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书法（来自《舒同传》）
二
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方向开进后，东乡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白色恐怖笼罩东乡。国民党反动派在东乡下了通缉令，通缉的13个人中舒同名列第一。舒同鉴于革命形势发生逆转，党支部已经与上级失去联系，决定暂时撤出县城，分散隐蔽，寻找立脚点，保存革命力量。从此，东乡革命斗争由公开转入地下。
9月，中共东乡党组织在坪上村乐庭玉家中，由舒同主持召开党员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共党员有20余人，着重研究在农村发展革命组织，建立地下交通，坚持革命斗争问题。舒同语重心长地勉励与会代表：“我们的革命是正义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从死路上找出生路，一定要斗争到底！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革命。”会后，党员分头行动，开始建立秘密通讯站。12月，原城镇区党部常委姜希贤因遭到追捕来到白云峰下，告知东乡国民党正在捉拿舒同等人，建议离开东乡，保存革命力量。舒同等人隐蔽在一个偏僻山村，与上级党组织完全失去联系，也看不到国民党报纸，对外面形势一无所知。大家商量，部分同志转移出去寻找党组织，舒同、乐庭玉、李克昌等人仍留在白云峰下开展革命活动。
1928年3月，中共江西省委派遣老孟同志到小璜，与舒同取得联系，在魏家村舒同岳父家召开党员会议，舒同主持会议，老孟同志在会上介绍目前形势，并转达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将中共东乡支部改为中共东乡县委的决定，直属中共临川县委领导，由舒同担任中共东乡县委书记。会议专门研究扩大革命武装问题，拟策划组织革命群众，进入县城举行武装暴动。但由于组织不够周密，丧失有利时机，未能付诸行动。5月，东乡党组织又在开山寺召开党员扩大会议，由舒同主持会议，研究决定继续举行武装起义。但由于叛徒出卖，革命斗争经验不足，李克昌、俞远、张珩和赵拔群等先后牺牲，东乡党组织稠密交通联络网彻底遭到破坏，中共东乡县委只剩下舒同和乐庭玉两人。秋天，他们和上级党组织再次完全失去联系。他们试图到景德镇寻找方志敏，但因没有地下交通带路，沿途国民党军警戒备森严，根本无法通过。
12月，舒同通过父亲舒仁兴了解到乐雪猷已经化名乐典在南京找到工作掩护自己，并告知梁宜化名梁敬笃，在上海做事，邀请舒同前去寻找党组织。1929年初，舒同与乐庭玉秘密离开东乡前往南京乐雪猷处，未能找到党组织。他们又来到上海梁宜处，仍没有联系上党组织，恰巧梁宜接到在安徽驻军做军医的一位同乡来信，信中告知在含山驻军有一位营长，乐意接受江西学生，并不忌讳共产党。舒同和乐庭玉决定去碰碰运气，经过南京和乐雪猷一起前往含山，并由乐庭玉先往联系。但当舒同和乐雪猷赶到含山时，那个营早已奉命开拔，往北走了。这时，他们俩已经身无分文，连晚饭都吃不上。走投无路间，舒同想到替人写牌匾作对联挣点钱。他们到了一个饭店，找老板商量，老板很高兴，因为他早就想请人写个牌匾壮门面。舒同为他写了“含山饭店”匾，老板眉开眼笑，盛待他们吃了饭，又把他们领到一个老拔贡先生家里，老先生非常欣赏舒同的题字。听舒同说他们中途落泊的穷学生，他立即找来附近的几个书法爱好者解囊相助，把舒同两人留在一所小学住下。舒同为他们写了两天的字，老先生执意留舒同在小学教书，舒同借故推脱。走时，老先生为他们开了一张“请沿途军警放行”的路条。
3月，舒同再次回到南京，仍然没有找到党组织。这时，舒同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招考录事的广告。为解决生存问题，舒同报名考试被录取，成为陆军军官学校政训处一名准尉录事。舒同在军校从不跟任何人打交道，每天下班之后，即回到十几个人居住的集体宿舍看书，或到图书馆读书，或找个安静地方写作，以免暴露身份。在半年时间内，舒同以舒方藻的笔名发表了纪念孙中山的《继续伟大者的革命精神——为总理逝世五周年而作》等十多篇文章。
1930年8月，舒同从国民党《中央日报》看到红军向赣东南方向发展的消息，欣喜若狂，决定立即离开军校，前去寻找自己的队伍。舒同趁军校裁人之际，立即写报告要求回家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很快得到政训处批准。此后到1831年7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通缉令才送到南京中央军校，并注明舒同化名舒文藻，系少尉书记职务。此时，舒同已离开军校近一年之久，又重新恢复共产党员身份，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名战士。
舒同潜回东乡后，不久即联系上从事地下工作的邹卓尔和黄励群，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此时，红四军打到崇仁，正准备攻打抚州。舒同获悉红军部队要来，立即与邹卓尔和黄励群商量组织武装暴动，策应红军军事行动。舒同正准备派人前去与红四军联系，红四军却主动派人找到舒同，要舒同过去。于是，舒同带熊崇德同行，到达红四军政治部。政治部主任彭祜热情接待舒同，罗荣柜也接见了舒同，听取了舒同的汇报。罗荣桓告诉舒同：“敌人很快要来进攻，我们还要撤退，抚州不能打了。”舒同表示不解，红军何以不作战而撤退？罗荣桓简要地通报了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的精神。罗荣桓建议：“现在敌人出动了。不仅抚州打不得，你也回不去了，就留在部队里工作吧！”这正是舒同梦寐以求的愿望，他欣然表示同意。舒同当即跟随红四军，从崇仁到宜黄急行军40里，成为一名红军战斗员。
舒同刚参加红军，即被委任为红四军政治部秘书，正赶上红一方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舒同目睹了部队乱捕乱杀的现象，因而未能向组织上如实汇报自己在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破坏，逃亡他乡，到处找寻组织未果，最后不得不化名进入国民党南京军校任录事，隐蔽了一年多的时间，直至听到红军的消息离职返回东乡寻找红军。这段历史，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专案组抓住不放，说他是叛徒、投降、变节，对他进行了长达6年的“军管”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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