的相片。

回国后,袁仲贤就任外交部副部长,成为继张闻天和姬鹏飞之后第三位调任此职的驻外使节。

中共八大筹备时,袁仲贤列入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但此时袁仲贤已绝症缠身。早在1954年回国陪尼赫鲁访华之前,医生就发现他的右肺上叶有一小块阴影。为了不影响工作,袁仲贤未加重视,照常工作和活动。直到1956年5月,袁仲贤赴莫斯科就医,复查胸腔疾病,才发现肺癌细胞已大面积扩散,无法切除。9月党的八大召开时,袁仲贤未能出席会议。这年国庆后,袁仲贤的病情迅速恶化。

1957年2月16日,袁仲贤与世长辞,终年53岁。

周恩来在得到袁仲贤病逝的消息后,立即赶到北病房看望了他的遗容,并主持由26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亲视含殓。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萧劲光、陈赓、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交部的张闻天、李克农、章汉夫等2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第三野战军老首长陈毅、粟裕发来唁电。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发特电悼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悼唁说;“袁将军担任中国第一任驻印度大使职务,在印度所做的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紧密关系和合作的可贵工作,将永远受到怀念。”会后,周恩来亲自为袁仲贤执绋起灵,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外交部特地为袁仲贤树碑,在墓志铭中高度概括了他光辉的一生,称赞他“是共产主义的忠诚的战士,是优秀的共产党员,立场坚定,作风朴素,联系群众,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三十年如一日,毕生为革命军队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及国家的外交工作作了许多贡献”。

袁仲贤逝世后,周恩来总理(右一)亲视含殓。

袁仲贤逝世后,周恩来十分关心其子女成长,并拿出自己的工资补助他们。

袁仲贤的婚姻和革命事业紧密相联。

1927年,袁仲贤未婚妻朱近芝英勇就义。朱近芝是袁仲贤同乡,学生时代的朱近芝勤奋好学,兴趣广泛,在长沙自治女校学习间,充分利用课余和寒暑假期间,与袁仲贤一道学习《中国青年》、《向导》、《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1922年底,袁仲贤和郭亮带领陶业工人抗“窑门税”等抗税时,朱近芝在铜官积极配合这场工人运动。他们俩是青梅竹马的伙伴,又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战友,具有共同革命理想的两颗心很自然擦出爱的火花。他们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却有着忠贞不渝的革命情谊。即不请媒妁,又不合八字,也不要聘礼,两家一商量,就给他们订了婚。

1927年5月,许克祥在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向湖南省党部、总工会发动了武装攻击。正当袁仲贤率领省总会工人纠察队与之激战、掩护郭亮脱险的关键时刻,朱敬芝不幸被捕。在狱中,朱近芝铁骨铮铮,敌人的监狱成了她坚持斗争的战场,敌人的法庭成了她宣传革命的讲台。敌人以为她年轻,又是哄骗、又是毒打,要她供出团的组织。她被打得满身是血,仍回答“不知道”,最终昂首挺胸走向刑场,英勇牺牲。袁仲贤闻讯后,悲伤欲绝,泪如雨下,誓死继续战斗。1951年,袁仲贤出使印度路过故乡铜官时,专门去看望了幸存的朱敬芝老母亲。

袁仲贤的第一位夫人朱良华也是一位革命烈士。1938年2月,袁仲贤三个代表到范筑先部工作时,朱良华一同前往,任筑先纵队记者工作。1939年4月,袁仲贤被调离筑先纵队后,与袁仲贤对立的朱崇德、张春泰带短枪40余支投敌。此时,朱良华因为即将临产,带着儿子袁子良留在陶馆,不久移居大名县朱王庄。张春泰得知消息,即带人暗杀了朱良华母子。袁仲贤深深怀念朱良华母子。1954年5月,袁仲贤从印度汇款给原第三野战军八兵团副政委、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江渭清,委托江渭清将朱良华母子遗骨安葬于南京雨花台。袁仲贤亲自作墓志铭,并请党内著名书法家、时任华东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的郭化若亲笔书写。墓志铭为:

朱良华,南京人,抗战初期,任筑先纵队记者。1939年冬,母子先后牺牲于河北省大名县宋二庄,年仅24岁。时余随军抗日,大军渡江,殆全国解放后,又出使国外,无暇顾及。今乘归国述职之便,访得遗骨,归葬金陵,当以了多年心愿,亦藉以慰烈士之灵。

良华同志,安息吧!

您的精神将随革命事业而长存

袁仲贤

1955年5月

徐桂梅偕子女在八宝山袁仲贤墓碑前合影

袁仲贤的第二位夫人为徐桂梅。1942年,袁仲贤调任抗大一分校副校长后,经供应股股长明昌学介绍,认识了在抗大一分校所属鞋厂工作的徐桂梅。1943年春,袁仲贤和徐桂梅把各自的铺盖搬到一起,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小层里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周纯全、张雄、孙继光等校领导和个别干部、战士前来祝贺,一盘普通的水果糖、少许红枣、瓜子、花生就是最好的贺礼。婚后,袁仲贤夫妇共育有6个子女:袁和平、袁鲁生、袁南下、袁北上、袁印生、袁平。1957年袁仲贤病危时,最大的遗憾是调任外交部副部长时间不长,未能为党做更多工作,最大的挂念就是几个孩子。他对朱开印说,我的6个孩子还年幼,最大的和平也才12岁,最小的袁平才两岁,请老朱向周总理和外交部反映这一实际困难,在政策允许前提下,给予适当照顾。袁仲贤逝世后,徐桂梅强忍中年丧夫悲痛,在周总理和外交部党组织的关怀下,含辛茹苦陆续把儿女们抚养成人,先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成长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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